摘 要： 李建勋是我国近代知名教育家。他长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高等师范教育思想。特别是在高师教育改革方面，李建勋秉持“学与术并重”的改革理念，明确提出了高师院校独立设置、专业课程与专门课程兼顾、理论教学与参观实习统一、研究能力与教学能力并重等改革主张，对当前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李建勋；“学与术并重”；高师教育改革；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58.3；G65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1-0080-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1.017
李建勋（1884——1976），字湘宸，河南省清丰县人，我国现代师范教育的重要创始人。1908年从北洋大学师范班毕业后，李建勋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高师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北京高师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天津师范学院院长等职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高师教育思想，特别是在高师改革方面，秉持“学与术并重”的理念，明确提出了高师院校独立设置、专业课程与专门课程兼顾、理论教学与参观实习统一、研究能力与教学能力并重等改革主张。对当前我国高师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与术的偏废”：有关高师是否独立设置的论争
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史上，高等师范学校曾几度陷入存废的危机。“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一场关于师范教育地位的大讨论，在高等师范教育领域，具体表现为高等师范教育是独立设置还是与大学合并的问题。关于高师是否独立设置论争的发生或许是历史必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取消高等师范教育独立设置，1915年4月，湖南省教育会就在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提出高等师范“更无独设一校之必要”的主张。虽然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却也是高等师范教育废存之争的先声。此后，关于高师是否独立设置的问题所形成的取消派与保留派针锋相对，论争相持不下，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更是将高等师范教育存废的争议推向了高潮。其中取消派认为，“凡智识阶级人尽可为师，教育原理，并无秘诀，不比他项职业筋肉技巧，非熟练不可。”[1]基于教育学的角度，李建勋认为，这是一种对高等师范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对中等学校教师培养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或不准确而表现出来的错误观点，教师教授知识的能力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真正的师者并非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从教育和教育学的视角观之，取消派的认识实为谬论。
在此之后，1932年再次掀起取消高等师范独立设置的论争，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提议取消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取消师范大学是“历史演进的继续和学制改革的尾声”，又说“凡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与研究，无不可拿普通大学来代替”[2]，这是一种典型的“代替”说。李建勋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予以严厉而不失其实的驳斥，在他看来，师道之所存，不仅传授知识，而更在于授业与解惑，帮助学生成长成才，这需要专业的知识、敬业的精神及乐业的情怀，并非一般大学毕业生所能胜任。1938年，高校纷纷内迁，高师教育制度也发生重大变化，师范大学改为师范学院。后来，又因西北联大改组而取消北京师范大学内迁后所办的西北师范学院，李建勋发出感叹，认为这是抗战期间的一大损失，更是教育史上的不幸事件。李建勋积极维护西北师范学院独立办学的地位，“今抗战未完，而师大先亡，将来吾人有何面目以见北平父老！故在抗战胜利之前，吾人愿联合全国校友，力争师大之生存。”[3]
李建勋深入分析高师之所以多次陷入存废危机的原因，不论是高等教育“保留派”还是“取消派”，他们对高等师范教育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所培养的师范生，没有发挥学科优势，在知识上丰富专门知识，反而专攻教育学知识的深度，完全注重“怎么教”这个问题，而忽视了“教什么”从而导致了“重术轻学”的问题。而师范大学的学生有过于重视中等学校所开的科目广度，而一定程度忽视了“怎么教”，导致了“重学轻术”问题。也就是说均没有兼顾“学”与“术”，讲求两者的结合，培养师范生能灵活运用合适的方式教授科学的知识。李建勋认为，“学”与“术”皆不可偏废，否则都不能培养合格的中等学校教师，而“学与术并重”是贯穿于高师发展的生命线。有基于此，李建勋认为，在高师发展与改革中，应该贯彻“学与术并重”的理念。
二、“学与术并重”：李建勋高师改革的基本思想
李建勋认识到高师要健康稳定发展并保持其独立地位，在高师的机构设置、课程与教学改革以及研究能力与实践教学能力的要求等各方面改革中均需要贯彻“学与术并重”的理念，也是高师改革的必然选择。
（一）主张教育机构独立设置
在高等师范学校存废纷争的洪流中，李建勋坚定高等师范学校独立办学的立场，维护高等师范教育独立发展，不仅有理有据地反对取消高等师范学校，而且基于自己的专业学识和对高等师范教育的科学认识极力主张高等师范学校提高办学层次，升格为师范大学。李建勋认为教师对国家和社会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他指出，“教育为立国根本，师资为教育渊源。”[4]对高等师范教育特殊性的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高等师范教育的特殊性，尽管附设于综合大学的教育学院、教育系从人才和设备方面能够应付一段时间，但是却解决不了师范生培养的根本问题，即儒家气节、专业精神和课程专业化的问题。在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学制会议会上，李建勋提交《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获得通过。1932年高等师范教育再次陷入存废争议之时，李建勋更是提出“训练中等及初等学校教员之教育机关应该独立设置并以法律严定其毕业生之服务办法”[5]，主张以立法形式确保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立存在。李建勋主张高等师范教育机构独立设置的同时更是极力主张提高高等师范教育的办学层次。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李建勋主张“按照人口、交通、文化、经济因素，高等师范学校应分地区匀设，以适应中等学校的需要。”[6]
（二）专业课程与专门课程兼顾
在课程设置方面，李建勋主张修改高等师范教育课程以完善师范生的知识结构。李建勋基于高等师范教育的目的与其他大学的目的不同的认识，除教育科外，应同时设立其他各科目。李建勋将高等师范教育应该开设的课程归为四个类别，即修身科目、基本科目、专业科目和专门科目。其中，修身科目应该开设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基本科目应该开设国文、外国文、生物、伦理学等；专业科目应该开设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学法、教育测验和统计、中等教育等；其中专门科目即各系的专习科目。在李建勋看来，“如果此四类科目分配合适，并且采用适切的教学方法，则教师不难获得所应该具备的学力。”[6]与此同时，李建勋主张设副科，让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各自成系，互为主、副科，根据调查，当时中等学校教员中教其所学仅为百分之二十五，设立主副科不仅可以解决教员聘任的困难，而且教学效率也可以提高，为了使毕业生更好的为中学服务。至于设立主副科会导致以前“教育学院造就教育特长而非专门学科教员的危机”的担忧则属过虑。李建勋兼顾专业课程与专门课程的课程设置，既考虑到了师范生以后从事教育教学必备的基本知识，又满足了教授中等学校各科目知识的需要更是促进了师范生在“学与术”的全面发展，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也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结合，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其意义重大且深远。
（三）理论学习与参观实习统一
李建勋高度重视理论学习与参观实习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问题，他认为“实习不仅为技术之训练，且可证明学理，发现问题，以引起研究之兴趣，在师资训练上甚关重要也。”[7]但是，当时师大仍执行陈旧的实习制度，每人仅实习教学八个小时，尤其师大当时没有附属师校，所以教育系的学生，都在非教育学的其他科目进行实习，因此实际获得收益甚少，这一点更是亟待改革。所以，为了使教育系与其他系的学生获得相等的实习机会并得到相同的收获，李建勋主张此后附属学校拟设立师范部，以增加教育系学生实习教育科目之机会，以提供发现教育问题的机会，并引起研究之兴趣，培养研究与解决教育问题的能力，其教育学术研究的水平。同时，李建勋主张提早开始实习并延长实习时间。虽然教育系的参观实习，较他系已提前一学期，但因为有论文研究，以至两项工作都有时间不足之感，如果将参观实习提早到第三学年，持续两个学期。如此“不仅实习之功可以充分表现，而专精之论文，亦易完成，可谓一举两得矣。”[7]高等师范教育原本就負有专业与学术的双重使命。李建勋还建立的参观实习制度不仅对培养师范生问题意识，从实践中发现教育问题、培养研究兴趣与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培养师范学生的教育情怀起到重要作用，同样体现了“学与术并重”的思想。
（四）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并重
在培养师范生实际教育教学能力的同时，李建勋积极倡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提高师范生的研究水平。李建勋认为，高等师范教育机构是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最为重要的基地。在他看来“无论是大学还是学院，均是研究高深学术机关，并无高低之别”[6]；师范学院也要与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和教育一样，主注重教育学术研究，师范毕业生应该具备学的基础与术的能力。李建勋认为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教育行政人员，仅凭借经验而缺乏专门的学理基础，教育系的学生因为没有师范部而缺乏对口的实习岗位，导致教育行政人员不能胜任其本职工作。李建勋认为，我国的师范教育制度，没有像美国的教师学院等高等教育机关来培养教育部长、厅长、视学、校长等教育界的领袖，这是一大缺陷。而且当时的教育行政人才缺乏，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并没有接受专业的教育，教育学基本素质缺乏。李建勋“提倡学生写学期或学年论文，并为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提供了相关调查研究的费用。并且将学生写得好的论文推荐到《师大月刊》发表或者交图书馆编目存库。这对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8]关于师范生的课程学习和课外实习实践的关系，李建勋认为，“教育不仅限于课内之教学，而课外活动尤为重要，惜吾国对此甚少注意，故其成绩亦无可观。”[6]
三、李建勋“学与术并重”高师改革思想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整体发展状况良好，同时也面临诸多新挑战，而问题的根源又多与“学”与“术”的问题有或多或少的纠缠。一定程度来说，李建勋“学与术并重”的高师改革思想对我们今天的高师改革与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一）高度重视高师教育地位，充分尊重教师的养成规律
基础教育肩负着提高民族素质的重大使命，基础教育能否办好，教师的综合素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要求国家要坚持以师范院校为基础教育教师培养主体机构的制度不动摇，而师范院校要坚持以培养优质的基础教师为根本目的与崇高使命不动摇，高师教育要充分尊重教师养成的基本规律不动摇。同时，高度重视高师对培养基础教育教师的地位与作，范大学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本职工作，切实为师资培养发挥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和培养更多高质量的教师来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在探寻与尊重高师教育规律方面，尽管他处在深受教育救国和国家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时代，依然努力探索高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完善高师教育制度、研究高师教育理论并遵循高师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教师养成的规律，体现了真正的教育家精神。现如今，我们依然应该积极展开高师研究，探寻且尊重教师培养的内在规律，教师成长的规律，积极探索、深入改革高师培养制度，更加科学地谋划高师事业。
（二）学习贯彻“学与术并重”思想，积极应对高师教育新挑战
师范院校对教师培养拥有天然的优势和资源，是培养基础教育教师的前沿阵地。然而，反思我们当前某些师范院校的发展，以向综合性大学看齐为发展方向，为跻身于实用学科，过度看重在高校排行榜中的地位，不安分于学科设置的现状，学科门类贪多求全，重视实用功利的显性之学，导致自身优势渐失，师范特色褪去，实在令人扼腕。部分师范院校将大多经费不是花在建设教师教育项目上，而是积极参与其他学科建设，试图在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建设中分一杯羹，占一席之地，将教师教育这一根本任务与使命置于次要地位，实属本末倒置，高师教育因此也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当前基础教育教师教学能力与研究解决现实教育问题能力不足的问题。而其实质乃师范生“学与术”能力培养的不充分不平衡的原因。基于此，高师教育应贯彻李建勋“学与术并重”高师教育改革理念，并面向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适时进行必要改革，以妥善应对高师教育的诸多新挑战。
（三）改革完善教师培养方案，不断提高教师“学与术”能力
上述业已提及当前我国高师教育面临诸多新挑战，因此，继续不断改革完善我国高师教育的教师培养方案显得格外紧迫与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学与术”的问题是困扰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因而，在当下的高师教育改革中，应该汲取历史经验，积极借鉴李建勋“学与术并重”的高师教育改革思想中的有益部分以用于当前的改革实践。简单来说，就是要在课程设置方向尽量做到兼顾专业知识与专门知识，以切实完善师范生的知识体系、知识结构，为今后知识传授及传授的技能打好基础；在教学方式上重视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相统一，尤其要加强实际教育教学能力的培养；在论文撰写与学术研究能力方面，应该注意在参观实习过程中培养问题意识及分析、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严格要求毕业论文写作，切实提升研究与写作能力，以期不断提高师范生“学与术”相融合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刘问柚.中国师范教育简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58.
[2] 马啸风.中国师范教育史（1987—2000）[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5.
[3] 孙天泰.师大暨本院四十周年纪念日讲演词：教授代表李建勋先生讲词[J].国立西北师范院校务汇报，1942（49）.
[4] 李建勋.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J].教育丛刊，1922，3（5）.
[5] 李建勋.立法院宪法草案委员会所拟宪法草案内教育专章之批评[J].师大月刊，1933（8）.
[6] 李建勋.吾国高级师资训练之待决问题[J].教育通讯（汉口），1942，5（29）.
[7] 李建勋.教育学院之概况及其计划（附表）[J].师大月刊，1932，（1）.
[8] 四平师范学院《中国教育家传略》编委会.中国教育家传略（第1卷）[M].吉林：四平，四平师范学院，1981：72.
（责任编辑：赵广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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