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Earth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潜力与局限性述评

报告均依据购买的商业卫星数据，如果开展大区域调查势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Hritz 2008；Stone 2008a；2008b）。正如最近一期的《美国考古学记录》所报道，一个持续中的项目对约旦的考古学遗址被盗情况进行了量化，作者Contreras and Brodie（2010a，2010b）向读者展示了使用GE的免费图像能够在几乎零支出的情况下实现大面积区域的调查。而如果他们在研究中全部使用商业数据的话，将会产生总额高达约90～250万美元的费用。因此，他们认为这种低成本的盗掘量化方法将对遗产管理的决策过程大有裨益。

随时间变化的监测

对文化遗产和遗址的管理来说，GE的一个潜在用途是有可能对遗址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进行评估。最近发布的GE5.0版本增加了新的特性，其中包括了通过调节“时间滑块”来浏览历史图像数据集的功能。这个功能就和GE的其它功能一样易于使用：使用者仅需导航到一个感兴趣区域，然后按住鼠标向左或向右拖拽时间滑块即可。当鼠标向左拖动时，最新的卫星图像（系统默认显示）将被较早的图像所取代，持续这一操作可以显示所有可用的历史图像。与所有其它图像一样，哪些历史图像可用完全取决于GE的图像数据库（他们能够购买且愿意购买并用于比较的那些图像）。对这一特性的检验表明，斯坦福大学校园的图像可以回溯到1948年；而加拿大温哥华市最早仅能找到1991年的图像。

考虑到GE历史图像覆盖范围的不均一性，有必要将GE和CORONA或SPOT等其他类型的遥感图像相结合，以便跟踪遗迹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尽管这样做会使成本陡增）。GE和其他数据库的使用可能会对我们评估和干预受威胁的考古遗址作出重要贡献。侵蚀、侵占性的开发、盗掘以及其它埋藏学过程都能被追踪和量化。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将某个遗址连续的历史图像和新近图像分层显示，就可以创建一份可供分析的该遗址随时间变化的数字档案。

技术上的议题

GE广为诟病的一个缺陷是它没有在全球范围提供高分辨率图像的覆盖。尽管有些考古勘探在较低分辨率下依然有可能得以实现（例如，一些大的地面建筑或许可以辨别），但考古学家对GE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其高分辨率图像。不过，低分辨率图像覆盖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GE持续更新其（高分辨图像的）覆盖率，情况自2005年发布以来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此外，GE最近投资发射了一颗GEOEYE-1卫星，该卫星将传回分辨率达0.5米的高清图像，这些图像将会导入GE中（/geoeye）。

软件和电子产品总是瞬息万变。Parcak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2009b：362）批评GE没有提供图像数据的拍摄日期，谁料2009年4月发布的GE5.0版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引发了对另一个问题的思索：GE是一个私人公司所研发的专有软件包。因此，正如考古学家对手持式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使用需仰美国国防部之鼻息一样，考古学家对GE的使用则依赖于谷歌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公司。同样的，GE使用一种专有的文档格式（.KMZ）。那些开源软件提倡者马上就会关切提醒，一旦软件公司关门大吉，这种专有格式的文件会很快过时甚至完全失效。虽然人们都觉得谷歌公司看上去并不会发生什么变故，但这些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伦理问题

Ur（2006）担心，GE对盗掘者的帮助可能不亚于其对考古学家的帮助。他注意到在纸质出版物中，考古遗址被标绘到1：250000的地图中，在如此小的比例尺下，如果没有辅助信息的话，想找到遗址的精确位置还是很难达成。与此相反，GE用于标注地点的基本工具——“地标”——的位置是不能模糊显示的。由于地标能便捷地在网上共享（例如项目网站或博客），加之相关信息易于加载到手持式GPS中，Ur对我们该如何使用以及通过数码方式传播它们提出了告诫。

Moshenska（2009：50）提醒我们要警惕通过航空和卫星视角所提供的没有人情味的 “庞巴迪视图”（bombardier’s-eye view）——过度地依赖它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项目丧失人性。我们需要谨记，卫星图像是（对目标物的）一种抽象的概括，同时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表现形式。所以GE显然不能作为田野工作的简单替代物。理想的条件下，GE的应用应该与考古学家所熟知的标准地表工作以及各种人工方法相结合。如果这行不通，那么我们在对遗址和各种遗迹现象进行解译时则需格外谨慎。

伴随对研究对象非人性化的担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谷歌卫星所拍摄到的人对其人身和财产的记录以及在网上的再现都毫不知情。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连篇累牍所讨论的（Myers 2010），GE甚至被看作一种全景式的窥视技术，从而有可能对被窥视的对象构成暴力侵害。将GE视为“圆形监狱”的观点揭示了一种复杂的、发人深省的、也许是无法解决的矛盾（译者注：所谓“圆形监狱”是由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的一种监狱建造形式，囚室中的犯人无法看到监视人员，会疑心自己时刻受到监视，惶惶不可终日）。考古学家对GE的任何使用都应伴随着对这一矛盾的充分讨论。假以时日，这种讨论或将促使问题得以解决。

结 语

GE与考古工作的日益结合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考古学家及其他人士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对数据所有权和持久性的担忧，GE对专有软件及文档格式的依赖，高分辨率图像的不均衡覆盖，GE被盗掘者利用的可能性，以及非人性化和呈现方式的伦理问题。GE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的益处则包括：定位未知遗址，重新评估已知遗址（特别是针对战区和其他难以进入的区域），对盗掘情况进行监控和评估以及考察遗址随时间变化情况的一种廉价手段。最后，尽管我们在使用GE时必须慎重，对可能的伦理问题也要时刻反思；但它的应用显然是考古学家工具箱的一个有效的、不可缺少的补充。

注：本文原载《美国考古学记录》第10卷第4期（Myers A. Field work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 a review of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of Google Earth for archaeologists[J]. SAA Archaeological Record， 2010， 10（4）： 7-11.）。文章题目及内容遵从原作者Myers A.博士的建议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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