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西部戈壁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一个传奇的名字———程开甲。是他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是他攻克了原子弹起爆冲击聚焦设计的关键理论难题，并创立了中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程开甲是23位受到表彰的科学家之一。
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有“中国诺贝尔奖”之誉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证书。
这是共和国的崇高褒奖，这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销声匿迹在“死亡之海”的岁月
1960年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直至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接任副所长时，他方知被钱三强亲自“点将”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自此，叱咤学术界的程开甲“消失”了。
核试验是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研究任务。当时仅有美、苏、英、法4国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进行过核试验，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原子弹研制初期，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
1962年上半年，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为贯彻中央部署，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组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1962年，程开甲参加制定朱光亚主持的中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科学技术工作最早的纲领性文献及有关研究工作纲要、课题，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1963年，他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一线去。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程开甲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1964年10月16日，融入程开甲万千心血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周恩来总理接到这个好消息后，在电话里问：“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程开甲作出肯定的分析：“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爆炸当量约几百万吨TNT，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
难得的是，自动控制系统在原子弹爆炸瞬间启动1700多台（套）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中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程开甲在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等。作为中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1984年，程开甲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射加固的研究。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次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程开甲在北京寓所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32年前，他站在罗布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高塔旁的时候心里就想：“总有一天，全世界会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
虽然参加核试验的20多年里程开甲隐姓埋名而没发表过一篇论文，但他一直坚守着对科研的追寻。早在20世纪40年代，程开甲用量子力学证明了“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此方程连狄拉克本人也未证明过；50年代，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六七十年代，他的学术结论外界都很难看到，而是书写在了中国核研试的阵地上。80年代，程开甲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之后，他又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一直没有停下开拓创新的脚步。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核司令”的深厚底蕴源自名师名校的熏陶
长期在外搞科研，程开甲心里始终惦记着家乡江苏吴江，有机会就会回去走一走，看一看。每次回吴江，他必定会关心当地的学校和学生，激励学生珍惜美好时光，认真完成学业。
开，即开转；甲，第一。程开甲的名字是祖父程敬斋取的，老人希望孙儿能够考取功名，为家争光。祖上是徽商的祖父程敬斋是远近闻名的商人，然而，吴地尚文，程敬斋对儿孙最大的期许却是走科举功名之路。程开甲出生前一天祖父过世，作为家中老幺，也是惟一的男孩，程开甲日后果然不负祖父厚望。
程开甲7岁那年，父亲程侍彤故去，从此家境贫寒。母亲地位卑微，两年后她再也忍受不了，离家出走，程开甲成了无人看管的孩子。就读于家乡观音弄小学（现为盛泽实验小学）的程开甲对家庭失望，一心玩耍，小学二年级竟然连着留级两次读了三年。时任观音弄小学校长的简晓峰发现这孩子虽然“皮”，但脑子聪明，好好培养可能成才。在简校长的精心调教下，程开甲的潜能逐渐被激发出来，成绩迅速上升，尤其是数学，没有难题能难倒他。半年后，简校长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让程开甲直接跳过四年级升入五年级学习。
1931年，程开甲考入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10位院士。在这种提倡创新的环境中，程开甲接受了6年“中西合璧”的基础教育。
读初一的时候，程开甲还成绩平平。初二开始，程开甲从图书馆里借来许多科学家传记着迷地阅读。这些书开启了他心中的智慧之门，使他对科学家的人生充满了兴趣。那些重大的科学发明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使他渐渐萌发出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理想。
程开甲数学冒尖，英文也很流利，能阅读许多原版书，得过全校英文背诵比赛和省演讲比赛第一名。他由于学习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初中时期的他，梦想是造一艘水循环驱动的大船。中学老师姚广钧呵护他的想象，不时为他“开小灶”，指导他预读大学课程。程开甲日后回忆说：“求学问和学做人，中学是关键时期，我有幸在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中成长。”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陈建功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训练。
有一次，束星北给学生们出了一道考题：“太阳吸引月亮的力比地球吸引月亮的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跑？”大多数同学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的考题。只有两位同学得了满分，其中一个就是程开甲，他用牛顿的力学原理回答了这个问题。束星北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认准他日后定有作为。
时值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开始“流亡”，从1937年8月到1940年2月迁入贵州为止，两年半内一迁再迁，程开甲也就在颠沛流离、日机轰炸的流亡大学完成了学业。他读书十分刻苦，经常在昏暗的桐油灯下看书。一位同学跟他打赌：如果他整夜读书不睡觉，就给他出灯油钱。程开甲毫不含糊地读了三天三夜书，于是同学们都戏称他为“程BOOK”。
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年近80岁的程开甲来到母校做学术报告。教室里满是后学和晚辈，座无虚席。程开甲当年的近代物理课老师、已经90岁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从隔壁教室搬了把椅子，也坐在台下静静聆听。程开甲做完报告后，王淦昌站起来连声说：“讲得好极了！”
大学毕业后，程开甲留校边教学边搞科研。鲜为人知的是，1944年担任浙大助教时，程开甲写了一篇题为《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的论文，王淦昌推荐给来浙江大学考察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李约瑟看到论文亲自修改润色，并将论文带给物理学权威狄拉克。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不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于是，论文未发表。程开甲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研究。这也成为一件憾事，后来一位国外科学家做了类似实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其测得的新粒子质量与程开甲当年的计算值基本一致。年轻的程开甲与诺奖擦肩而过。
赴英深造学成后誓作“海归”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玻恩一生共带过彭桓武、杨立铭、黄昆、程开甲这4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中科院院士。
在玻恩那里，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
1948年程开甲于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当研究员。已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的程开甲最终却选择了回国。为什么？
数十年后的一次散步中，身边的秘书问起这个问题。程开甲当即反问：“你知道外国人骂我们什么吗？”“他们骂我们是劣种！”程开甲气愤地回忆了当初在英国遭遇的歧视。有一次去海里游泳，当他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下水时，几个具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立即上岸，还说：“有批人把我们的水都弄脏了，我们走吧！”
“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出头之日，在海外的华人心中都很闷，很苦。”然而不久，程开甲看到了希望。那是1949年的4月20日，4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军舰相随驶进解放军的防区游弋。解放军再三发出警告，英国军舰视若不见，解放军遂予以炮击。
消息传出后，英国朝野乃至世界各国为之震惊，也让程开甲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到我们中国人敢于回击英国人，第一次有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就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50年盛夏，程开甲婉谢导师和朋友的好意，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这年8月，他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程开甲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从事理论物理的教研。为了国家建设，程开甲全身心地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亲自授课。程开甲竭力倡导把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应用于固体物理。
随和而严谨的科学大家与他创建的“小科学院”
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使吕敏、忻贤杰、杨裕生等人迅速成长。
“当时，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做准备时，国外全面封锁我们，我们可以说是面临所有的难题和仪器设备的问题要解决。我们一方面奋力攻关，一方面在上级的支持下，与全国全军的科研院所、学校、工厂开展无私的大协作。同时基地和研究所的全体官兵和科研人员也在走出去学回来，解决一个个难题。”他创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是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张爱萍将军曾称赞“研究所是个小科学院”。
“父亲一直很忙，从来不管我们。而且他的工作很神秘，我们也是大学毕业后才知道的。”程开甲的女儿程景玉说，他们家共有5个兄弟姐妹。姐姐程漱玉一直待在父亲身边，既是父亲的生活秘书、又是技术秘书。程景玉说，早年父亲根本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除了中午回家吃饭时能见上一面，晚上基本不可能见面。
程开甲温文尔雅，很有学者风度。接触久了，你就会发现他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有强烈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干工作格外认真，对技术上的细枝末节从不放过，有时他问的问题会让科技干部急得直冒汗也答不上来。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开会总是提前5分钟到场。大家既尊重他又都有些敬畏他，年轻干部有事到他办公室，他会热情让座，走时又会起身相送，待人谦虚随和，有口皆碑。
程开甲当年的警卫员回忆说：“我见过程老与大家‘争吵’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结果总是程老争赢了才结束，他不会因为对方级别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但吵归吵，生活上他们还是互相尊重的好战友。程老始终认为试验测试数据要准确可靠，就必须遵循科学，严格要求。”
（责编 孙礼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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