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汇报,钱伟长提出加强引用计算机的建议,并特别介绍了各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资料,提出建议。周总理亲自审阅后予以指示,从而建立了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体系。1974年,钱伟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迎来科学的春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好像漫漫长夜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举国上下无比欢欣地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1979年,中共中央改正了有关把钱伟长错划为“右派”的决定。
1980年,钱伟长任全国政协常委并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1982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85年任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7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in China)杂志主编,1988年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1990年任海外交流协会会长。
同期,钱伟长还担任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和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并任华东工学院、江苏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泉州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和《国际工程科学月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Finite Elements in Analysis and Design)、英国《薄壁构件》(Thin Walled Structure)、乌克兰《应用力学》(Пpикладная
Механика)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总编委,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1977—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板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钱伟长迄今已发表论文200多篇,专著15种。
在教育事业方面,钱伟长开创了我国大学的第一个力学专业,主持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力学专业人才。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力学界科研和教学的骨干,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兵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教学上,钱伟长辛勤耕耘、不断进取。在繁忙的公务中抽时间和学生具体地探讨如何攻难关、做学问,这也是他最大的快乐。他思维敏捷,见多识广,经常有令人惊叹的新点子。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指导了18名研究生和10多名共事的助手,以及三期力学研究班学员。其中他和叶开沅等人的关系曾以“迷人的师生关系”为题被报道过。20世纪80年代,他在70岁高龄之后,又创办了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出版了《应用数学和力学》(中文版、英文版)及《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进展》(英文版)两种杂志,继续指导了38名博士生、11名硕士生。
在清华大学和上海工业大学办学的过程中,他从切身体会出发,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阅读文献和钻研的能力,重视教员的教学和科研的结合,重视理科和工科的结合,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重视学校为社会服务。1977年以后,他曾不辞辛劳,走遍祖国的穷山僻壤,作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提倡科学和教育,宣传现代化,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1985年以后,又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及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奔走。
改革求知志不渝
钱伟长是一位才思敏捷、直言不讳、勤奋工作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
近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奔波在全国各地,作了几十场演讲或专题报告,观点新颖,符合国情,深受各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喜爱。
作为上海工业大学的校长,钱伟长的办学宗旨是拆掉“四堵墙”,即拆掉学校与社会之间、校内各学科之间、教学和科研之间以及教与学之间的“墙”。钱伟长也很重视学生的体魄,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改进体育活动的条件。他认为,理工科学生也应接触美育和艺术。他曾邀请剧作家黄佐临、音乐家贺绿汀、书法家钱君和王个等多位名家到校指导,在学校还成立了文化艺术中心,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钱伟长很重视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爱国心,教他们读文献,给他们出题目,经常和他们做阶段性的讨论。他认为,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主要区别在于,大学生学到的东西都是人家组织过、消化过、系统化了的东西;而研究生学的东西是正在发展的,其中不少问题还有争论。这种正在发展的东西就是一篇篇发表在科技杂志上的论文。
钱伟长认为,科研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高峰的过程。“前人的肩膀”在哪里?在文献、专利和各种科学技术和生产的情报资料当中。前人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或报告,就为后来者提供了“肩膀”。学术方面的期刊、会议、内部报告和专利,都是使科学工作者的成果社会化的重要环节。他很重视指导学生把自己的阶段性成果及时、恰当地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使他们置身于人类知识发展的长河中。
钱伟长认为,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应用和开发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他主张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必须宏观综合平衡。不仅是国家的全局,即使是个人的研究实践,都必须把四种研究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无论如何离不开基础研究。当一些部门的科研组织和安排出现急功近利倾向的时候,他就号召有志于基础研究的同志们认定目标,安于清贫,把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做下去。
钱伟长多次说过:“在改革中要重视知识,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立志改革、振兴民族的志士仁人。‘一二·九’救亡运动发生时,我已经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了。我和20多位同学一起,蹬上自行车,南下宣传抗日,我们到了很多城镇和穷乡僻壤,真正了解农村的贫穷。这激起了我们发誓要用学到的知识拯救古老民族的强烈愿望。那时候,我以为最好的道路是‘工业救国’。从历史上看,中国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才知道自己落伍了。首先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们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五四’运动中,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黑暗的旧社会使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1948年底,北平解放时,清华大学170多名正、副教授只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外国人。5个院长,一个也未去台湾,有一个地位和胡适不相上下的名教授,蒋介石把机票送到他手里,他也不走。文学院的陈寅恪,双目失明,精通典籍,人称四个‘国宝’之一。蒋介石把他带到广州,广东临解放,他说什么也不走了,后来便留在中山大学执教。去了台湾的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在1953年把惟一的儿子送回清华,让他效力于祖国的水利事业。梅校长去世以后,年逾八旬的老夫人也回到了北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作为生活在世纪之交的青年人,应该比宋人范仲淹有更宽广的胸怀,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
他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1986年,他率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在英国曼彻斯特与王大珩教授一同和留学生见面,以自身的经历和认识,恳切地叙说人民多么期望着祖国儿女学成归来参加建设,使不少听众为之动容落泪。
关于知识的问题,钱伟长还认为,改变我们现在的落后面貌关键在于重视知识。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更加看得出重视知识的必要性。现在有两种工业,一种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如纺织、建筑等行业;另一种则是知识密集型工业,如电子计算机等一些高新技术行业。当代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都在往这个方向转。美国已经转得差不多了,日本还在转变之中。他们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转给第三世界。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需要知识的,现代的社会需要大量的知识,光靠体力劳动是建设不起现代化的。
钱伟长主张,青年人应该积极投身改革,站在改革的前列,但要牢记,不能胡改,因此青年人尤其要重视学习,要按照科学规律和国家的发展来改革。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他提倡人人都要学习,3年不学习就落伍了。他认为要给年轻人大量学习的机会,不能给年轻人的学习设很多卡,要广开学路,特别要鼓励在职青年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学习。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天才”也是不存在的,才能虽然有差别,但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勤奋学习和实践。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都不是“神童”,牛顿终生勤奋学习,很少在午夜两三点钟以前睡觉,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学习也是实践,不断地学习实践是才能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只有坚持不懈地奋发努力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家。钱伟长曾在他的《科学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道:“1977年以后,欣逢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极尽绵力,把一天当作两天过,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就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内心自白,这种精神感天动地。
钱伟长,这位出身清贫、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学者,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由国学,而西学,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和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超人的才华、坦率的品格和精辟的见解已经广为人知。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近60年从未停顿的辛勤耕耘和开拓,对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发展,无论是在学科开创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每每想起钱伟长对广西出版工作的厚爱和关心,一种认真研究他的人生历程、科学贡献和人格力量的愿望便油然而生,而且愈来愈强烈,后来我写了一部书《走近科学家》,详细的介绍了包括钱伟长在内的30位中国“两院”院士。
此时此刻,钱伟长已成为我们抬头仰望着的星空中的璀璨星斗,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随着科学大师的足迹继续前行。
【相关键接】钱伟长,(1912.10.9—2010.7. 30 )科学家与数学家。1912年10月9日生于江苏无锡。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校长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广东暨南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校的名誉校长。曾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编委,《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中美编审委员会委员,波兰科学院国外院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主要从事力学、应用数学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以及教育组织领导工作。首次将张量分析及微分几何用于弹性板壳研究并建立了薄板薄壳的统一理论,提出了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首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迄今国际上仍用此法处理这类问题。提出的广义变分原理和环壳分析解等成果被誉为“具有我国独特方法的重要贡献”。研制成功新颖中文编码及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案(钱码)。对大功率电池的设计理论、电机计算理论等有独特见解。发表研究论文160多篇,并有《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等专著2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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