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初探

摘要:江南地区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达的地区，这与盛行于该地区的家族习业教育是分不开的｡江南各大家族在财力､舆论上大力倡学助教，把习业教育作为家族教育的重心，使本家族的人才通过“习业”来谋生，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发展，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进步，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江南社会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江南;家族;习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8)03-0098-04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动荡､寻求变革的社会｡中外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和变革｡私学这一历来被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时代大潮之中，开始了蜕化和转型｡当东西方的经济､文化碰撞､交汇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摇篮｡在此背景下，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而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没落，江南地区家族习业教育成为私学的热点｡

一､“习业”的涵意

1．“习业”的定义

“习”，本字为NCFB0，从羽，与鸟飞有关，本义为小鸟反复地试飞｡《说文解字》:“习，数飞也｡”朱熹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朱子语类》卷二十)皇侃义疏:“习是修故之称也｡”“习”即反复练习，钻研｡“业”即职业｡“习业”最早见于《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中，有攻习学业，钻研学问的意思｡家族习业教育中的“习业”指的是反复练习钻研一门职业､手艺｡

2．习业教育的历史渊源

习业教育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墨子的人才观｡墨子出身工匠，认为衡量学生达到的道德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尚贤上》)，强调要培养一般的专业人才，即“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1]同时，墨子也是这种人才观的实践者，他的弟子遍布各个行业｡这种人才观对以后形成“各业有分而皆本”的理念奠定了基础，也为习业教育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古代艺徒制可以说是习业教育早期的实践｡学徒主要是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边看､边干､边学的｡一般过程是徒弟先在旁边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后，徒弟便可帮着师傅做一些简单的辅助活计，辅助工作干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达到胜任基本操作以后，便可在师傅指导下开始系统工作并逐步过渡到独立工作｡[2]可见，古代艺徒制是以现场学习为主，以实践课程为内容的一种教学方式｡这可以说是家族习业教育的起源｡

二､近代江南家族中的习业教育

随着明清实学思潮的兴盛，江南各大家族由通过科举考试提高自己的家族地位，转向强调“经世致用”，运用各种方式鼓励族中子弟“习业”，谋生自立，以教育促进商业的发展，通过家族组织､商业､教育三者互动，增强家族的实力｡

1．家族习业理念的孕育

清代前期，“各业有分而皆本”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荣氏家训十二条》(同治十一年，荣汝辑改编)“职业当勤｡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为本职”｡[3]成为家族教育中最早习业思想的萌芽，其后更体现在一些庄规和塾规上，如《彭氏谊庄庄规》(光绪九年)规定:“质钝不能进业，年届十五令其改图生计｡”[4]并对子姓无力习业者给予资助，无锡县《杨氏道南书塾规条》(光绪十七年定)“书塾为族中无力而设，如生徒资质愚钝，均以三年为满，出习生意，议贴被褥费钱三千文｡”[5]

从上可知，家族为了真正承担起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都从制度上加以规定，从经济上加以扶持，开始全面发展习业教育｡

2．家族习业教育的形式

家族习业开始主要是送出习业，或是从族亲学艺，或是同乡习业｡如无锡荣宗敬15岁时，“去申学钱庄，在永安街源豫，店主卫姓，本城人”｡[6]家族义庄在此按规定会给予一定补贴｡早期的习业都是个别的､无组织的学习｡

民国前后，一些专门的家族习业学校的出现是家族习业教育的进步｡如川沙县张陆同本堂义庄在庄附设“习艺所”，对族中非义务教育学龄的贫苦子弟进行“习业谋生”培训，这一设置实为家族教育中的新形式，又在层次､规模和规范性上超越了以往家族义庄资助习业的形式｡[7]民国八年(1919年)，公益工商中学落成开学，开工､商两班｡这些习业学校的出现，使家族习业教育组织化，规模化｡

3．家族习业教育的年龄､地点

家族中，习业子弟有的上过几年书塾，有的已过蒙养教育的年龄，习业开始年龄大都在13-16岁之间，习业地点在上海及周边县市｡无锡家族子弟习业区域基本以上海､无锡本地为主，如祝大椿，16岁开始无锡曹兰房冶坊､上海大成五金号当学徒;[8]荣宗进，14岁起先后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上海源豫钱庄习业;荣德生，15岁，在上海通顺钱庄习业;[8]沈瑞洲，16岁，在上海沈元来桐油号学业;[8]丁熊照，15岁，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当学徒[8]……

4．家族习业教育的内容

“业”的不同就决定了“习”的差异，但共同的是都要学习日常生活礼仪､商业的基本技能､专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尤其是一些专业技能，是习业是否有所成的表现｡日常生活礼仪包括烧水､扫地等日常事务和学徒的衣食住行的礼仪规范，刘半农曾写《学徒苦》:

“……朝命扫地开门，暮命卧地守户;暇当执炊，兼锄园圃!主妇有儿，曰“孺子为我抱抚”｡呱呱儿啼，主妇震怒，拍案顿足，辱及学徒父母!自晨至午，东买酒浆，西买青菜豆腐｡一日三餐，学徒侍食进脯｡客来奉茶;主翁倦时，命开烟铺!复令前门应主顾，后门洗缶涤壶!”……

由此可见，学徒的日常事务极其辛苦｡习字､写信､珠算等是一些基本的商业技能，习业子弟要反复练习才能避免优胜劣汰｡专业技能依行业不同有所区别｡入钱庄，就要学习辨别银钱成色｡入当铺，就要学习各种珠宝､首饰等货物的识别及价格､当票的写法等｡良好的职业道德也是经商的根本｡

荣德生15岁进店，即“学算法，包括除法､乘法､飞归法､开方､积算､推钱等” ，16岁记账､看银等事，17岁又学习一些诸如“收钱收银､入批水､南北公估”及算写记账､出票格式等实际操作，18岁全店各事均学之，银洋账目，结账月盘，皆学理｡同时也习字，写庄招牌｡[6]

三､江南家族习业教育举隅

(以荣氏家族习业教育为例)荣氏家族是无锡的望族，荣家被毛泽东称为“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氏企业是我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9]而荣氏家族的兴旺发达源于荣氏家族的习业教育，始于荣宗敬､荣德生的习业｡

晚清时期，实用主义思潮已成为江南社会的共识｡荣氏家族置身于这种思潮之中，也受到了影响｡《荣氏家训十二条》(同治十一年，荣汝辑改编)“职业当勤｡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为本职”｡从中可见，荣氏家族对于实学实用的肯定，这也为荣宗敬､荣德生的习业开辟了道路｡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荣熙泰托陆家石桥旧友，让14岁的荣宗敬去南市铁锚厂习业，后因病沉重回家调治｡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三月，荣宗敬去申学钱庄｡[6]

光绪十五年巳丑(1889年)永安街通顺钱庄新开，店主姓方，荣德生15岁，八月即去申，在通顺钱庄习业｡从此即在钱庄学习算法，包括除法､乘法､开方､积算､推钱等钱庄各事，并写庄招牌，先生亦评“此生学得出”｡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八月底，荣德生学业满三年，十二月初返家｡至此，荣氏兄弟二人学业皆有所成，为以后的创业铺平了道路｡荣德生回忆自己在通顺钱庄习业的收获时，曾十分感慨:“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每日收入支出，一望而知｡一年营业，稍有成见｡后做广生，即此办法｡” [6]

光绪二十而年丙申(1896年)荣熙泰开设“广生钱庄”，合成股份三千元，自出一半，招入一半，地址在鸿升码头｡荣宗敬与荣德生二人合力打理，兄为经理，弟为正账｡[6]这是荣氏家族首次开店，也是荣宗敬与荣德生业成之后的第一次独立经营，为以后投资实业积累了资金｡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荣德生开始投资实业，与人合股办保兴面粉厂｡接着，光绪三十一年，合股振新纱厂｡民国后，创办上海申新纺织厂､上海申新二厂､无锡申新三厂､汉口申新四厂以及上海申新五､六､七､八､九厂，荣氏家族实业达到了发展的高峰｡[6]

荣氏家族得益于习业教育，在事业发展的同时意识到“旧式学校已属不合时宜”，着眼于家族事业远景的考虑，民国八年，创办“工商中等学校”，开工､商两班，其毕业的共有工科二届､商科五届;[10]1928年，荣德生以申新总公司的名义，在无锡工商中学原址开办“申新纺织总公司职员养成所”｡1947年，荣德生还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设有农艺､食品､电机､机械､化工､数理等系，并在全国首创面粉专修科｡[11]这些实用性的人才的培养又促进了荣氏家族企业的繁荣｡

因此，从荣氏家族发展的历史来看，起于习业，得于习业，后来又“办”习业，家族的习业教育是荣氏家族发展的幸运之绳｡

家族习业教育成就了荣氏家族，而其他家族如毗陵唐氏家族､王氏家族等也从中受益｡

四､家族习业教育的价值

(一)家族习业教育的社会价值

首先，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江南地区家族习业教育所教皆为实学实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同时也培养出了许多近代工商业的旗帜人物，他们共同促进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步｡周舜卿，在上海利昌铁号习成之后，创办震昌铁号，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等工厂;[8]祝大椿，光绪十一年起建立上海源昌商号､上海源昌机器碾米厂等多家企业;[8]丁厚卿被誉为“香烟大王”，创办了上海福新烟草公司等;[8]沈瑞洲创办大生机器榨油厂､沈源吉冶坊等，世人称其为“桐油大王”;[8]丁熊照，民国14年起创立汇明电池厂､上海永明电筒厂､保久电器厂以及精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8]……这些近代商号､工厂的创立对于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其次，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家族习业教育是面向家族所有成员的，无疑贫困族人子弟会因此增加学习的机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教育的不足，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在宗族势力较为发达的江南一带，其教育普及程度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而教育的普及导致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素质的提高又推动了近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12]家族､教育与经济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形成多赢的局面｡时至今日，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与近代江南的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家族习业教育无疑功不可没｡

(二)家族习业教育的教育价值

1．家族习业教育是实业教育的萌芽

家族习业教育在江南地区的日趋普及催生了近代实业教育的萌芽，诞生了许多实业学堂｡《论宜多设徒弟学堂》录乙巳九月十五日《中外日报》

“……为今之计，惟有于普通小学之外，多设种种徒弟学校，予以期望，轻其学费，卒业后即可谋生，则能入小学者入小学，不能入小学者亦得入徒弟学校，于职业教育中，寓普通教育，以造成人格，并授以简要之普通知识，则来者自众，而教育可以大行｡……”[13]

近代无锡著名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早年就是读完家塾就赴沪习业，后来又仿“习业”而兴办工商学校，走出了实业教育的新路子｡从光绪三十年九月开始，前清学部开设农工商部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开始，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等实业学堂层出不穷，我国的实业教育由此掀开了新的篇章，也正是当年的家族习业教育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习业教育是实践性课程的前身

习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的规律，从习业伊始，边学边做，师傅在做中教，学徒在做中学｡在经过反复的练习，直至完全熟练，方可出师｡因此，“习业”是一种工作与学习为一体的教育形式，是在情境活动中的学习，这跟杜威所说“主动作业”有相似之处｡

从课程论的角度来看，这即是施瓦布提出的一种实践性课程，是在具体实践情境的特殊需要为核心的课程，是根植于具体的实践情境｡在实用理念的指导下，荣氏公益工商中学出现了应用力学､机械制作等工科课程，银行会计､工业簿记､珠算等商科科目，这是实践性课程早期的一种探索｡[14]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实业学校(诸如荣氏兄弟先后创办的公益工商中学､江南大学等)，纷纷设置实践性科目为必修课程，可以说，习业就是这种实践性课程的前身｡而在当时以经史礼义为主要课程的背景下，这种实践性课程的设置是对传统课程的有力冲击｡

3．习业教育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突破

在我国传统教学中，先生讲经述义，学生死记硬背，教和学的效果都很一般｡从教学法的角度来看，习业提倡的是师傅从做中教，弟子在做中学，师傅的言传身教对学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这种教学具有直观性､实践性､可操作性，相比于单一的讲授，效果显著｡在理论上，“做中教，做中学”是杜威实用主义的一部分，也成为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方面｡而在实践中，结合相关的实践性课程，见习､实习，成为所有实业学校中学生学业的必修步骤，这直接影响了以后的职业教育教学｡荣氏公益工商中学最有特色的是实习工场，分金工､木工､铸工和机械4个车间，在学习有关课程时，均前往学校附属的实习工场或小商店､小银行实习｡同时，为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增加社会经验，学校还组织学生到社会上的商店､企业见习，[14]实习在荣氏家族教育中被普及｡时至今日，实习仍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学习方式，这也是习业教学方法的延用｡

另外，习业还是一种情境中的认知，与当代建构主义思想颇有渊源，限于篇幅，笔者不拟赘述｡总之，江南家族习业教育对社会和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的许多做法对于今天中国教育脱离生活､脱离实践等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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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氏谊庄庄规》(光绪九年)．光绪长洲《彭氏宗谱》．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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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乐农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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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无锡市志(第四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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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巨澜．浅论明清时期的族学教育[J]．历史教学问题，2001，(2)．

[13]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14]尤岩．以教育推进实业——荣氏家族的致胜之招[J]．人民教育，1994，(2)．

[责任编辑 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