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视觉文化源于身体解放的要求，从视觉文化转向的整体意义上看，视觉文化是对身体感性的极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视像化传媒所生产和传播的最直接的身体意象——审美化身体形象来看，却又表达了身体所遭遇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挤压。在当代，政治、经济权力借助视像化传媒对身体完成了一个内在的驯化过程，这个内在驯化过程也是人们把身体投入消费的过程，其结果是使身体在感性快乐之中深刻地被权力所控制，被资本所渗透，被物所异化。
关键词 视觉文化 视像化传媒 身体解放
人类已进入一个视觉文化的视像化时代。视觉认知和传播是人类的古老经验，但在人类历史上，视觉活动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正如尼古拉·米尔左夫所说：“当今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和具像化。”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象的功能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再是首要的，那些游离于具体功能之外的对象的视觉效果，日益成为人们享受日常生活的体现。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摆脱对文字的艰难理解而求助于插图的感性直观的渴望，日用商品的精美包装遮蔽人们对商品实用价值的关心，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满足越发依赖于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上的图像广告的精致性、可感性；人们还热衷于“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②，如唱片公司不惜斥巨资精心拍摄MTV，将音乐转化成唯美、煽情或其他风格的影像，香水广告将若有若无的缥缈香气转化成粉红色的性感视觉，光滑肌肤的触感亦被转化成牛奶般直观的鲜润……不具可视性事物的大量图像化表明，视像化利用各种场合千方百计扩张着自身的吸引力和冲击力。而与视觉视像化塑造密切相关的“景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③，从主题公园到城市规划，从美容瘦身到形象设计，从印刷出版物的图片化到电影、电视、网络中的虚拟影像，如此等等，“图像表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④。视觉视像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一种视觉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方式。
面对这样一种视觉文化转向，我们不禁感到疑惑：为什么形象崇拜和形象狂欢如此流行？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诸如消费社会的背景、传播科技的推动等，试图从不同侧面揭示视觉文化视像化的动因。但是，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似乎尚未触及一个更为核心的层面。实质上，视觉文化的这一转向归根结底是一种感性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向。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的性质，或理性或感性或二者之间平衡，是以该社会文化中身体话语模式为基础得到解释的，身体范式是阐释文化形态的根本范式。视觉文化转向自20世纪后期异军突起，实是身体话语变迁的深刻体现。
何出此言？身体，无疑是“我”之最为亲近的存在。对事物的感知源于身体，思想和欲望的表达体现于身体，甚至难以言状的个体激情也首先通过身体展示出来。身体渗透于我们的经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遭遇身体。然而，身体存在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却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反而从一开始就备受思想和理性的压抑，相应地，文化形态的天平一直在向理性倾斜。视觉文化自20世纪后期大放异彩，不能不说是一种身体感性解放的表达。在日常经验的层面上，身体的外观是最重要的审美修辞，外观的焦点集中于“美”。当代视觉文化的视像化对身体外观倾注了极大热情，电影、电视、广告、时尚出版物、网络等视像化传媒一直致力于“美”的身体形象的制造和承办。换言之，当代视觉文化转向的根本语境是身体感性的解放，视觉文化的视像化首先成为一个身体性的文本。
既然视觉文化转向脱胎于身体解放的母体，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现时身体解放的一切特征。视像化传媒是审美化身体图像的生产者和供应者，电影、电视、广告、时尚杂志、网络等，无不充斥着俊男美女形象，这些流光溢彩的身体形象构成了图像空间中最亮丽的景观。
一、视觉范式与身体偶像的塑造
视像化传媒对审美化身体图像的生产是通过源源不断地制造身体偶像的方式进行的。在我们的时代，选美冠军、时装模特、演艺大腕、体育明星等，常常被视觉工业作为身体偶像加以生产，他们的现实身体通过一系列繁复的化妆技巧、形象设计和电子摄影技术得到修饰和美化，并凭借电影或电视剧、广告、写真集、网络等各种可视媒介方式出场，呈现在人们眼前，以供观赏。这是怎样的身体图像？男性皆面容俊朗、棱角分明、高大挺拔；对于女性，“美丽是她的惟一属性。她没有皱纹、疤痕和瑕疵。的确，她连毛孔都没有。她苗条，通常很高又有一双长腿，而且年轻” ⑤。这些图像可以是整副身体的呈现，也可以是通过切割身体策略所展示的身体局部。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广告的急剧膨胀，切割身体更为盛行。相对于男性身体，视觉工业生产了更为丰富的女性身体图像，这也意味着女性身体在图像中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切割。柔亮飘逸的秀发、白皙精致的面容、丰满的胸部、纤细的腰肢、修长的双腿……这些碎片共同拼凑出我们时代女性身体的整幅图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审美化的身体图像通常都是经过专业技术处理而获得的成果，尽管无懈可击，却又绝不真实。因此，与其说它们是身体偶像的真实映像，不如说它们是完全脱离真实身体而成为供人们观赏、玩味的独立形象。当代视觉文化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征是将“物” 转化为“物”的形象。正如杰姆逊所分析的那样，怀旧电影把过去变成了过去的形象，其中有的只是关于过去的形象，而不是过去本身⑥。对于身体偶像来说，他们的身体一经视觉工业的再生产，进入公共视界，就不复是原初意义上的身体本身，而转化成身体形象。这些形象不再属于身体偶像本人，而成为一种刻板化、模式化、类似于绝对理念的存在。进一步说，这些形象不过是把身体审美理念视觉化，成为一种“理想躯体”的视觉范式。我们在媒介中所看到的贝克汉姆的长相，甚至梅格·瑞安的下巴，凯丽·米洛的翘臀，它们都已成为一种视觉的形象符号。而这些所谓的形象符号反复地出现在电影、电视、画报、广告、杂志、报纸、明信片、写真集等视像化媒介中，如潮水一般从各个方向涌来，挤压我们的眼睛，包围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些超现实的“理想躯体”形象之中，生活在这些形象所构筑的符号域中。
福柯注意到，人的认知是依据一系列复杂的机制来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真/伪、善/恶、理性/疯狂、正常/反常、科学/反科学，等等。这种区分是一种认可与排斥的对立，真的、善的、理性的、正常的、科学的是被认可的，对立的范畴则是被排斥的。这种区分的根据是所谓的“知识”和“真理”，也就是说，在认知活动中存在着某种“真理”或“知识”的意志，福柯称之为“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⑦。研究表明，思维过程所具有的种种心理现象在视觉中同样存在，因此有“视觉思维”的概念。阿恩海姆写道：“知觉活动在感觉水平上，也能取得理性思维领域中称为‘理解’的东西。任何一个人的眼力，都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展示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羡慕的能力，这就是那种通过组织的方式创造出能够有效地揭示经验的图式能力。因此，眼力也就是悟解能力。”⑧既然如此，在人的“视觉思维”活动中同样存在着“求真意志”和“求知意志”，镜域中的人们用眼睛悟解美和丑的二元对立。当电影、电视、广告、时尚杂志、网络等反复地展现一张张莹白剔透、光鲜无瑕的女性面孔的形象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美的“真理”——“美”是白皙、细腻、光滑；晦暗、色斑、皱纹、毛孔粗大是丑的。当那些苗条瘦削的模特儿走入视线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美的“真理”——“美”是瘦和骨感；胖是丑的。当那些结实平滑的腹部尽情袒露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美的“真理”——“美”是肌肉的紧致；松弛是丑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视觉工业精心生产的各种形象为人们提供了身体审美化的视觉范式，人们凭借“视觉思维”从中解读出身体审美化的“真理”。这种解读因身体形象的无所不在、见缝插针而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形象的同质化无疑使“真理”历经反复检验而弥坚。这一过程看似自然而然，而实际上视觉工业就是如此巧妙地建构了身体审美化的视觉理念，亦即关于躯体美的“真理”。
审美化的身体形象的广泛存在，不但使我们看到并不断确认身体美的“真理”，同时也使我们时刻看到自己的身体。梅洛—庞蒂指出，看的主体对自身的反观性和反身性，其中包含了一层重要的含义：“我”不仅在看对象，也在看自己。我们在观看那些“美”的身体形象时，也在观看自己身体的“美”与“不美”。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形象就像是一面面镜子，缔造了一个“镜域”，处于“镜域”中的人们常常陷入对自己身体的严格的自我监督中，致使对于外表的敏感程度、挑剔程度以及不满程度不断提高。有学者研究指出：电影、电视等影像工业通过把人从词语引向运动与姿态，改变了20世纪人的情绪生活⑨。个体持续地监视自己身体的不完美性，被身体焦虑所折磨，情绪变得格外脆弱。《时尚的面孔》一书的作者詹尼弗·克雷在进行调查分析时发现，在认同超级模特的身材、以她们的体形为理想的调查对象中，声称对自己的大腿不满的有71%，对臀部不满的有58%，对胸部不满的有22%，对髋部不满的有40%，对小腿不满的有32%，对上臂不满的有17%⑩。英国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有近九成的英国少女表示不喜欢自己的外表；14岁的女孩中超过25%考虑过接受整容手术或服用减肥药(11)。
身体焦虑促使当代人对采用种种“身体技术”的热情空前高涨，试图以此来实现身体审美化。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身体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广告、时尚节目也总是站在身体修饰的最前沿，不遗余力地展示技术所带来的各种美好的身体图景。
二、权力与视像传媒对身体的规训
在铺天盖地的“美”对身体构成压迫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美进行严肃的思考与反省。这样一种“美”就真的是我
们的身体所渴求的“美”吗？在韦尔施所提到的三种美学独断主义中有一种反感性的独断主义，它苛刻地、独断地理解审美需求的结果：你不应当仅仅是感性地行事(12)，同样也应当审美地行事。也可以说，你在哪里也不能感性地行事，而只能是处处审美地行事。这样，美学不再承担扩展和提示感性的重担，而是成为感性的严格约束者。当代视觉文化转向所制造的身体审美化狂潮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一种反感性的美学独断主义，它并不忠于自我身体的感性追求，相反，试图以审美的名义驯服感性和身体，实质上脱离了当初作为解放者的革命性功能，变成控制人的感性存在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不难发现，视觉文化视像化的身体审美化叙事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服从于权力生产“规训的身体”的需要。
从根本上说，视像化媒介的控制权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权力必然利用这一文化资本再生产和强化社会的控制结构。那么，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到底如何？在这方面，福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福柯将身体置于权力运作的中心，指出，自古典时代以来，身体就被当作权力的对象和目标，遭遇操纵、改造和规训的命运。它“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符号……”“其目的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是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3)。这就形成了某种控制人体的权力机制，某种“政治解剖学”或“权力力学”。它不仅规定身体“做什么”，而且规定身体“怎么做”。人的身体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规训的身体”，既是被改造的对象，又是改造的主体。“规训的身体”显然是一种身体的非解放状态：它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理论物理学的肉体(14)；它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在传统社会中，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暴力特性，例如纪律的规训。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支配人体技术的完善，权力对身体的规训已不再表现为强制性和暴力性，而变得越来越隐蔽，有关身体的“知识”和“真理”话语的实现成为权力操控身体的有效途径，并转化为人们自觉自愿的和快乐的冲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集体无意识。
前面提到，权力通过确立一定的关于真/伪、善/恶、美/丑、理性/疯狂、卫生/肮脏、健康/病态等标准话语来实现相应的“求真意志”，并把这样的意志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每个个体，巧妙地使个体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这样的“真理”或“知识”，以此实现个体自身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福柯说：“假如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动和发挥作用，这些权力关系就不可能被确立、巩固和运作。假如没有某种借助这样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来操作的真理话语的经济，权力就不可能加以运作。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来生产的话语，除非通过真理的生产，否则我们无法实施权力……我们将被迫去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去言说真理，我们不得不或被宣布承认或发现某种真理……总之，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像我们必须生产财富一样；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生产财富，首先就必须生产真理……这种话语至少部分地决定、传递和扩大了权力的功效。”(15)简言之，“知识”和“真理”成了权力的代名词：权力产生“知识”和“真理”，“知识”和“真理”反过来强化权力。
具体到现代社会中权力对身体的监视与控制，首先是生产关于身体外观的话语，界定美/丑的分界标准，美的形体转化为一种身体话语的“真理”和“知识”，而丑的形体则相反，意味着一种需要加以“排斥”的“非真理”和“无知”。这些所谓的“真理”和“知识”、“非真理”和“无知”，都是以权力的眼光和意志为界定的标准，是权力为了对身体感性进行规范化、结构化以保持其主导地位而生产和言说的。正如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所指出的：“美丽的身体与丑陋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与不健康、着装的得体与凌乱、整洁与邋遢、强壮与软弱，等等，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关乎规范和偏离的社会关系，因此也都是政治关系。这些政治关系企图在身体之内，自然化那些在社会结构中最有权力者的规范。健康的意义是社会的而非生理的，美的意义是政治的而非审美的；健康与美同样是政治意义上的，因此都是用于社会权力运作的话语。”(16)
视像化传媒作为一种权力机器，也被纳入权力话语的生产体系之中，通过再生产图像机制来实现身体美的“真理”。为什么当代视觉文化所生产的身体图像对男性的阳刚之美和女性的苗条柔美情有独钟，竟至将之绝对化？这一现象自然有其生理学的基础，但其中所包含的对两性身体的再生产亦即对两性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更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
从两性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掌握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即所谓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存在的男性和权力是同义语。男性为了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必然凭借其所掌握的文化资本生产和言说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在这里，神化男性中心主义与自然化女性从属地位是一致的，并且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视觉文化转向对两性身体形象编码的意义了。强健、阳刚的身体意味着拥有、夺取、统治、自我表现和保护等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卓越、高效、进取等素质，所以，反复地在视像化图像中凸显男性身体的这些品质，能够表现出“男性天生是统治者”的印象。显然，这一权力话语充满政治意味，试图从身体的自然条件上也就是原初的意义上赋予男性权力地位以合法性。强健、阳刚的男性身体形象的大量生产和反复呈现，不但制造了男性优越性的与生俱来的假象，而且通过规训男性身体进行着男性权力地位的再生产。这些强健、阳刚的男性身体形象成为一种绝对的压倒性存在，提供了男性身体美的认知型，男性个体的“求真意志”促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按照这一标准来监督和管理自己的身体。可以这样说，视像化传媒生产的强健、阳刚的男性身体图像，通过男性个体的自觉规训转化为对男性权力欲望以及实施权力的能力的现实生产。
与强壮的男性身体相对立，我们在图像中看到的女性身体偶像千篇一律地纤瘦、美丽。这是因为，苗条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脆弱、不设防和缺乏力量的意蕴，这是男性主导下的视觉文化在言说“女性天生是弱者”的话语，为进一步言说男性救赎女性、统治世界的神话制造依据。此外，与彰显男性身体的强力不同，图像工业更关注女性容貌的美丽，企图用美丽的身体来设定女性的价值。两者相比，强力具有根本性意义，美丽更多地在于观赏性——这又是一种两性地位的权力话语：男性是第一位的，女性是第二性的。由于图像的反复言说，苗条柔美作为女性身体美的“真理”而深入人心，成了女性竞相追逐的目标。换句话说，她们在图像的召唤和示范下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规训的身体：柔顺的、供男性观赏的身体。
当代视觉文化对两性身体图像的编码包含了通过规训身体再生产社会统治秩序的意义。视像化传媒投射的是权力的眼光，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权力的眼光，它所精心生产的身体图像承载了权力的理想。
推开说去，当代视觉空间中泛滥的审美化身体图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所生产的关于身体美的“真理”话语，目的在于建立人们关于身体美的认知型以实现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自我操控。或者说，这些身体图像都是权力的眼光所生产的规训身体的标本，企图通过这些标本的示范作用使活生生的现实身体自觉自愿地、快乐地变成规训的身体。一方面，视像化传媒把规训身体的抽象理念视觉化、具象化，以图像的方式直观地提供身体美的认知型，即规训身体的样板。图像越是具体和细致，亦即切割策略越是盛行，身体美的认知型也越是具体和细致，权力对身体的规训越是严密和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数审美化的身体图像构成的镜域就是权力目光无所不在的空间。说你在看图像，不如说图像（权力）在逼视你的眼睛，让你产生视觉快感的同时，诱使你按照它的标准塑造自己的身体。正如福柯在《性史》中指出的，性话语的大量增殖并非带来性的解放，而是相反，带来的是社会对性的控制。(17)同理，审美化身体图像的出现、增殖与扩散实际上并非指向身体的解放，而是隐藏着权力控制、规范身体的机心。另一方面，正是凭借图像，权力干预和再生产身体的机心也隐蔽得更加巧妙。首先，这些图像的主角是现实的人（身体偶像），虽然其身体形象经过技术的再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超现实的，但这一点通常被人们所忽略，亦是说，这些作为标本的身体形象通常被看作是自然的身体本身的映像，这样就隐去了人为制造的痕迹，具有相当的遮蔽性。其次，这些同质化的形象充满了公共视域，密度极高，反复地从不同的视像化媒介映入我们的眼睛，同时，只要形象的触角所及之处，相隔遥远的人们亦可以分享同样的身体图像，因此，这些身体形象被感受为具有普遍的意义，权力话语的局部性亦被遮蔽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身体图像通常被丰富绚丽的色彩和光影包装得流光溢彩，因此观赏它们能够激起和满足视觉快感，令身体产生快乐冲动，进而迷恋、追逐这些图像，权力的渗透被身体的快乐冲动所掩盖。简言之，通过身体图像，权力关于身体美的话语具体地呈现出来；通过图像的现实关联和广泛存在，这些话语又被人们感受为普遍真理；通过图像的愉悦性，这些普遍真理的渗透被感受为身体享受快乐的过程。
当代身体审美化狂潮表现为人们陷入了对图像所规定的身体之美的热烈追逐之中，按照图像所提供的认知型严格监督自己的身体，时刻注意它与美的规范的差距，由此引发身体焦虑，不惜通过各种身体的技术塑造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接受一种身体的审美化实践。既然审美化身体图像是权力规训身体的手段，追求图像所规定的身体之美实际上便是认可一种身体话语的权力，主动地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规训的身体。权力被镌刻在主观经验的细节里，自然的、感性的自律代替了法治的外在他律，这种自律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体现了总体的图像规约“法则”，暗中起着“霸权”作用的乃是看不见的权力，它迫使你不得不为之，尽管你似乎是自己乐意的。因为，正是权力塑造了我们对身体的审美眼光。在此，“审美意味着马科斯·霍克海默所说的‘内化的压抑’，把社会权力更深地植入被统治者的身体之中，成为政治控制权力得以运作的极为有效的模式”(18)。这种模式作为最强有力的常规化策略之一在发挥作用，确保产生出能自行监控、自我训练的顺从的身体，对任何逸出社会常规的身体形态保持敏感性，并使按常规做出自我完善与转变成为习惯。权力对身体的规训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隐蔽而内化，身体被权力控制的程度更深了，身体在与权力的关系中更加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
三、最美的消费品：身体的异化命运
与塑造、规训身体缠绕在一起的，是把身体转化为最美的消费品，这是视觉文化转向中身体审美化叙事所蕴含的另一重要内涵。这两者是一个过程的两面，因为在当代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塑造、规训身体也就是要使身体在审美的诱惑下乖乖地成为一种消费品，从而服从消费社会的商业利益。因此，审美化的身体图像几乎总是与化妆品、服饰、保健品等各式各样的美化和维护身体的商品捆绑在一起而出场。
物的丰盛以及商品的系列化造就了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最根本的变化是“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9)。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20)。换言之，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训手段。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21)消费是一种新的社会规训力量，与传统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的规训完全不同。消费文化是平易的、亲切的、热情的、温和的，有着日常生活的一切情感特点和感性色彩。消费的规训不是强制的，但通常比强制的规训更有力量，它假借着市场法则渗透到一切领域之中，控制着社会的整体语境。
既然消费成为市场经济中全新的并且是渗透一切的规训力量，那么，规训身体的消费特征便是消费身体——被物所包围的身体。消费之所以能够成为规训，在消费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支配力量，这种支配力量为了维护符号秩序的完整，要对消费者进行调教，使得这一体系能够有效地运作并长期维持下去。视像化传媒尤其广告便是一种有效的支配力量，它的法则就是在审美化的身体意象和林林总总的身体消费品之间建立某种“必然”的联系。
广告中充斥着各种审美化的身体意象，以切割身体的策略处心积虑地将身体各个部分的“美”放大、强化，这些身体的局部向消费者展示了某些完美的理想形态，从而成为一种欲加实现的理想。当然，这些完美的身体形象是借助了种种精到的技术展现出来的，诸如喷绘、强调色彩、数字技术处理等。这些形象实际上是建构起来的形象，它们寄居在身体偶像——真实的人体上，因而具有了活生生的诱惑性和感召力。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在使你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卑与焦虑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给你希望。言外之意，只要用了我的产品，你就能够焕然一新，拥有同样完美的外表。“通过他人来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的欲望”(22)，这就是广告的窍门和战略目标。当然，这正是此类广告推销之物的矛盾所在——“在一个无法达成的高度上建构起来的世界，这个世界却呈现为一个可以企及的理想”(23)。干枯受损的头发可以通过滋养修复型洗发水和护发素变得柔顺丰盈，眼睛可以通过眼影、睫毛膏等化妆品变得更加明亮魅惑，丰乳霜使傲人的双峰不再是梦，高跟鞋使得双腿更加修长，等等。如此一来，对自我身体局部的修饰和美化，便转化成为一种消费行为，一种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耗。身体本身也就成为一个消费品，围绕着身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网络，越来越多的商品进入身体的消费。
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24)。广告在推销商品时，从不与单个人进行对话，而是在社会阶层区分性的关系中瞄准消费者，捕获其“深层的”动机。广告意识形态牢牢抓住人们对于快乐、成功、幸福的欲望，完美的躯体被表现为快乐的载体，并且越是接近青春、健康、苗条与美丽的理想形态，躯体意像、身体的交换价值就越高。如此，广告把对躯体美的追求表现为人类实现人性欲望与幻想结合的对象与载体，这也是商品世界和市场制度煽动、发掘、培养、设计和制作的利润机器。
总之，广告中铺天盖地的审美化身体图像以一种分割身体的策略展现身体各个部分的美妙动人之处，并且以其交换价值所唤起、迎合的深层欲望动机为中介强化其崇拜；同时，这些局部的美又总是与商品消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诱导人们完成身体的局部美化与引导人们完成特定的身体消费行为就成为同一个过程。视像化传媒披着五光十色的审美面纱参与了消费的身体的制造。
杰姆逊在论述后现代主义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资本在征服世界之后，开始进入人类最后未被殖民的领域——审美与无意识(25f)。他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演中指出：“德国的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都认为心灵中美学这一部分以及审美经验是拒绝商品化的……对康德以及以后很多美学家甚至象征主义诗人来说，美、艺术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其不属于任何商业（实际的）和科学（认识论的）领域……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26)”杰姆逊的论述无疑也适用于这里所讨论的视像化的身体美学领域。以广告为代表的视像化传媒，已使身体美学领域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美的身体的控制权已经逐渐落入资本这一看不见的手中。美容业、服装业、饰品业、保健品业……庞大的身体产业利用描绘“美”的身体的广告，通过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身体不够完美，借机兜售产品而获取暴利。
身体被消费社会重新发现和编码，身体被逐渐神话化，神话的主导主题即是“美”。“美”作为欲望的交换符号，通过身体消费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交换功能。人们追求美的身体的深层动机是渴望获得其交换价值。在此意义中，美的命令，同礼貌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礼仪一样，受到符号工具化编码规则的约束，只不过是功用性命令的一种变体或隐喻。自然，在这一美化的过程中，身体已不再是肉身，也不再是工业逻辑中的劳动力，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功用性物品。
美的身体通过物的消耗来实现。在广告中身体的发现是通过某些部位（身段和肌肉）或某种体态（曲线和动感）的局部发现汇聚起来的，与这一过程相匹配，是物的堆积。如果将身体作为句子的主干，那么物是修辞，因为身体的重新发现首先要经过物品的修饰。例如，经过性感美丽的衣服或知名品牌的化妆品来显现身体，经过大大小小的健身器械、各种功能神奇的药丸来保持和恢复身体，等等。希望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而崇拜物、献身于物的人在消费社会中越来越多，他们只能通过“买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通过堆积物品来显示自身，否则找不到更好的、让整个社会都认可的途径。由此可以说，渴望或追求美丽的冲动便转化为占有物品的冲动，而惟一被真正解放了的冲动便是购物的冲动。作为符号的身体和物品在理论上的等同造成了事实上的奇妙等同，即身体与消费品的等同。
由于商品意识的入侵，身体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对象，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优异对象，虽然其他物品依据同样的逻辑也能扮演这一角色，但是正如鲍德里亚所强调的，只有身体是心理所拥有的、操纵的消费的那些物品中最美丽的一个，身体成为了最美的消费品。(27)身体的人工性意味着它失去了自然性。对商品的崇拜和消耗意味着物及其所蕴含的技术反客为主，成为控制我们自己身体的外部力量。看看那些为了瘦身而被减肥药折磨得上吐下泻的人，那些为了拥有丰满的胸部而在健康的胸脯注入硅胶的人，我们不能不说身体的物化实质上是人们主动对自己身体施行的暴力，为了与审美化的身体意象趋于一致而蛮横地破坏了身体的自然生命活力。身体在美学化实践中走向了它的反面——野蛮的施虐与受虐。身体成了自身的敌人：消费者越是要拥有自己的身体，便越是从自己的身体中异化出去。
①②(24)尼古拉·米尔左夫：《什么是视觉文化》，载《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③居伊·德波：《景象社会》，载《文化研究》第3辑。
④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载《文化研究》第3辑。
⑤梁振华：《时尚的谎言与魅惑》，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⑥(25)(26)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第169页，第160—163页。
⑦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⑧梅洛—庞蒂：《眼与心：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刘韵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⑨⑩(11)转引自陶东风《镜城突围:消费时代的视觉文化与身体焦虑》，载《美苑》2004年第5期。
(12)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3)(14)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6页，第175页。
(15)Michel Foucault, “Two lectures” in B. Nicholas, et al.,（eds.） Culture/Power/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0211.
(16)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7)福柯：《性史》，姬旭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18)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19)(20)(21)(22)(27)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第35页，第21页，第52—53页，第206页。
(23)Marita Sturken & Lisa Cartwright, Practices of Loo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521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容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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