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选》史论类共载录文章9篇，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文体的重视。从文体区分的角度来看，史论的独立与汉魏六朝史学、文学的兴盛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文选》各篇史论立足于历史现象，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涉及国家兴亡、内政外治的许多问题，既是沉思与翰藻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出编纂者对史论这一文体的理性认同。
关键词：《文选》史论；文体；文思；文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07-06
作为南朝时期最著名的一部文学总集，《文选》收录的文体有39种，其选文遵从雅正，体现出编纂者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在这39种文体当中，史论并非最重要的一类。但从入选的9篇史论的文章体式、内容及艺术特点来看，编者的意图及其对史论文体所持的理论观念都非常明确。如果从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体的演变过程来看，众多学者曾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较有代表性的如瞿林东教授《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一文从宏观角度对史论的发展给予系统总结。而杨朝蕾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研究》部分章节以及马艳辉《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主要是针对史论文体的演进特征进行深刻剖析。不过，就《文选》选文体系当中的史论而言，当前学者述之甚少。虽然孙志轩在《（文选>史论体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有所涉及，但对于揭示《文选》编纂者的史论意识及主观意图缺乏更多的阐释。《文选》史论一类所收录的9篇文章，分别取自班固《汉书》、干宝《晋纪》、范晔《后汉书》及沈约《宋书》。其中史论，或论盛世景象，或议朝代兴亡，或就外戚宦官专权而议，或就恩幸隐逸变迁而谈。总中有分，分而有别，观点鲜明，文采斐然，集中体现了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入选宗旨。本文试从文体、文思、文藻三个方面，对《文选》史论情况及编选者的史论观念作一初步探讨。
一、文体
从传统史学意义上讲，史论主要指史家对各种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所做出的具体评价。随着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发展，汉魏六朝时期，史论的种类逐渐增多，或附于传末，或单独成篇，或以史论专书的形式出现。但就文体分类而言，史论作为一种文体应当隶属于“论”这一文学范畴之下。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言：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刘勰认为，论这一文体源自《论语》，从内容来看，分为四类，即陈政、释经、辨史、铨文。论之为用，主要是概括各家之言来精密地研究某个道理。因此，刘勰所列文体当中，史论附属于论，不仅赋有辨史、评议的功能，而且还具有迹坚求通、钩深取极的作用。不过，同是生活于梁代的萧统及其文学集团，在编纂《文选》时，除却论这一文体之外，单列史论为一类，呈现出与刘勰不同的文体观。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文选》当中，涉及论者有三种：设论、论、史论。这种分类合理与否姑且不论，但有一种文体认知结果却实际存在，即在《文选》编纂者看来，史论是与设论、论等文体并列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体。史论文章何以入选《文选》，萧统在序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说明：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认为自己编纂《文选》的原则正史不取，但录史论。因为史论，尤其是附于正史杂史之末、断人善恶的史家评议，乃是史家在记录一代历史、叙述人事变迁之后所做出的主观评判与客观总结，这些文章注重以人事为本，能够述沉思，彰善恶，明是非，畅情怀，因此，编纂者才将史论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而收存于《文选》，充分显现出史论的文学意义。
有关《文选》当中史论的分类，后人颇有微辞，如徐师曾云：“萧统《文选》则分为三：设论居首，史论次之，论又次之。较诸勰说，差为未尽。唯设论，则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三首以实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为一体，统不明言其体，而概谓之论，岂不误哉？”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一文中曾对《文选》的文体分类作以分析。他认为，在文体分类的层面上，古代编者有文拘形貌之嫌：“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章氏认为《文选》的文体分类存在诸多谬误：“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如其所言，史述赞作为史论之后的赞语，四言偶对，以韵行文，它与史论合称论赞，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文选》单独列为一类，这与传统文体划分有很大区别。正因如此，章氏才提出《文选》虽是“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但其文体分类存在很多问题，以致达到“淆乱芜秽，不可殚诘”的地步。当然，章氏所言稍过。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的产生远在梁代，其时文人对文体分类的认知尚随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编选者的文学批评观存在一定的局限也是必然，但这种初步认知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文学批评意识及其宝贵的文学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如前所述，史论主要是指“在中国古代史学及有关历史文献中，关于客观历史如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问题的评论”。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史论的出现，显示出以萧统为代表的梁代文人所受到的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学兴盛的体验和感知。《文选》史论类载录文章9篇，分列如下：
1 班孟坚《汉书·公孙弘传赞》
2 干令升《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3 干令升《晋纪·总论》
4 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
5 范蔚宗《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6 范蔚宗《后汉书·宦者传论》
7 范蔚宗《后汉书·选民传论》
8 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
9 沈休文《宋书·恩悻传论》
这9篇文章直接取材于正史与杂史，俱为附于专传、合传、类传之后的史家评议。可见，在《文选》编纂者的意识当中，史论一体是指狭义概念而言。言其狭义，主要是因为除却正史、杂史当中存在的史论之外，还有其他的史论形式，诸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围绕某一专题展开论述的单篇文章也是史论，而在《文选》的分类当中，这些文章则被归入论而非史论，诚然，《文选》所认同的史论文体，主要是指源于《左传》之“君子曰”这种形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曾述及此，其云：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无论哪种称谓，作为正史、杂史、杂传当中的史家评语，都是体现与表现史家才、学、识的直接凭借，而《文选》史论所列文章均属此类。由此可见，《文选》编纂者对史论一体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也体现出他们对传统史学史论体式的认同。从篇幅上看，《文选》史论大都超越了一般史论长度，更多地具有总论、专论的性质。从内容上看，《文选》史论多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一现象为中心展开论述，叙致既明，论议深博，彰善惩恶，以戒视听。史论的存在，更多地代表了史书作者的主观意见，体现出史家明断的史识。
《文选》单列史论一体，反映出编纂者在文体分类方面表现出的一种鲜明的文学敏锐性，而这种选择也是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大的史学背景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科而单独确立，先有荀勗《中经新簿》分文籍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部类别析分，种类增多，遂成后来《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的前瞻。另外，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标志着文学从传统史学的母体中脱离，文学概念得以进一步厘清和确立。因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史论作为史学与文学的一个交叉点与契合点，一方面它以史为鉴，内容丰博，具有辨疑惑、释疑滞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优秀的史论文章往往据实而论，视野宏阔，旨义深微，言辞精练。诚然，《文选》史论兼有通变与新变之义：博通古今，自人典雅之懿；文式变化，数必酌于新声。编纂者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遂以传统的史学样式，传达出了文体新变的理论信息。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此言确矣。史论正是契合了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而成为独立单行的一种重要的文体样式。因此，从《文选》史论选文来看，编纂者对史论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文史观念是非常明晰的。
二、文思
史之为用，在于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当世之务，正因如此，持正以论、秉忠疾邪的史论能够使人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有效地提高自己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史论的优劣与史家所具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息息相关。借助于史论这种文学形式，史家可以依史而论，据实而言，可以抒发情怀，宣扬褒贬，表述自己对历史兴亡、人事变迁的种种思考。
《文选》所选9篇史论，虽然取自四部史书，但其内容颇为广博，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诸如盛衰之变、政权交替等，无不关涉立根之基、治国之本，史家对此类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意见，能够深刻地反映出历史规律，揭示历史现象的真实本质。除此之外，史论当中有关后妃干政、宦官专权、武将分封、恩宠得势、遁世归隐、文学新变等内容，无不事关时政，发人深省。这些史论或总括一代，或分论事变，或颂扬盛世，或贬斥邪恶，立足于客观历史之上，闪耀着较强的理性色彩，具体而言，其内容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性。历史性是指史家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各种历史现象、事件与人物，尤其注重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问题，概括史实，纵论史事，阐发政治思想，提供鉴识之用。《文选》史论选文尤重此类。例如：盛世总结，这是国家建设的问题。在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当中，他集中评述了西汉盛世的发展特点以及人才使用的重要性，乃是一篇独到而全面的历史性总结。盛世，对于有才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正因为得遇其时，所以才能逞其所能。班固以公孙弘的人生遭际为出发点，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海内夊安，府库充实”的社会特点，在赞扬德政贤明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等，因此，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大汉政廷最需要的就是人才。故而，汉武帝不拘一格，通过举荐、策试等多种方式来提拔、擢用官吏，形成了人才济济、不可胜纪的状况。正如班固所论：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班氏所言，不仅是对汉武盛世的赞扬，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史论当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富有思想性与历史性的重要政治问题。贤主明君的治世之功，集中表现在人才的使用。而对于有才之士来说，“时”就是他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主题。士遇于时，故能显用；才之为用，时机成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这才是西汉武宣之际盛世风貌的形成基础。这些主张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班固作为一代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现象的理性认识与经验总结。
再如，朝代更迭、换代的问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政权交替、朝代更替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不止一次地以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探讨来说明这一问题。秦行暴政，倒行逆施。汉兴土德，顺应民意。但时近魏晋，杂乱纷起。权臣篡政，弑君者起。因此，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晋纪·论晋武帝革命》一文中发表了自己对天命、人事的看法：“岂人事乎？其天意乎？”干宝在另一篇史论《晋纪·总论》中，以较长篇幅胪述西晋王朝的建立与灭亡。他认为：“国之将亡，本必先显，其此之谓乎？”国家之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仁”这个观念上，而这种观念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干宝明确地指出：“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正因为西晋君主“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故而“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再加上魏末晋初风气败坏，“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因此，这样一个根基不稳、不施仁政的王朝，其速盛骤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干宝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立本不仁、尚谈务虚等等，承继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之观点，揭露西晋时弊，议论深刻，有效地发挥了史传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观过知仁的积极作用。
第二，政治性。《文选》史论注重国家政治主题，以治国立本为基础，对内政当中的很多问题均有涉及。其中，范晔《后汉书》中的传论更能切中时弊，深入挖掘政事内因，个中观点，发人深省，对后世行政者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如，外戚干政、内乱的问题。东汉一朝，女权干政，幼帝年小，母党乱政。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论》中，着重分析与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后妃之用，应当“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如果君主轻礼弛防，先色后德，那么，就会招来破国亡身的不良结局。这里，范晔提出了一个德与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帝王妃嫔的选择，应当以德为上、以色为次，而亡国之君往往悖之，所以，才有乱政亡国之祸。如其所云：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銮，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缨缧绁于固犴之下……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范晔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东汉重要的政治现象——母党干政及其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推源溯本，指出外戚柄用辅政、权重致祸、覆辙相寻、国家俱敝的恶果。因此，对于当政者而言，妇女干政、外戚专权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不防、不可不避的一个政治问题。
再如，宦官专权、近侍的问题。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就揭示了这种历史现象及其危害。《文选》李善注解题曰：“宦者，养也，养阉人使其看宫人。此是小臣，后汉用之尊重，故集为传论。”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范晔《后汉书》较好地利用史论这一平台，对这些现象进行总结和批评，其立意非常明显。他指斥宦官“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东汉宦官手握王命，口衔天宪，势焰甚盛，以致东汉时人“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达”。他们为所欲为，祸至极端，给东汉朝政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范晔此论与《皇后纪论》一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以史论的形式，勾勒了东汉中后期影响时政的两大问题，外戚与宦官专权的问题，深刻地揭露了这两种政治现象对国家行政的重大影响及其危害，贻视后人，以供资鉴。另外，武将分功、封建的问题，也是历代君主稳坐天下之后所要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以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与肯定光武帝刘秀所采取的正确的政治举措，即“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由此可见，《文选》的编纂者有意选择这些关涉政治根本的重大主题的史论人录《文选》，正是遵循了史论这一文体形式尊贤隐讳、奸慝惩戒的原始功用，具有鲜明的警示与启示意义。
第三，宏观性。《文选》史论内容广博，涉及国家行政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基本问题，史家所论，多直抒胸臆，观点鲜明，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而编者择取决断，奇文共赏，编选目次，略定体例，这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史家与编纂者的宏观视野。相较两汉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更迭、战乱频仍的时期，正因为风云际会、时代变幻，才引发了众多史论者对各种时事问题的关注，诸如逃遁乱世的隐逸者、南朝掌管机要的恩幸者等，《文选》史论均有涉及，体现出史家宏观博大的史学视野，以及对史事、时事的宏观把握。
东汉末年，乱世之秋，传统经学走向衰落，以往治世致用的理想，在世人的价值体系中逐渐失去了作用，世人信念出现摇动，隐逸之风遂而盛行。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异常频繁，乱世当中，贤者深居也是一种远离暴乱之害的人生选择。自魏时起，名士纷出，志节清高，务尚玄远，追求隐逸，裂冠毁冕者不可胜数，范晔《后汉书·隐逸传论》一文就谈到了遁世归隐及隐逸者的问题。范晔颂扬那些怀仁志士能够蝉蜕嚣埃之中，而自致于寰宇之外，一世优游，避害远祸。因此，范晔此论对隐逸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客观分析，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汉魏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隐逸问题。
作为一代辞宗，沈约《宋书》不仅概括了刘宋一代历史，而且在史论当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历史鉴识。在《宋书》类传当中，《恩幸传》非常有代表性。所谓恩俸者，主要指南朝初期由寒门出身而掌管机要的帝王宠臣。《文选》李善注解题曰：“约言当时遇幸会者，即得好官。又以晋宋之间，皆取门户，不任才能，故作此论。”其实，李善的解释只说对了一部分，沈约的这篇史论，主要是从人才选拔的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给政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且针对南朝帝王重用寒门掌管机要这一现象有感而发，揭示了佞幸之臣越权代级、威行内外、权侔人主的社会危害性。在《宋书·恩俸传论》中，沈约一方面追溯了高门与寒士之间对立局面的形成原因，另一方面，他还严厉批评了寒门恩幸者的劣行：
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权倖之徒，慑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
沈约的态度非常明显，他对南朝寒士涉政干政、扰乱国权的作为非常痛恨，并斥之为“鼠凭社贵，狐藉虎威”。据实而论，虽然我们不能把南朝朝代的更迭与权力变换的责任完全归结到寒门这个单一因素上，但如茹法亮、阮佃夫之类，在刘宋时期的确自取身荣，贿赂盈溢，威势熏灼，蠹国害民。沈约以史学家高度的洞察力，揭示出小人乱政的危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选》编纂者所选择的史论，思想深刻警醒，能从宏观层面给人启示。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质实相合，文气充沛，因此，后人学习文学作品，多以《文选》为经典，因为它开启了众多丰富的文学窗口。
三、文藻
作为文学作品总集，《文选》的编选原则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编纂者多从质、文两方面来审视和确定作品的入选，从艺术表现与审美形式上看，《文选》史论中的9篇文章，与这一标准非常吻合。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史论，其行文特点与诗赋等文体有所不同。因为“论者，伦也”。“论者，议也。”前贤的种种阐释已经为史论行文及审美规范作出了很多解读。《文选》史论虽是以阐发史家议论为主，但也文质辨洽，审正得序，正因以情理设位，故而文采行乎其中。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繁密。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言：“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那么，史论行文，贵在约举。从篇幅上看，《文选》史论除干宝《晋纪·论晋武革命》一文之外，其余字数多在百字以上，相对于《左传》、《史记》而言，这些史论有趋繁就深的发展态势。《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往往由人由事而论，抒发了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的种种感喟，主观意味非常浓厚。而《文选》史论诸文，更多地具有客观色彩，往往从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方向来把握主要问题，重在揭示义理，找寻历史发展规律，显示出情发理昭、周密圆通的艺术特点。如《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盗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讫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法，齐之以刑者乎！
这里，范晔就武将分封的问题展开论述，客观地概括了秦汉以来武将功高震主、终被屠戮的历史事实，充分肯定了光武帝优以宽科、完其封禄的政策。此文辩而当，密而周，词义温雅，情理昭彰，正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虽然范晔自诩甚高，但其文杰思，析理充分，确也有奇变无穷之妙。
第二，典雅。《文选》选文，尤重风雅。史论内容多就史事有感而发，因此，史论行文，具有典丽雅正的风格特征。典，指规范、典范；雅，指纯正、庄重。史论一般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判，或就一朝之政治、经济制度的具体问题发表议论。正因如此，《文选》史论言辞有典据，高雅而不浅俗。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这说明典雅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艺术风格，与儒学经义典重、雅致、规范、庄重的风格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论赞》亦论班固《汉书》：“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观之《汉书·公孙弘赞》，一番盛世景象的描绘，显现出班固严谨、庄重的行文特征。典雅者再如《宋书·谢灵运传论》：
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沈约此文是说文之利害，辞之是非。他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为切入点，阐述了诗歌的起源。其文词义温雅，符采相胜，骈俪行文，兼具形文声文之美。
第三，弘丽。作为史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优秀而成熟的史论往往不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功过，而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入论述，富于思辨，反映出史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深邃的史学眼光。“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选》史论深覆史家要义，循理清通，文采清丽，多为笔端之良工。刘勰曾赞班固：“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这说明班固史论具有偶句并发、妙才激扬的特点。刘知几在推崇《汉书》史论的同时，也指出了魏晋南北朝史论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发展趋势，如，其云：“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这一观点与《文选》史论编纂者的选择正相契合。例如，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论》就是一篇优秀的骈文作品：
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
此文赞扬了节行超逸者静默隐居、镇心躁竞的人生选择。四六成文，繁辞偶对，清丽精工，堪称美文。虽然刘知几一再批评南朝史论“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私徇笔端，苟街文彩”，但事实上，正因为这些史论寄寓了史家睿智的思考与博大的情怀，才使得《文选》在论这一文体之外，单列史论，并且仅选附于传末的评论，可见，在编纂者看来，这些优秀的史论作品已经超越了它作为史书附属的史学意义，而更多地呈现出结藻清英、典丽精工的文学特征，编者主观注重与表现的，正是这些史论客观存在的文学审美意识。
综上所述，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文选》史论9篇文章，体现出梁代文人在文史观念方面很多可贵的探索。史论虽然是史家附于史传之后的评论，但也是史家发表政论观点、表现兴亡之叹、抒发历史情怀的重要平台。“因为这些表现作者主观意见的序论赞述，在某种程度，和发抒个人感情的文学著作是相似的”，所以，萧统“将历史著作摒弃于《文选》之外，但却收辑部分史学著作的序论与赞述。”而汉魏六朝史论篇幅增长，内容含量增大，审美形式更加丰富，文学色彩亦更加浓厚，史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文学特征表现尤其鲜明，这也是史论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被《文选》编纂者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文学、史学从分离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史论单行的趋势已然形成，因此，《文选》史论的贡献就在于编纂者是以选文的方式真切地传达了这种文体新变的实际信息。
（责任编辑 刘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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