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CSSCI期刊以及国内代表性德育学术期刊近一年的文献为来源，筛选出文献700篇，利用CiteSpace 5.3. R4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近一年德育研究的热点包括立德树人、道德与法治、学生发展、青少年问题等。结合中国知网上各热点的历年数据，分析发现德育研究热点深受政策导向影响。在落实立德树人、德育课程衔接、道德与法治课程、劳动教育等方面，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关 键 词 德育研究；综述；热点；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9）03-000-07
自十八大以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成为德育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风向标。在根本任务的导向下，德育研究也明显表现出这一取向。回顾近一年德育研究现状，既是一种反思，更是一种展望和改进。在新时代思想的引领下，近一年德育研究既保持着对恒久性话题的追问和思索，又不断融入和发展着德育研究的新视域和新主题。
一、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结果
本文以“德育”或“道德教育”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主题/篇名的方式检索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2018年，搜索范围包括核心期刊、CSSCI期刊及国内主要德育专业学术刊物。在对检索文献进行筛选和清理之后，共得到700篇有效文献。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5.3. R4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用以表征2018年国内德育研究的热点。分析结果的网络模块值（Q值）为0.8619，该值大于0.3，意味着网络社团结构显著；平均S值0.3992，大于0.05，说明聚类分析具有较高信度。[1]从图中可以看到学校德育、道德与法治、德育课程、立德树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是2018年德育研究的热点。
以衡量关键词在文献知识图谱中重要地位的中心性（centrality）和出现频次为统计维度，得出2018年德育研究的重要关键词统计表（见表1）。其中，中心性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在知识图谱中越重要，频次的高低则佐证其重要地位。从表1中可以看到，学校德育、道德与法治、德育课程、立德树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是研究热点。
二、近一年德育研究的热点解析
德育研究既具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基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殊异性，往往会出现一些研究热点，而对这些热点的相关研究逐渐聚合成时代的標志。在此，本文选取以下六个主题，分析德育研究者对热点问题的关注。
（一）关注立德树人，探寻管理、文化等育人机制成为德育研究新思路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出后，如何实现这一任务，即德育机制与德育途径的探讨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以立德树人为主题，搜索到文献总数5312篇，研究的总体趋势如图2所示，在2012年（十八大）之后开始逐步上升，2016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十八大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九大继续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党和政府的倡议下，“立德树人”从2012年开始，跃升为2018年的学术“热词”。
管理育人是德育机制的组成部分，体现在学校管理、班级管理上。但是对德育的管理工作，研究者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提出，当前德育出现管理化倾向，表现为把管理与德育的目标等同，以常规管理量化考核与惩戒作为德育的主要手段，以纪律得分或考试成绩代替学生品德评价。[2]反对者则认为，学生管理是正当且重要的德育途径，只是实践中存在功能定位偏差、实施方式畸形、运行过程孤立等问题。[3]事实上，双方的指向是一致的，都反对管理育人正当性的偏离。从德育的视角来看，管理的正当性内涵指的是育人机制的构建应以学生的发展需要为立足点和出发点。
通常看来，管理是一种从外向内的形塑和输送过程，管理育人的成效只有在学生认同、内化之后才会显现。相反，文化育人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软”育人，通过学生自身的感悟和体验，内化为意识和心理品质，随后外化为行为。
文化育人方面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和经典阅读方面。经典作品蕴藏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过于强调经典阅读，则会过犹不及。有研究者对传统文化与学校德育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无论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还是学校德育的导向，“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都应该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不能仅仅从时间的维度去理解传统文化，传统应该是一个综合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综合体。他还强调，要想解决中国学校德育的现实问题，我们一定要先找到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根源，否则就会流于表面。[4]从研究者们的观点中足以看出，文化育人对于培养人、培养中国人、培养现代人具有重要意义。从民族与世界、本土与国际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们更强调文化育人的本土立场，在葆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放眼世界文化，达到育人的目的。
此外，评价育人、制度育人等同样是德育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二）道德与法治课程研究成为德育研究新视点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立德树人思想的指导下，道德与法治课程成为研究者和实践者关注的问题。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简称《大纲》）《关于2016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大纲》提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法治观念，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通知》明确，从2016年9月1日起，将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相关政策的出台，使道德与法治的研究着眼于道德与法治课程、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师专业素养、道德与法治教材等方面。以道德与法治为主题，搜索到文献总数1693篇，总趋势如图3所示，在2016年之后快速上升。
课程名称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课程性质与功能的不同定位。“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名称统一更改为“道德与法治”，意味着要加强培养中小学生的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因而准确理解道德与法治课程性质和定位，对实施这门课程具有基础性作用。有研究者认为：“道德与法治课根本性质可以表述为：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和主轴，以道德观、法治观引领的良好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养育为两大支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渗透为构成元素的一门必修课程。”[5]这一定位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有研究者从课程内容入手，认为可以将道德与法治课程性质表述为一门以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引导和促进学生道德素养与法治素养为根本目的的综合性课程。[6]道德与法治课的生活性和实践性在这一定义中突显出来。从相关研究者的观点来看，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内容上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在重要地位上是一门必修课程，在教学范式上是一门活动课程或实践课程。
解读《道德与法治》教材、分析教材使用情况，对落实道德与法治课程，强化学生法治素养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指出，统编教材的出现意味着将青少年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来，法治教育课程升级为国家性课程。[7]统一规划、统一要求具有强制性、可操作性及规范性，使得道德与法治课程更易于实施。有研究者对初中统编教材的使用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教师对统编教材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这点的认可度最高；对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七上）总体满意度较高；对指导课堂教学实践的培训需求较大；认为统编教材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备课；教学方法由侧重于单向讲授向要求、鼓励学生互动讨论转变；学生课堂参与度及课堂学习氛围有一定提升。[7]可见，统编教材既符合教师的教学期望，同时也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挑战，但对于学生而言，统编教材的实施更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合作性、创造性。总体而言，通过仔细研读教材、合理选择教学策略、精心安排课时内容，这套教材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充分的挖掘。
（三）德育课程一体化及课程体系构建成为学生发展研究不断探索的领域
根据知识图谱分析，学生发展是近一年德育研究较为重要的主题；根据知网上历年数据分析，学生发展也是德育研究不断探索的问题（以学生发展为篇名进行搜索，得到文献总数2687篇，总体趋势如图4所示）。知识图谱显示，德育课程一体化及课程体系构建是学生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德育课程的系统性、整全性角度来看，构建一体化和体系化德育课程，对指导学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根据《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的要点，德育课程一体化研究是德育課程建设的重点。基于系统性的考虑，德育课程一体化研究必然涉及目标、内容、体系、评价等诸多方面。有研究者在宽泛的范围上探讨学校课程一体化的设计，认为一体化理念既是纵向贯通的，又是横向贯通的，如同一张课程网，而课程一体化的总体设计是纲，将学科、主题、活动各个“目”贯穿和带动起来。[8]德育课程一体化既需要宏观上的“纲举目张”，又需要微观层面的“各个击破”，即在课程目标、学习评价、资源开发、实施路径等方面进行细致讨论。对此，有研究者从德育课程目标一体化着手分析，认为德育课程目标一体化具有导向价值、衔接价值和调控价值，面对现实诉求、理论诉求和政策诉求，需要处理好德育课程目标一体化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关系，整体设计德育课程目标体系。[9]由此看出，由于学校德育课程一体化建设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只有将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相结合，才可能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课程体系与课程一体化均属课程建设，但从层次性上分析，课程体系不仅包含着课程一体化，更是从横纵两个维度系统思考课程建设问题。纵向指不同教育阶段的学校德育课程，如大中小学阶段德育课程；横向指各教育阶段学校德育课程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如道德与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10]以德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为例，有研究者基于环境育人理论，针对重智轻德、教师言行失当等现实问题，提出德育校本课程的层次化构建机制，包含师德育人、环境育人、活动育人及学科渗透育人等层面。[11]理论工作者对德育校本课程体系构建的可行性和策略作了深入思考，同样，实践工作者也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深圳市盐田区梅沙小学从学校文化和学生实际出发，提出“固本培元，全人成长”的德育理念，构建了成长课程框架，不断创新课程实施方式。[12]此外还有广东广雅中学高中生发展指导课程体系的实践等。可以看出，德育工作者对德育课程体系的构建非常注重，在未来发展中，既要对课程体系中的静态要素、层面进行完善，还要面对课程体系的动力机制和持续性运转问题，如此才能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四）促进家校合作是德育研究迫切需要化解的难题
根据知识图谱分析，家校合作是道德教育中的相关主题之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主要的德育形式，三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是取得良好德育成效的关键。“5+2=0”现象说明家校衔接不够充分，易使德育效果大打折扣，因而深入反思家校合作模式，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家校关系。以家校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到文献总数4889篇，总体趋势如图5所示。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家校合作、家长参与等主题上。
2015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了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家庭教育是家校合作的保障，是协同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家校合作中的主体边界、合作方式、职责划分等都需要进一步厘清。有研究者针对家校合作的主体问题，发现家校合作主体观有“单主体”观、“双主体”观和“多主体”观，通过对学校、家庭、社区、学生及教育行政机关的主体分析，认为家校合作主体是由学校教师构成的作为“人的集合体”的学校和能够承担主体责任的学生父母所代表的家庭组成的。[13]将家校合作的主体定位于人或以人为基础的组织，有利于明确责任主体、形成实践范式。也有研究者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家校合作的影响，以问题解决为目的，提出以网络学习空间的信息共享、协作功能为基础，以教育资源共享、协作学习任务为纽带，构建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家校协作体建设框架。[14]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教育变革不仅是器物层面的，更主要是制度、模式、服务等方面的优化，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家长参与是家校合作的必要条件，然而家长参与的角色异化或者家庭教育学校化成为一种“流行病”，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功能错位、家校合作偏离教育真谛。为突出家庭教育的主体性，有研究者对作业签字制度进行了理性审思，认为作业签字制度加剧了家校共育的重智轻德倾向、弱化了孩子的责任意识和引起了孩子的心理逆反，提出重点关注孩子的情感体验，适时取消强制性作业签字要求，同时要持续强化家庭德育，着力营造和谐的家校德育氛围。[15]家庭教育不能够简单化为学校教育的延伸，而是教育的根源。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社会教育始于家庭，形象地讲，教育植根于家庭，然后才会长出枝叶、花朵和果实。学校教育的智慧要以家庭健康的道德为基础。”[16]因此，家长参与是发挥家庭教育功能的必要条件，但家长参与要合理适度、定位准确，缺位、越位都无法保证参与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
（五）校园欺凌等青少年问题成为德育研究的实践议题
知识图谱显示，关键词“青少年”的中心性较强，是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关注领域。其中，校园欺凌或校园暴力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实践议题。以校园欺凌或校园暴力为主题，搜索到文献2124篇，总体趋势如图6所示，2014年之后急速上升，成为研究热点。
随着校园欺凌事件不断曝光，《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2016）、《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2016）等文件不断出台，但校园欺凌事件仍时有发生。校园欺凌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法治问题。研究者们在这两个领域中持续思考解决策略，尝試化解这一实践难题。有研究者选取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市），基于PISA调查项目和OECD国家数据，分析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家庭和学校背景的学生在遭受校园欺凌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校园欺凌侵害不仅妨碍学生认知领域的教育表现，也对学生非认知领域的教育表现产生影响；家庭和学校在防范校园欺凌侵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7]可见校园欺凌对于学生健康成长具有很大阻碍作用，因而家庭和学校有没有充分履行保护职能，至关重要。同时，学校及教师对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应对具有一定意识和作为。有研究者选取学生欺凌行为发生之前的行为特征，并对此划分出玩笑打闹、“过分”、未萌欺凌、萌芽欺凌、标准欺凌等五种形式，并对未萌欺凌、萌芽欺凌的行为特征和干预作了分析。[18]学校及教师如能提前发现和识别这些行为特征并采取应对措施，就能防患于未然，将校园欺凌的扼杀于潘多拉之盒。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更多地采取比较的视野，这可能与研究起步较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对芬兰KiVa项目的评析、对英美国家防治政策与措施的研究、对澳大利亚学校治理的分析等。这些研究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反校园欺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六）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反思德育发展成为德育研究新视域
在知识图谱中，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心性虽然不是特别突出，但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社会各个领域均在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值得中国研究者们回顾与总结的时刻。就德育而言，德育教材与课程、德育理论研究、教师德性研究、德育事业发展等方面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回顾四十年的德育研究，既是对改革开放重要举措的纪念，更是对德育发展的一种省思和激励。
德育理论研究是德育研究的基石，德育理论的研究主题在四十年间不断丰富和完善。有研究者将40年德育理论研究的主题概括为德育研究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探索，德育本质与德育功能问题的探讨，对西方道德教育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道德教育模式的理论构建；并指出德育课程改革之理论基础的研究，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探讨成为新时代德育研究的新课题。[19]这些主题准确地反映出德育理论40年来的研究成果，也充分揭示了一代德育研究者扎根理论、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情怀。摘取其中的“德育本质”主题，有研究者指出40年来，德育本质研究的思维方式、学术争鸣、立论依据都有其明显特征，整体上呈现出“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两种发展趋势。[20]从整体发展趋势上看，德育理论研究正不断深入和拓展，在方法论和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成果丰硕。
在德育学科建设方面，有研究者从历史的维度，将德育学科建设划分为若干重要的历史时期：基础重建（1976-1990年）、初步繁荣（1990-2002年）、多维提升（2012-2018年），并指出40年来中国德育学科在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对外开放以及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21]从德育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德育学科在研究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下，逐渐完善并向理论深度和实践宽度进行拓展，不断丰富德育学科的内容和形式。在师德建设方面，40年来出现了不少成果。有研究者系统梳理后，将研究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阶段、发挥政治导向功能阶段、强化依法执教意识阶段、提升教育质量水平阶段。[22]在德育课程改革方面，我国课程观、课程功能、课程形态、课程实施等，发生了诸多改变。有研究指出，40年来我国德育课程观从唯智论走向生活论、课程功能从工具化存在走向凸显人的价值、课程形态从分科课程走向综合课程、课程实施从无序封闭走向有序开放。[23]从德育学科建设的各个分支主题来看，在方法论上，多数研究以理论思辨为主，实证性研究较少，同时对中国传统德性挖掘较少。在价值论上，德育课程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价值，挖掘人性所蕴藏的创造性、开放性潜能。
三、结论与展望
借助知识图谱分析方法，我们更加清晰直观地发现近一年德育研究的热点。结合中国知网上历年的研究数据，本文认为，近一年来德育研究热点围绕立德树人的宗旨，政策导向特征明显。
政策导向与现实问题具有相关性，从根本上说，政策导向是以现实问题为基础的；差别在于政策是在现实问题尖锐化之后，以一种更加抽象和宏观的形式展现的应对策略。从上文可看出，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热点的出现，与党的十八大论述有关；道德与法治的研究与十八大依法治国的方略及《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等文件的出台有关。立德树人以政策的形式提出，表明现实中道德教育存在问题，使学生只关注成绩而不关注自身修养，并且这一问题在当下显得格外突出。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既为德育正名，也给德育工作提出了要求。
基于近一年德育研究热点及特征，结合中国知网上的数据预测，本文尝试预测未来一年德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首先，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当前党和政府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研究者们着力研究的议题。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强化教师队伍基础作用，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标，发展素质教育，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义务教育全过程。”然而，要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大德育”观，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统筹安排、合理布局。正是因为立德树人任务的艰巨性，才需要研究者们继往开来、持续探索。
其次，既要增强德育课程的衔接工作，又要促进德育课程的生活化。德育课程的有效衔接是促进德育课程实效性的重要举措，包括大中小学及各学段德育课程衔接，各学段的课程结构、内容等的衔接。德育课程生活化能够满足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在生活中、通过生活实现德育目标。倡导德育课程生活化的本质是使学生重拾个体经验，使教育回归生活情境。
再次，道德与法治课程研究仍将持续。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8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对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部署。可见，法治建设成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方针。2016年统编教材的使用，表明了国家将道德与法治并重，提升国民法治观念的决心。然而，中小学在使用这套教材过程中，使用效果和教育评价仍有待研究者们继续观察与调研。
最后，劳动教育或将成为新一年研究热点。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全面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劳动教育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再次强调劳动教育，不仅是对当前主智教育的纠偏，也是站在学生全面发展立场上的总体考虑。就此而言，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落实机制、概念内涵、育人功能等维度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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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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