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

黄卷青灯

《野味读书》是我买的、看的第二本孙犁的书。从此书开始，进入孙犁的文学世界，之后才买了《孙犁全集》，继而开始了近十年的孙犁阅读之旅。如孙犁年轻时根据鲁迅的书帐购书一样，我买书，也常得自孙犁文章的指引。曾将他文中提到的书名记下，作为我的购书指南。

晚年孙犁写了为数众多的读书随笔。这个时候的孙犁，已经“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缈、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从而转向了史籍和古代笔记的阅读。他自言是“晚年无聊，侧身人海。未解超脱，沉迷旧籍”。而他的读旧籍，是为了用历史印证现实，也在用现实印证历史;只是，“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

沉重的心情，在孙犁写下的文章中，是很容易看到的。“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在文章中，他常忍不住把自身体验融入到读过的书中，在这方面，我受其影响颇深。孙犁不是就书谈书，而是结合自己的阅历经历和经验教训。他谈的是读过的书，写的是人生。

年过六七旬的孙犁，多足不出户，在宅中面对黄卷青灯，而心在默默诵读。尤其是在读《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古籍时，更是如此，一字一字地抠着读，硬读，反复读。阅读时忆及往事，每有所得，便记而成文。

他写《我的丛书零种》时，检阅顾修《汇刻书目》，见到书套而生发的感慨录在附记中：“今日面对，不只忆及亡人，且忆及一生颠沛，忧患无已，及进城初期，我家之生活状态。”这类“附记”文字，在《书衣文录》中有很多，见性见情，让人不忍卒读。

孙犁的爱书，很出名。他自己在文章中也多有提及。“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这是孙犁为自己爱书找的“借口”。早在保定上学时，他在紫河套地摊上花了一元大洋买到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后又专门买了二尺花布到裱画铺去做了个书套。他之爱书癖，是青年时养成的。在往后的岁月中，书成了孙犁生死与共之物，也就是“情理之常，不足为怪”。

黄丕烈是藏书家，他对书有特殊的感情，仿佛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爱抚，如痴如醉，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忘返，毕其一生。孙犁写的是黄丕烈，其实如何不是自况呢。有他手书的《书箴》为证：“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如此爱书惜书的孙犁，晚上做梦，梦到的也都是买书。当看到他晚年总结买书经验时，我深以为然，并以亲身经历印证着他多年前就说过的“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和书买得多了所得到的经验一样，书看得多了，孙犁也总结了“三不读”：言不实者不读。常有理者不读。文学托姐们的文章，不可读。

在“三不读”之外，他看起书来，反“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行之，遇到问题，耿耿于怀，不弄清楚便如鲠在喉，有时还不免“说三道四”。在无书可读的年代，他从朋友的孩子处借得两册大学语文书，“逐一抄录”，有《论语》《庄子》《诗品》《韩非子》《扬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古籍的片段。也是在此时，孙犁才认识到，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有些书，真的应该重读。我初读《野味读书》，是在2011年，时初到昭苏，人地生疏，整日与书为伍。如今离开业已四年。八年间，三读其书，所记如上。

草花一束

《草花集》是汪曾祺的众多散文随笔集中的一本，只有薄薄的一百多个页码，作为成都出版社听雨楼文丛之一，出版于1993年。我在二十六年后，偶遇于伊犁。

《草花集》不是什么难得的书，但胜在是作者生前自己选编的，而且还专门写了序，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汪先生著作，虽然内容没有什么不同，但看时的感觉大异。

我买书向来是随遇而买，虽爱读汪曾祺，却也没想着专门去搜求他生前出过的书。我身边就有朋友，爱读汪曾祺爱到把汪先生生前出过的书一本本地收齐了，甚至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邂逅集》都让他千方百计买到了。寒舍所存的汪曾祺著作，也仅有两种《汪曾祺全集》以及之前零散有的十几种单行本。后来尤其近几年出版的汪曾祺单行本作品集都敬而远之了。话虽如此，但有时偶遇年代早一点的，尤其汪先生生前自己编的集子，总是忍不住要买。《草花集》即为其一，看目录，书中文章也都看过，许多篇目甚至看过不止一遍，但看看书品，再翻翻装帧，还是顺手就买了。

过了几日，要去驻村，临走时从书架上抽出《草花集》放到了随行的包里。住户时，随手抽出来读几页，也很快就看完了。近两年，每月到村中住户，我常以为苦，和汪曾祺的“随遇而安”比起来，境界到底差了许多。《沽源》即是汪曾祺写右派生活的篇章之一，文章写得自然是好。他补录为右派，自认为是“三生有幸”，所以去沽源，也并不觉得是苦，在他笔下，甚至觉得是一种享福，是“逍遥自在之极”，每天早上摘两丛还带着露水的马铃薯花和叶，上午画花，下午画叶。马铃薯成熟时就画马铃薯，画完的薯块在牛粪中烤熟着吃掉，于是也有了自夸的資本：“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其实，这些都是去了沽源以后的事，仅看汪曾祺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路上的心情就知道，他是愉悦的，并不是常见那种右派遭遇发配的郁闷。汪曾祺去研究站，坐的是牛车，牛车走得很慢，他“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你看，这哪里是“发往军台效力”，简直就是旅游，是度假。

看版权页，《草花集》首印是三万册，这在散文集中，不是小数。要知道，《草花集》出版的前几年，汪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版《汪曾祺自选集》，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晚翠文谈》，首印也都只有二三千册，加印那是后来的事。时隔几年，也可以看出汪曾祺的读者群在不断扩大，也很有“市场”。这个“市场”在汪曾祺去世后，更是不断地在扩大，他的作品也正影响着后来的作家。最近《中华文学选刊》对一百多位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作家作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请列举三位，具体说明原因”，看了他们的回答，“汪曾祺”出现的频率颇高。

像《草花集》这样的“小书”，很适合带着路上读，文字很美，看着是一种享受，可消解奔波之疲劳。正如他在《自序》里写的那样，“辛苦了一天，找个阴凉的地方，端一个马扎或是折脚的藤椅，沏一壶茶，坐一坐，看看这些草花，闻闻带有青草气的草花淡淡的香味，也是一种乐趣。”汪曾祺写的是看草花的感受。汪曾祺把他的这些文章就比作是草花，所以读汪曾祺如看草花，“闻闻带有青草气的草花淡淡的香味，也是一种乐趣”。

花开两朵

汪曾祺和孙犁，是我除了鲁迅之外读得最多的两个作家。

在我心中，孙犁和汪曾祺如两座高峰，并肩相望。因为常把他们的作品放一起阅读，难免就会有所比较。后来发现，如我这样同时阅读他们作品的人，还真不少。一个朋友前几天还在说：“床头书一堆，翻来翻去还就是汪曾祺和孙犁的能随时打开看看，二十多年都读不够。”我没有他的阅读时间久，但近十年来，他们的作品，真是一直在读，读不够。

作家苏北是资深“汪迷”，在读汪曾祺时，也不会忘了孙犁。苏北在谈汪曾祺的《晚饭花集》时说，汪曾祺是干净的。之后，他又忍不住加了一句，孙犁也是干净的。因为整篇文章谈的都是汪曾祺，后面一句完全可以说没必要，但苏北就是写上了。这肯定不是无意为之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印象深刻，所以在写作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了。

或许因为孙犁、汪曾祺作品的共同点很多？现在比较他们艺术成就的文章很多。这方面，评论家李建军的《孙犁何如汪曾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建军指出了他们的相同点，更是在说他们的不同：孙犁的写作属于北方气质的写作，具有峻切而质实的特点，甚至有一种北方式的沉重和苍凉，尤其是晚年的写作，坚正而耿直，执意要将人们留在心上和身上的疤痕，展露出来。而汪曾祺后期的写作，则属于南方气质的写作，显得欣悦而温和、轻逸而细腻，倾向于将自己记忆中的历历往事，以及当下所体验到的饮食的满足与游玩的快乐，津津有味地叙写出来。

孙郁对两人也有过比较：“汪曾祺晚年身边有许多青年人，这给他不少的快乐。孙犁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冷寂的东西多。”也许源于汪曾祺的“欣悦而温和、轻逸而细腻”，近年来，汪曾祺热一直持续不退。甚至有评论家说，汪曾祺的火热程度有高出其文学成就的趋势。现在的图书市场，汪曾祺的著作一出再出，书架无处不汪曾祺。这肯定不是汪曾祺乐意看到的。我的一个爱读汪曾祺作品的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汪曾祺本如“人参”，愣是被出版商炒成了“胡萝卜”。而孙犁相比较就沉寂得多。

目前，还少见谈论孙犁、汪曾祺之间交往的文章。看他们的年谱、传记，稍加检阅便发现，孙犁、汪曾祺似乎很少有交集，甚至都未曾谋面过。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子女写了一本《老头儿汪曾祺》，书中提到汪曾祺服气的二十世纪三个小说家：鲁迅，沈从文，孙犁。这话除了在他的家人面前说过外，有时酒后也会吐露一二，这在一些回忆他的文章中也有被提到。作为北京京剧院编剧的汪曾祺，在75岁时还曾将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改编为电影剧本《炮火中的荷花》，這也是汪曾祺五十多年创作生涯中唯一的电影剧本。

此外，汪曾祺还在《铁凝印象》等文中几次谈到孙犁的小说，并深知孙犁嗜书如命。在《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就谈道：“孙犁的小说清新淡雅，在表现农村和战争题材的小说里别具一格（他嗜书若命）。他晚年写的小说越发趋于平淡，用完全白描的手法勾画一点平常的人事，有时简直分不清这是小说还是散文，显然受到了中国的‘笔记’很大的影响，被评论家称之为‘笔记体小说’。”

孙犁把书看得跟命一样金贵，这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记录。相较孙犁的嗜书如命，汪曾祺就随意得多。汪曾祺也曾坦言，他看书毫无系统，是没有目的地读，所以看得很杂，随手抓起来就看，看得进去就接着看，看不进去就丢开。孙犁很讲究书的版本，对书的整洁要求也很高，从不折页，也不在书上涂写、做记号;而汪曾祺的一些读书随笔，基本都没有提及书的版本之类的内容，而且他还习惯于在书上圈点批注。这在孙犁而言，简直是受不了。

汪曾祺虽没有专文谈论孙犁，但对孙犁的作品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在写作时，也常能信手拈来。1992年，汪曾祺写《自得其乐》时，开头第一句就是：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孙犁也看汪曾祺的作品，但提到的很少，我们现在翻《孙犁全集》，大概只有1984年写的《小说杂谈》中提及过：“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分三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它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外国作家亦时有之。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

我在拙作《汪曾祺的书画》一文的结尾说：“看汪先生的题画文字，常想起孙犁先生的《书衣文录》。”这是真的。当时写这篇文章时，依据的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书画集《四时佳兴》。年初，期待许久的新版《汪曾祺全集》“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第十一卷中也收入了六十余则汪先生的书画题跋。我在反复看这些题画时，将《书衣文录》找出来，对照着看，真是一种很难忘的阅读经历。孙犁、汪曾祺两位先生均无日记留世，书衣文、题画文字成了他们的一种别样的日常记录。

总体而言，汪曾祺的题画诗文读起来较为轻松，这和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有关;孙犁的书衣文，读起来沉郁得多，这也是由孙犁对文学的理解所决定的。或许，正如李建军所言：“孙犁与汪曾祺之间，气质接近，趣味接近，文学理念接近，本应该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才是。然而，他们虽然也曾谈及对方，但却并不频繁和深入。在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隐蔽的紧张关系。”

这种隐蔽的紧张关系，表现在他们对许多事物看法上的迥异，也可见一斑。诸如孙犁和汪曾祺对周作人、沈从文的看法和评价的大不同，即可作为其中的一例。再比如，他们在对待“吃”上，估计也鲜有共同语言。另外还有不同，汪曾祺的文章中就有提及，是在《谈风格》中：“孙犁同志说他喜欢屠格涅夫的长篇，不喜欢他的短篇;我则正好相反。”《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汪曾祺多次提及并翻得滚瓜烂熟的书。孙犁也有这两本书，甚至比汪曾祺买得更早，并在1975年为它们包了书衣，写的两则书衣文都很短，也都看不出态度和心情。孙犁可能都没细读过，要不然，他应该会在书衣上有所提及。

书中安身心

在指导青年朋友进行文学创作时，孙犁告诫他们“要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但孙犁自己终由于生活漂泊等原因，鲜有记日记。除了1950年3月25日、3月26日，1955年12月21日等三天的日记外，不再有日记行世，至少我们在《孙犁全集》中未再见到。孙犁自己也坦言：“有很多人，记日记，一生不断，这实在是一种毅力，不管其内容如何，我对作者，佩服得很。”

自己不怎么写日记的孙犁，却很爱读日记。《鲁迅日记》是孙犁熟读的，年轻时他就以《鲁迅日记》中书帐的书目作为购书指南。后来，孙犁在整理图书、包书衣、写书衣文时发现，他的线装旧书见于鲁迅书帐者“十之七八，版本亦近似”。除了《鲁迅日记》外，他细读过的日记至少还包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能静居士日记》《翁文恭公日记》《缘督庐日记钞》《郭嵩焘日记》《胡適的日记》《使西日记》《郭天锡手书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三愿堂日记》《西征日记》《秦輶日记》《越缦堂日记补》……甚至，在1995年5月9日，八十多岁高龄的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日记总论》。之后不久，孙犁就歇了笔。

说孙犁不记日记，指的是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日记，但他还有其他方式的“日记”，此即是我们看到的《书衣文录》，这是孙犁自己说的：“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今一辑而再辑之。往事不堪回首，而频频回首者，人之常情。”

孙犁既然是把书衣文录当成日记在写，写作之初是没想过发表的。所以写书衣文录时，他抒发心情，表达对时事的看法，以及臧否人物，都不加修饰。他的“数年间之心情行迹”通过《书衣文录》得到了保存。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大江之外，不弃细流”，孙犁便将之整理、汇集分批发表，并收录在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耕堂杂录》和之后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犁文集》第五册中。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路更为开放，孙犁也觉得自己已届垂暮，“行将已矣，顾虑可稍消”，便将之前觉得“有所妨嫌”的部分抄录整理、再次分批发表。

《书衣文录》的产生，有它的时代背景。在《耕堂书衣文录·序》中，孙犁对此也有说明：“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所感，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书衣文录》。据刘宗武梳理发现，孙犁写《书衣文录》最早开始于1956年;集中的写作就是在“七十年代初”之后的1974年至1976年，尤以1975年为最，在八十年代偶尔为之，数量不多。而在九十年代初期，孙犁集中所写的《甲戌理书记》和《耕堂题跋》，其实和《书衣文录》一脉相承，同样可以作为书衣文录来考量。到了1995年，孙犁已很少写新作，只是偶尔还包书衣，在书衣上写几句。至此，四十年时间都在书衣上留下了记录。

孙犁的包书衣，确是为了“消磨时日，排遣积郁”，更是因为对书有挚爱，不然消磨时间的方式多了去了，又何必去包书衣呢。孙犁孜孜不倦包书皮，写书衣，其实都是一种寄托。正如他1975年12月30日在《明清画苑尺牍》上所题：“此一年又在修装书籍中度过，仍不能自克自宽也。”1992年，孙犁已经九十高龄，在装《宋司马光通鉴稿》时记下了他的装书小史：“余自七十年代起，裁纸包书近二十年，此中况味，不足为他人道。今日与帮忙人戏言：这些年，你亲眼所见，我包书之时间，实多于看书之时间。然至今日，尚有未及包装者。此书即其中之一，盖书太大，当时无适合之纸耳。”

为了包书衣，孙犁到处找纸，纸荒也时有出现。1975年2月5日晚上在《小说枝谈》书衣所记文字，即与此相关：“余中午既装《小说考证》，竟苦未得皮纸为此书裹装。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号，携水果一包，余亟倾水果，裁纸装之。呜呼，包书成癖，此魔怔也。又惜小费，竟拾小贩之遗，甚可笑也。”

后来，孙犁的“包书成癖”，闻名周围，同事们都帮他搜罗“废纸”，这在《书衣文录》中也有记录，在《广群方谱》上他是这样写的：“余近年用废纸装书，报社同人广为搜罗，过去投于纸篓者，今皆塞我抽屉，每日上班，颇有收获。远近友朋，率知此好。前数日冉淮舟从文化局资料室收得破碎纸一捆送来，选裁用之，可供一月之消闲也。”这是1975年11月9日早晨“又记”的。这样的“又记”，完全就是为了说包书纸的事。此外，“中午食鸡，碎骨挤落一齿”也被他写在了书衣上，真是十足的“日记”。

孙犁在书衣上“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所感，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应该也是有心存练笔的想法。练笔，一为练习书法;一为练写文章，保持一种创作的状态。“文革”结束后，孙犁能很快调整状态写出现在被称为“耕堂劫后十种”的十本书，和他在被迫停笔期间大量写书衣文录是分不开的。

《书衣文录》在孙犁的所有作品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孙犁的心路历程，更是考察孙犁晚年生活和心态的重要依据。《书衣文录》每则所记，文字都不多，少则十余字，至多也不过千字左右。所记内容，有与书相关的，更多的则是心情和生活琐事的记录。《中国小说史略》条目所记，虽是书事，更是叹人生聚散无常。而《扬州画舫录》上所记，只有一句：“邻居送信，今晚将有地震。”时是1975年3月7日。在《七修类稿》上也只写了一句：“近日情状，颇似一篇聊斋故事。”惜手边无孙犁年谱或传记，无从得知“情状”详情。在几天后的1975年3月17日晚上，他写在《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上的文字则有“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之句;再后来，在1994年12月5日，在检书至《十国春秋》时“忽见书衣上有连日所记与张离异前之纠纷，颇伤大雅。乃一一剪下，贴存于他处……”想来“聊斋故事”都与此有关。在《六十种曲》书衣上，孙犁则分别记了四次，前三次均是当时的生活琐事记录，却很有价值，是其他文章无可替代的。而题在《陈老莲水浒叶子》上的文字，虽不长，实是篇悼亡之作。1989年3月31日写在《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的文字，则是他近日身体状况的真实记录。这在《书衣文录》和作者的其他文字中，也是不多见的。《郑堂读书记》记的是1975年9月22日的见闻：“今日所闻：周沱昨日逝世，才女而薄命者也。行政科为半间房在佟楼新闻里打人，致一青年名三马者当场服毒而死。”

《书衣文录》单行本出版以来，不断有新版本出来。其实，在孙犁身前，《书衣文录》已经成为阅读的热点，这是孙犁自己在文章中提到的，见于前文提到的《日记总论》中：“晚年偶有感触，多记于书衣之上，为关心我的友朋看中，成为阅读的热点，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近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更是推出了《书衣文录》手迹版，在欣赏孙犁文章魅力的同时，让人也得以一窥孙犁的书法之美。也是手迹版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书衣文录》的原始记录，有些条目和发表出来的差别很大，这也是当时孙犁将《书衣文录》当日记来写的另一种体现。日记，毕竟是私密性的，一旦要发表，孙犁就有了顾虑。他为姜德明题《津门小集》的手迹是：“回忆写这些文章时，每日晨五时起床，乘公共汽车至灰堆，改坐 ‘二等 ’，至白塘口。在农村午饭，下午返至宿舍，已天黑。然后写短文发排，一日一篇，有时一日两篇。今无此精力矣。然在当时，尚有人视为 ‘不劳动 ’‘精神贵族 ’‘剥削阶级 ’者。呜呼，中国作家，所遇亦苦矣。德明同志邮寄嘱题，发些牢骚以应之。”而我们看到的发表版本是这样的：“回忆写作此书时，我每日早起，从多伦道坐公共汽车至灰堆。然后从灰堆一小茶摊旁，雇一辆 ‘二等’，至津郊白塘口一带访问。晚间归来，在大院后一小屋内，写这些文章。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明日即见于《天津日报》矣。此盖初进城，尚能鼓（贾）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后则逐渐衰竭矣。”《知堂谈吃》的书衣手迹和正式发表出来的文字，同样也有很大的改动。如有心人将之一一对照，应该会有更多的发现。孙犁的谨小慎微，是一以贯之的。

在《战争与和平》书衣上，孙犁用短短的几句总结他的一生：“余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无动于衷，甚可哀也。”或许，真如孙犁所言“能安身心，其唯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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