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否有助于反腐败等

民主是否有助于反腐败

吴海红在7月23日《社会科学报》报道：民主是否有助于反腐败?这个问题是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看法：完全肯定、全盘否定和部分肯定。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肖昌进教授认为。民主制度中内含的分权原则、权力制衡原则，体现了反腐败的本质要求。我们应当创造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反腐倡廉新体制。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晓强教授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制度设计的根本在于民主。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是使监督变得更加容易，就是要把社会监督纳入整个监督体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藏志军教授认为，民主并不能排除民众会选出腐败官员，日本自民党就是典型的例证。同样，权力制衡也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它会形成权力共谋基础上更加复杂的权力关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逊达教授认为。如果政党控制了所有部门，就会消解权力相互制衡的功能。既使在权力的相互制衡下，各权力部门经过长期博弈，也会形成共赢关系。党委与纪委分开，实行派驻机构，使纪委不受制于党委，并不必然有助于反腐败。反腐败是系统工程，需要构筑反腐败体系，而非单纯的改革纪委体制问题。一些学者则采取了折中的看法。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认为，民主并不能完全解决腐败问题。民意代表与官员表面上是制衡关系，但若没有社会参与，很容易发展为利益共谋关系。这种共谋关系，通过其内部很难暴露，除非发生内讧。因此，体制外的力量，即社会的发育和参与监督是制约体制内共谋的最重要力量。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处助理研究员徐斯俭在题为《台湾基层预算中的“民主赤字”：三个乡镇预算贪腐案例研究》的发言中，通过实例研究佐证了萧教授的观点。他在对台湾北部三个乡镇市的研究中发现，乡镇基层预算由于缺乏民众的民主参与，公共预算分配实质上成了选举政治与派系，以及地方精英的合谋和主导的过程，也就是行政权和立法权舍谋分配的过程。因此，他认为，只有藉助公民积极参与选举以外的公共政治过程，才能纠正此种现象。

不容忽视的“社会政策”

孙炳耀在7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应对危机，我们日益重视综合治理。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政策硬”，“社会政策软”的现象。经济政策立足于企业生存、发展，而社会政策则立足于人民生计维持、恢复，减少危机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威胁。虽立足点不同，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效：其一，维持、恢复生计意味着扩大消费需求；其二，就业作为维持、恢复生计的主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生存、发展。因此，经济政策有着社会效果，社会政策也有经济效果，二者共同作用于危机应对。不过，社会政策还有着更为深刻、丰富的内容。例如，经济政策关注扩大消费需求，但不能提供深入的分析工具。社会政策可以围绕生计，评估不同人群受危机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甚至可以干预到个案需求，以利将资源投到最需要的地方。再如，经济政策关注就业，片面强调企业提供的岗位数量；社会政策则关注失业人群的生活和社会影响，关注提升他们的再就业能力。可见，应对经济危机，社会政策可以弥补经济政策的不足。此外，在应对灾害危机上，社会政策可以起到比经济政策更为重要的作用。

醉驾判死，有里程碑意义

杨涛在7月25日的《羊城晚报》上撰文指出：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名对醉驾者判处死刑，属于全国首例。这一判例极具里程碑意义，一方面，这个判例警示所有的醉酒驾车者，不要以为醉酒驾车造成严重后果，只会判处交通肇事罪，判处个三五年完事，而完全可能被判处死刑。最好的选择是，喝酒后不要驾车!目前，我们已经步入“汽车社会”。有数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9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6803万辆，其中，私人汽车就有4018万辆。另一方面。交通事故仍然是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最大杀手。面对着交通事故不断增长的突出问题，公众期待着更严厉的规则来加强管理。光司法一方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立法、行政等多方面都应当齐头并进。立法应当顺应汽车社会的到来，将防范关口前移，例如将违法改装车辆、飙车、醉酒驾车等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在民事上对交通肇事者加大惩罚力度，甚至将劝酒者规定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在行政管理上，严格执法，对飙车、醉酒驾车等行为及时给予行政处罚、吊销驾驶证照等等。

通过改革释放社会压力

马国川在7月27日的《经济观察报》上报道：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宋亚平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想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群众大接访”、“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等方式。这些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办法，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坚定不移地以改革总揽全局，把改革作为各项工作的“突破口”，将许多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矛盾问题逐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千万不要把改革放在一个次要或平行的位置上。过去我们在讲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时，总强调发展是第一位的，谓之“不管东南西北中，咬住发展不放松”；稳定则是压倒一切的因素，一直作为考核干部政绩“一票否决”的内容。唯独改革只是一个由你自己看着办的事情。其实，尽管改革会引发社会矛盾甚至会导致暂时性的不稳定，但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发展，没有发展就不可能巩固稳定。离开了改革这个核心要素，发展与稳定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比如“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社会安定同样面临着很多严重的危机。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第一，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迅速解决了吃不饱饭的问题；第二，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近两千万“知青”的命运被改变，加上其家庭，受惠者超过一亿人；第三，平反过去极左路线下形成的冤假错案。使广大干部舒心顺气；第四，恢复统一高考制度。维护社会公平。这几项“大手笔”的改革极其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积累的主要矛盾。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要针对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矛盾问题，有意识地制造出发泄牢骚怨气的正常孔隙，使之能够不断地释放社会压力，不断地消除社会隐患，以保障社会和谐的合理秩序与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所以。我们现在要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就要选择那些既能够释放重大压力，又能够维持稳定，同时又能够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领域作为改革突破口。当前要在三件事情上有新突破，一是反腐倡廉。二是抑制贫富两极分化，三是缩小城乡差别。这些都是非常得人心的改革，可以让民心大顺。

前苏联撤退援华专家的目的

沈志华在7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和金门危机爆发以后，中

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断加剧。苏联开始有意减少或减缓向中国派遣专家(主要是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这是容易解释的，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情愿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核技术进行交换。因此，一旦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这种交换的客观因素就不存在了。在此期间。赫鲁晓夫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会谈，以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试图规劝中国领导人接受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总纲领，但遭到中共的严词拒绝，并导致激烈争论。在无法说服中共的情况下，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才企图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非常手段压服中国。如果说莫斯科欲借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对中国实行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那么赫鲁晓夫应该想到，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全面制裁都没有发生效力，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对苏联的依赖性也在减弱，再使用同样的招数，除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怨恨，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何况，赫鲁晓夫想压服中国本身就表明。苏联并非要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讲，莫斯科也无法想像毁灭与中国同盟的后果。但赫鲁晓夫采取违反国际协定撤退专家的做法，恰恰是把盟国之间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以国家关系破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授人以柄，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说。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是一时冲动的、愚蠢的举动。

50年后，我们是对是错

刘文宁在7月17日的《工人日报》上撰文指出：一南一北。涉及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古迹保护的话题，再度成为新闻。在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部分拆除；在南京，老城南的拆迁在大规模推进。尽管两处均被暂时叫停，但其未来命运如何，人们依然忧心忡忡。在城市建设等领域，我们见惯了争分夺秒，“一年一个样儿，三年大变样儿”。对其隐患，往往视而不见。然而在今天，不少地方已经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实力，拥有了相当的“家底”。如果眼睛还是只盯着一两年的GDP，就显得过于急功近利了。保护文化古迹是政府的责任，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不能推给别人。对于一旦决策就可能铸成无法挽回局面的事，对于那些因为今天的草率而可能给后人留下极大遗憾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脚步放慢一些，让更多的理智声音参与社会治理，从而找到更稳妥的方式?希望决策者有信心立下这样的誓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们的决策是对的。

职业教育为何难有吸引力

周大平在7月6目的《嘹望新闻周刊》上报道：　“在美国，教授年薪8到10万美元；而三大汽车公司的装配工。年薪可达15万美元。中国职教不景气的本质就是一线技工待遇太低。”国家教育改革专家陈宇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蒋乃平认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还要体现在职业稳定上。”中国有两类人的职业相对稳定，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筹划职业教育的恰恰是这两类人。从收入稳定人群的角度去思考收入不稳定人群的就业需要，需要换位思考。否则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无从谈起。“北京技工学校每年有8000个招生名额却年年招不满，因为它不面向农村招生。也不面向城市农民工的孩子招生。”南都公益基金会徐永光说，农民工的孩子如果接受了职业教育，会成为社会上优秀的劳动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邢晖认为，如果说管理体制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关键，那么办学体制就是根本。

警惕“侠贪”颠覆社会信任

杰文津在2009年第28期的《嘹望》上撰文指出：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实施“双规”后，穆家查出的财产金额超过一亿元。案发后，据称他仍然得到了不少当地居民的力挺，甚至被称为“劫官济贫”的大侠。繁峙有舆论支持这一判断的观点颇似有理：一、此人从不贪占公款，所得渠道主要是为当地矿主做“协调人”，都是“朋友给的”：二、此人只“敲”官不“敲”民；三、此人“心怀苍生”，匿名资助贫困大学生和学校、解救被拐女青年、出资荒山造林、为古庙维修募资等等。正是这种奇特的“江湖逻辑”，竞使穆新成迷得不少社会公众七荤八素，似乎与其他贪官判若云泥。令人担忧之处正在于此。“劫官济贫”的黑色幽默背后，隐藏着社会信任沦陷的危机。　当公众执意要区分贪官“侠义”与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公众其实已经将官员贪腐认定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了呢?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整个法治结构都将面临无法回避的认同危机。沦陷的另一个恶果则是在公民与国家的心理归属中制造出严重的割裂。“劫官济贫”的基本判断是建立在不少公众认为穆新成没有祸害老百姓的基础之上的。真是这样吗}他收受矿主贿赂，“敲官不敲民”，这些钱难道不是从老百姓或者公款中“刮”出来的吗?若公民不再把自己与整个国族社会视作整体，甚至以邻为壑，我们如何能期待一个和谐社会的建成?贪官就是贪官，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侠贪”。只有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才能保护我们的社会信任不被所谓的“侠贪”所颠覆。

公共秩序敬畏心由何而来

柳森王华俊在7月11日的《解放日报》上报道：近来。各地恶性交通事故频发，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对此，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面对恶性交通事故造成的惨痛后果，我们不仅要严厉追究“马路屠夫”，更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制度漏洞。从目前来看，公共安全的“硬体”(法制、制度及其执行)建设仍然必须放在第一位。但关乎个体内在的自觉自律的“软问题”，同样值得细细探究。当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由汽车带来的道德风险，就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风险。试想。忽然间有这么多的普通百姓成为司机，而驾驭汽车所需要的公共道德、公共理性、公共责任未必能一下子就生长出来。相反，空间机动性带来的自由感和自主感，更可能促使驾驶者突破日常生活的常规约束。仿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从这个角度来说。汽车普及化，实际上是对公民的个人自觉和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果说汽车家庭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问题是，我们千百万的司机做好准备了么?我们的社会做好准备了么?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都会经过一个从严刑酷法到慢慢放松制度，然后诉诸于个体内在的道德和良心的过程。为什么呢?你设计的制度越多。执行的成本就越高，这是最大的问题。因而，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减少制度甚至消灭制度。通过制度的整个运作让某些合理的行为方式内化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公共秩序中的那种自觉的敬畏心。实际上就是一种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虽表现为道德行为，但并非都是出自纯粹的道德选择。那么，敬畏心或者说习惯由何而生?首先，制度设计对人必须是充满信任和友善的。即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获得权益。这样，人们才会愿意配合去严格遵守。

其次，制度应当是严格的，必须具有非常有效的执行力。毕竟，绝大多数人还是受环境和制度的约束在前，养成良好习惯在后。如果我们不乏严刑酷法，但网开一面亦不在少数。岂不大大鼓励人们对法规的藐视和对犯规的侥幸心吗?

民间消费比例为何难以提高

陈志武在7月6日的《经济观察报》上撰文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逐步降低对外贸和投资的依赖、提高内需，这些颇有先见之明的口号在中国已经提了许多年，但冰冷的统计数字说明，我们一厢情愿的期待还未能变成现实。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但是到1978年，这一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最近则下降到35％。与民间消费相对应的是，1952年，中国的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我们看到：在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股趋势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把70个不同国家放在一起，首先根据每个国家在1980年时国有企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高到低分成5个组，每组包含14个国家。然后考察从1980年到2003年这些国家的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看一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民间消费会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有多高。在国有企业比重最低(3％)的第一组的14国里，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是0.97，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GDP每增长1％，老百姓的消费就会增加0.97％。最后我们发现，这5组国家的基本情况是：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其民间消费对GDP增速的敏感度就越低，最低的是0.82。也就是，在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里，其GDP每增长1％，民间消费只增加0.82％。中国属于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那一组。从这70个国家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整个经济中比重越高。老百姓收入和民间消费就越会受到抑制。影响民间消费增长的学理分析：现代经济学认为，每个人和家庭都会有两种收入，都会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决策与储蓄决策。一种是劳动收入，即工资和其他与劳动有关的收入，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收入是资产性收入，或称财富型、财产型收入，即资产升值带来的收益。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财富、产权是私有的，那么，这些私有的土地、资源、楼房、股票等投资和非投资品种的增值都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日常开支计算之中。但如果是国有制，差别就大了。名义上说，对于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权的升值，全民都有权分享。可实际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昨天中石油股票涨了很多。你今天是否能多花几块钱了?”他肯定会说“你疯了!”前年中石油A股上市时，整个中石油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按理说，用这1万亿美元除以13亿人口，每个中国公民在中石油里面差不多有属于自己的1000美元财富。如果每个人直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石油股票，那么。增值之后，会有很多人立即跑到餐馆多吃一顿饭。女士们可能会多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换句话说，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的股权财富都能转换成民间收入和民间消费。但是，根据目前的全民所有制安排，这些资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因为目前这种形式的国有制堵塞了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所以，中国的GDP增长，基本上只是通过劳动收入这个单一渠道对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发挥作用，财富增值这个渠道被国有制封住了。所以，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两方面改革。第一是国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这是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按上述方法办理，只是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这样，就能具体落实到全民所有制下的所有者，不但没有违背最初的全民所有的概念，还能实现十七大强调的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理想。

荷兰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由党保国编译，罗塞尔·索脱发表在2009年第8期(上)《海外文摘》上的文章说：在荷兰生活的头几个月里，让我最为痛恨、寝食难安的是一个数字：52％——荷兰人必须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这意味着我在那里写文章和在一所大学授课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必须交给荷兰政府。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什么比这52％的税率更刺激我的神经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愤怒渐渐被隔三差五发生的事“平息”了。一天，有两笔“神秘”的钱登录我的账户，每笔大约410美元，备注栏写着：“住宿和教科书费”，付款单位是社会福利局及社会保险银行。之后，每隔4个月，社会保险银行都“不动声色”地给我的账户打入665美元。下面标注是“儿童福利补贴”。后来我了解到：荷兰政府提供儿童津贴以帮助父母解决子女抚养费用。任何在荷兰居住的父母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季度补贴。直到子女18岁。去年5月。一笔总数为4265美元的意外款项打入我的账户，这笔钱是旅游费用。在荷兰，每年5月，几乎每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都会有这样一笔度假金。即使是失业者也不例外，理由是：如果你得不到休假，你就会变得忧郁沮丧、萎靡不振，这样的精神状态岂能找到工作?怜悯穷苦是奠定荷兰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虽然荷兰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多花钱就能得到更好医疗的观点。是荷兰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新修订的荷兰医疗福利方案仍在着重扩大基本医疗的范围。我在荷兰待的时间越长，觉得生活中与整个福利体系可分离的东西越少。在荷兰，人们相信的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一位荷兰教师曾对我说：“我们研究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才发现竟然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真不敢相信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会选择这样的制度。”美国社会福利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失业了，你将没有收入。相反，荷兰的社会福利是相当安全的。美国也许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荷兰人却是生话得最自由自在的国民。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意义何在

陈伟等在7月10日的《经济参考报》上报道：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称到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目

前，中国的财政管理机构分为中央、省、设区的市、县、乡五级，县里财政一直由市来管理。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有关专家认为，省直管县财政，既有利于防止官僚和腐败，也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如果放在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来看，则更有意义。据介绍，一方面。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讲，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出现了下降，省直管县财政使得基层财政收入不易跑冒滴漏，直达中央。另一方面，财政拨款由于少跨一级，在时间和效率上都有优势，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使财政拨款不易被层层截留。更快到达基层。这位专家指出，比较理想的模式应该是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市和县，这样效率最高。目前我国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未来，乡一级的财政将逐步取消。县里的财政也将归省里统一管理。

要加强对苏联历史的研究

徐元宫在7月6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调整和改革，而这种改革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候，理应深入考察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往往割裂对二者的贯通探讨和研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学者往往不熟悉苏联历史，而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往往回避谈中国问题，这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而割裂对中苏两国历史问题的贯通探讨和研究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对问题作出深层次的研究。随着苏联解体，苏联时期的档案不断解密，苏联历史以及中苏关系史中的很多疑问将会得到客观的阐释，而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不无裨益。

真正的大师与寂寞同行

萧葱在7月13日的《北京青年报》上撰文指出：7月11日，季羡林和任继愈，当代中国两位学术泰斗同日辞世。在喧嚣浮躁的世风中，两位淡泊朴实、年过九旬的学人的辞世，凸显出大师之于当今社会的巨大意义。毫无疑问，季先生与任先生出的书籍，除了在学术界受到应有的尊重之外，恐怕都不会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尚人群发生任何的瓜葛。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学问和贡献将永远照亮人类文明史。学术之外，季先生与任先生都为世人展示了更多的精神指引，即使他们的功力已经深不可测，但却从不会走到媒体的高光之下搔首弄姿，因为，那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件痛苦的事情。对真正的大师而言，最令人愉快的事情，恐怕莫过于一生与寂寞相伴。在寂寞中生存，在寂寞中治学。然后在寂寞之中离开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著作等身的精神财富。但他们也是这个世界最容易被遗忘的过客。是啊，真正的大师，在外人看来辉煌无比，实则一生都在与寂寞为伍而且甘于与寂寞为伍。

收入差距发展下去会出问题

宋福范在6月29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深刻分析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后，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发展，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也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必须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谁最需要状元

潜海龙在6月29日的《北京晚报》上撰文指出：近年来，状元备受关注。每年高考分数刚一公布，状元的照片、事迹便会立即登上各个媒体。学校热衰于出“状元”，因为出了状元的学校，就有了招生“金字招牌”，就有了对外宣传的强有力武器!于是，有的学校千方百计地用“状元”来包装自己的形象，提高学校的声誉；有些高等院校不惜以“优惠”政策、条件来拉拢高考状元……各路商家也热衷于追逐“状元”。让“状元”采包装自己的商品，比如“某某状元喝了某某液，才高中状元”……有关部门曾发布《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总共调查到的高考状元有1120多人。从调查报告分析来看，“高考状元”往往难成“职场状元”，很多状元高考成绩斐然，选择专业却茫然，他们之中很多人结果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以，状元只是一次考试的头名，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才，而不是一次考试的头名。

国际社会给中国共产党“打高分”

陈俊侠在6月29日的《北京日报》上报道：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社会也时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前驻华首席记者齐迈克曾感慨地说。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把英国和美国在工业革命时期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使命完成了，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他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中共何以得高分?究其根源，在于它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富裕的生活、民主的政治和自信的民族意识，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十分稀缺。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注意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世界位次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三位，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00多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13.8％。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经济，极大地改善了民生，这正是中共深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中国人多地少，老百姓能过上温饱的日子已属不易。但了解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中国市场上商品之丰富，价格之低廉，绝不逊于多数西方国家。如今，中国人民跨过总体小康的门槛。开始了富裕、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一本名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书中写道：“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必要的……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许多经济界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际仍保持强大的发展能力与潜力，其内在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比以前自信了，他们没有被金融危机吓倒，而是积极加入到国家推行的扩大内需的行动中来，使得中国经济这艘航船得以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平稳前行。这正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的：在金融危机面前，信心比黄金还宝贵。

国有化不等于社会主义

高尚全在6月29日的《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救市政策。于是就有人说了，美国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在过去的一年里，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为了搞社会主义，已把电力、石油、钢铁、水泥和电讯企业收归国有。在国内。有人说我们过去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是错的，应该发挥计划的基础性作用。也有人认为，市场化过了头，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面对这些论调，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国有化是否就等于社会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最近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把普通人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美国的保尔森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小部分人，去救华尔街。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操作主义。”回顾历史，德国的俾斯麦政府当年曾把铁路、烟草公司等收归国有，把国有化措施作为所谓“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对此曾深刻地批判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希特勒也搞过国家社会主义，他通过国家的力量把企业和托拉斯国有化，但纳粹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一些困难群体对现状不满，于是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争取这些群体的支持。所以说，不是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