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今先后发行了五套人民币，其中第三套人民币流通时间最长、最为人们熟悉。第三套人民币统一设计于1958年，当时“一五”计划已提前完成，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全国正情绪高涨大举向“二五”迈进。相比第二套人民币“宝塔山”“井冈山”等革命气息浓重的画面。一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风貌的人民币诞生适逢其时。
1962年中国刚刚经过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正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大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方便群众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第三套人民币。这是第一套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印制的人民币，共有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等7种面额，一直到2000年7月才停止在市场上流通，历时38年，其间经过逐步调整，陆续发行过13个版别。从前苏联学习印钞技术“泡了汤”
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中国的印钞设备和技术还很落后，解决不了印刷中的多色接线问题。也造不出带固定水印的钞纸。为了使人民币印制精美并有效地防止伪币，中国与前苏联达成协议，由“老大哥”按印制卢布的标准提供钞纸和设备。然而实施过程中苏方变卦了，截留了3元券、5元券、10元券(俗称“苏三币”)的票版，以至第二套人民币1元及其以下的辅币在国内印制，而3元、5元、10元只能在苏联印好后运回国内。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考虑到“苏三币”的票版和印刷资料还在苏联，将来或受其掣肘，有必要印制新的人民币。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60年代初苏联撕毁合约不久，在新疆中苏边境的塔城地区发现成箱的3元、5元、10元伪钞，大大超过该地区当时人民币的投放量。国际形势变化，我国一方面发行新的人民币，一方面限期收回“苏三币”。
中苏关系恶化也意味着中国无法继续从苏方获得技术支持，原计划引进的高级印钞机也“泡了汤”，至于向苏联专家康诺诺夫讨教钞票防伪技术，对方更是摇头说：“这是我国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绝不外传。”中国制钞专家们于是横下一条心，自力更生攻克印钞新技术，1958年到1962年短短4年内，成功研制出带固定水印的钞票纸、性能稳定的专用油墨、先进的一版多色双面凸版间接印钞机，使中国印钞业一举向前跨越20年。票面女代表要漂亮毛泽东拒“上”人民币
第三套人民币从1955年就开始组织调查，制定方案。样稿设计于1958年，当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中“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指导方针，在样稿中缩影为交通、电力、农业、机械、钢铁等行业生产场景——此谓“两个先行”和“三个元帅”，由《人民日报》率先喊出来。
到1959年1月，鉴于印钞设备和技术条件已趋于成熟，人民银行向国务院上报更换新版人民币的请示。周恩来总理对设计样稿作了详细批示：反映农业的多了一点，应加一张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好把1角的改成这样的内容，因为1角票学生用得最多，对他们可起教育作用；画占得面积太大，不像钞票倒像是一幅画了，人像也一股化，个性不突出；5元券背面的“石油矿井”图案应与2元券背面的“露天煤矿”对调；1元券稿样中有一处汉语拼音写错了，应该改正。
经多次修改和审批，到1959年6月，除10元券和5角券外，其他票券设计方案均被批准并陆续投入生产。l角券上图案为青年学生参加劳动，反映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2角券主景为武汉长江大桥；象征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1元券是女拖拉机手生产图，一方面象征农业为基础，另一方面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妇女当家作主，背面的羊群象征发展畜牧业。所谓货币是国家的名片，这在第三套人民币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2元券和5元券的正面分别是机床工人和炼钢工人，一套人民币中有2个面额的票面与重工业有关，体现了以工业为指导，重工业“以钢为纲”的时代路线。因为年代久远。已无法找到人物原型，不过孟泰、王崇伦等钢铁工人，都是这一行业工人的代表。背面则分别是石油矿井和露天煤矿，象征发展能源工业。
10元券图案及水印几经修改，到1965年得到中央批复意见：正面主景用“人民大会堂”，各族人民的形体、大小要差不多；女代表的形象要画得漂亮些。不要塌鼻子，宽嘴巴。最后定下的图案是“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象征人民当家做主人，国家富强团结，故又称“大团结”。5角券则因为周恩来提出“角券中可否用一个轻工业题材”，才几经修改到1972年定下纺织车间的主题，象征轻工业的发展。
之前的两版人民币，毛泽东都拒绝把头像放上去，所以第三套人民币样稿中也不再提这事儿。但“文革”时期，印钞厂有些“革命群众”打电报给人民银行，声称要停止正在印刷中的1元券，提出要印制带主席头像的钞票。总行上报中央后很快收到国务院转达的意见：“主席不同意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此事才告结束。
10元劵
正面主景图案是各族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代表各族人民团结当家作主，所以叉被称为“大团结”。10元券采用当时中国最新研制的印钞设备和技术，防伪程度很高，—般货币防伪标准是5年破不了，而“大团结”国外专业机构研究了10年才攻破。1角券 “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的“右倾”疑云
1角券“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正面主图是一群学校师生扛着工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一场历时近3年的教育大革命由此展开。学校缩短学制，小学到初中的各级入学考试废止，学生把大量时间花在生产劳动上，学习也是以阶级斗争、革命大批判和毛泽东思想为主。很快，教育大革命融入“大跃进”的洪流，共产主义大学层出不穷，书记挂帅，全民上阵，系系建立试验田。“文革”期间毛泽东又提出：“(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便在人民币和现实中同步延续下去。
1角券共有3个版本。最早是1962年4月20日发行的枣红色1角纸币，俗称“红1角”。“红1角”印制于1960年，用的是以前从苏联进口的厚实耐磨的钞纸，中苏关系破裂后就不再印制了，只不过由于印制成本高，立即收回浪费太大，故一直到1971年11月20日才退出流通领域。1966年1月10日发行的1角券(“绿1角”)，背面由枣红色图案换成了墨绿色菊花图案，但与当时流通的2角券颜色近似，使用时容易混淆，流通1年多便被新发行的背面呈棕色的1角券取代。
“红1角”上师生们走路方向是自左向右的，而后来发行的2个版本中人物都是
自右向左走的，因此一直有说法认为“红1角”是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才被“绿1角”取代的。不过尽管如此，“红1角”还是流通了9年，只是其绘制者侯一民遭了殃。侯一民师从徐悲鸿，擅长素描人物画，是第三套票面绘制工作主要完成者。1元券上的拖拉机是在天津一个国营农场找到的捷克造拖拉机，为了寻找最好的角度，侯一民画了两天才满意；5元券背面的大铲车是苏联制造的，是侯一民在辽宁抚顺露天煤矿上画的。结果这两样“洋货”给他惹来“崇洋媚外”的罪名。1角券也是侯一民绘制的，画面中学生们抗着铲子、锄头以及类似“茅”的生产工具去劳动，后面还有人扛着一面红旗，这被上纲上线为“铲除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侯一民因此被视为“人民币印制系统的黑手”，“文革”期间遭到揪斗和毒打。2角券那些年我们都叫“建桥”
第三套人民币的2角券于1962年设计制版，1964年4月15日发行，其正面图案武汉长江大桥，是这套人民币中唯一出现在正面主景的建筑物。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人们难以逾越的天堑，孙中山曾规划过在长江上建桥，但限于国力薄弱未能实施。事实上，旧中国从未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建造过一座有规模的铁路桥梁：黄河铁桥是由比利时包工的，钱塘江铁桥的主要结构部分由德国、英国、丹麦三个“洋行”分别承包。
到了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铁路运输显得尤为重要，建造长江大桥被提上日程。1950年初，武汉大桥测量钻探队成立，开始大桥的筹建工作。在“集全国优秀人才，建长江第一大桥”的动员令下，各地优秀桥梁专家、技术人员汇聚武汉。铁道部还请来前苏联桥梁专家西林等人组成28人的专家组，提供技术指导。建桥所需的钢材等材料和设备，也紧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调动，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修建。
全国人民以无比的热情支援大桥建设。参加建设的人们忘我工作，吃住都在工地上；武汉市民更是不计报酬地参加义务劳动，有不少人甚至把自家房前屋后的上好石板撬起来捐给大桥铺路。那段时期，好多武汉出生的小孩不约而同取名为“建桥”、“汉桥”、“大桥”、“一桥”……叫“建桥”的尤其多，以至于建桥新村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劝说来登记新生儿名字的家长，不要再给孩子起名叫“建桥”了。那两年在建桥新村出生的婴儿，还是有25名叫建桥，15名叫汉桥。此外，大桥牌味精以及大桥牌香烟、缝纫机、牙刷、衬衫，都是那个年代留给武汉甚至全国的回忆。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长江没有桥梁的历史，毛泽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畅想变为现实，武汉三镇从此连为一体，京广铁路也从此横贯神州，真正成为南北大动脉。1元券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梁军
1元券上的女拖拉机手，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以梁军为原型。梁军1930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的一个贫苦人家。15岁时去了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纺线、做饭、人力开荒，样样不落人后。“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苏联电影《巾帼英雄》电影中的主人公巴沙是一位拖拉机手，战时与德国法西斯作战。”1948年2月，北安要开办拖拉机手培训班，梁军抢着报了名。到了培训班才知道，她是唯一的女性。
2月的哈尔滨冰天雪地，冰冷的机器常常粘破手上的皮。但梁军没有叫过苦。两个多月的学习结束了，梁军和另外两个同学开着配发给德都师范的三台拖拉机，风风光光地回到了学校。学校师生手持大红花夹道欢迎，大姑娘开来拖拉机的消息也在城里传开了。附近的农民天天成群结队去看。他们说，看，女人也能开火犁，一走就开出一片地，多有劲。 威风的背后，是开荒的辛苦。当粱军和同学们开着三台苏式“纳齐”拖拉机驶进北大荒时，除了拖拉机声，就是自己的声音。“为了提高效率，我们连夜作战，歇人不歇‘马’，吃住都在大荒地里。吃的是玉米面粥和野菜，喝的是水沟里的水，蚊虫叮得满身是包。但那时根本感觉不到苦和累，一想到国家需要粮食，好像全身被注入了使不完的干劲。”
梁军的事迹感动了社会各界。媒体争相报道这位“新妇女的典范”，很多妇女跑去北大荒要学开拖拉机。1950年6月3日。新中国第一个女子拖拉机队成立，梁军任队长，并以她的名字命名。1959年11月13日，国产首批13台“东方红一54”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梁军兴奋地跳上一台“东方红”驾驶了一圈，在场的记者拍下了那个激动人心的画面，随后以粱军为原型的人物造型就被搬上了人民币。
因为没有官方的确认，梁军自己也就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有说法认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金茂芳才是1元券上女拖拉机手的原型。最晚诞生的5角券蒋光鼐女儿“走后门”当了纺织女工。
在“以钢为纲”的大跃进狂潮中，农民们铁器交光了，劳动力抽光了，田里的秋粮和棉花也没有人去收获，纺织工业面临严重困难。60年代初，党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充实轻工业生产”成为基本内容之一。其实早在1956年周恩来就指出：“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5角券也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才几经修改以“纺织车间”通过审批。彼时已是1972年7月26日，比之其他第三套人民币足足晚了10年。
5角券以蓝色为主色调，主图是纺织厂细纱车间中的3位纺织女工，正中央正在推落纱机的女工，其原型名叫蒋定桂。蒋定桂的父亲是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蒋光鼐将军。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蒋光鼐率部抵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解放后，蒋光鼐担任了新中国首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中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其中就有蒋光鼐的名字。但早已罹患癌症的蒋光鼐仍遭抄家、自我认罪等迫害。
1967年6月蒋光鼐去世时，儿女们都身处逆境，只有最小的女儿蒋定桂在北京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却还马上面临“上山下乡”。为了能继续照顾母亲，蒋定桂壮着胆子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她去纺织厂当工人。1970年初，蒋定桂被带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上班。她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在细纱车间挡过车、落过纱，在试验室当过实验工，5角券上的画面就是按照她所在的落纱车间设计的。作为蒋家第一个工人，蒋定桂习惯了工厂闹哄哄的环境，习惯了大嗓门说话，与普通纺织女工别无二致。如果不是人民币的设计团队去纺织厂采集素材时正好把她拍进照片，也许不会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曾做过新中国的纺织工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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