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点儿像八国联军进北京”
1947年，日后为新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经历了一件让他郁闷不已的事。他带着家眷从陕北一路东行，途经晋绥解放区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已近饭时，警卫员带着陕甘宁边币去小摊买烧饼。孰料交钱时却被摊主拒绝：“这是什么钱，我们这里只花晋察冀边币，别的钱一概不用!”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中共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如晋察冀有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流通范围较小、种类繁多的区域性货币和地方流通券。这些货币大多源于抗战时期。那时，各根据地之间处于被敌分割状态，各自为战，为了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不得不“自立门户”。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
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3月，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大战略区的财经要员齐集于河南省武安县冶陶镇(1949年划归河北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商讨统一财经的问题。而董必武的遭遇则正是在其前往指导这次会议的路程中，烧饼买不来，看到孩子饿得嗷嗷直哭，无奈之下董必武夫人只能以物换物，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事让董必武感到各解放区之间统一货币的迫切。
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距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西柏坡仅两公里。董必武任主任，杨立三、南汉宸、薛暮桥、汤平为副主任，其余工作人员有五六十人，都是几位副主任从各地银行带去的精英，对各解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精干的机构，可以说肩负起了战时“财经内阁”的神圣使命。除特别重大的问题需经中央批准之外，一般问题由华北财经办事处直接指挥各解放区的财经部门自行解决。
在起草《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时，董必武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规程的第五条。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当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印钞设备在华北解放区是最好的，拥有大量胶印机，生产规模也是最大的。于是，由汉宸主张新货币由晋察冀边区设计和印制。
1947年10月2日，经过一番考察的董必武在西柏坡发电报请示中央，电文称：“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指张鼎丞，时任中共华中军区司令员，后曾任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邓(指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毛泽东当时在陕北佳县神泉堡村，正是沙家店一役结束不久。他看罢来自西柏坡的电报，递给在场的周恩来。周恩来阅毕说道：“看来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
尽管军情正亟，运筹帷幄之中的毛泽东仍然不失幽默，笑道：“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同联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冀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
10月8日，董必武收到中央回复：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他立即找到南汉宸，告诉他“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南汉宸说：“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董必武听罢连连称善：“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这大概是有史可稽的“人民币”一词的最早出处。南汉宸后任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
1947年冬，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成员有时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后曾任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司长的何松亭，以及时任华北银行发行科科长、收藏了第一张人民币的石雷等9人，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等。
胜利催开人民币的花朵
现在钱币界普遍认为第一套人民币正式发行的日子是1948年12月1日，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但是，在董必武的原定计划中这个日期是1949年1月1日，解放战争的胜利速度打破了原来的设想：1948年11月2日，沈阳宣告解放。东北大军进关。解放军一路征亡逐北。势如破竹。1948年12月，大军已经兵临平、津城下。
在此之前。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根据董必武和南汉宸的指示。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开始设计人民币票样。在局长王文焕的组织下，由经验丰富的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具体负责。1947年11月，首次设计出来的票样送到夹峪村后，南汉宸立即呈报给董必武审定，但因毛泽东不同意票面上有他的头像，最初的设计方案并没有通过。《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简史》记载：“不久，南汉宸派人到印刷局传达了董必武及中央的指示，票券需要重新设计。要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情景，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字码外，一律用中文。不用英文。”很快，王益久和沈乃镛又拿出了另一套自己满意的设计。
新的设计稿一出炉，就被立即送到了西柏坡，由董必武面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赞不绝口，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
战争推进了人民币的流通区域。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原、华北、华东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此时，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四野由下大军也即将过境中原。人民币随军进发，这种承载着人民希望的新兴货币，迅速北过长城，南越黄河，一纸风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币也随着解放军的脚步悄然登陆上海。这个曾经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似乎还没来得及欢迎人民币这个陌生的客人，此时仍苟延于国民党的金融败政之下。徐枫当时在上海亲历了人民币发行前国民党钱币混乱的局面，作为著名纸币收藏大家，他对这段历史的体会尤其深刻。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一般都不存钱，存的钱今天睡一晚上。可能明天又贬值了。大米、油天天都有牌价，今天这些钱你能买1斤油，明天也许只能买9两。”
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人民币在上海的发行准备工作，几乎和解放战争同步。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北海银行抽调人员组成南下支队，代号“青州纵队”，先在山东青州集训，已经做好了接收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国民党金融机构的准备。培训结束后，青州纵队开始南下。同行的有一支南三四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人民币以供南下部队解放南京、上海后使用。4月25日，青州纵队从扬州过江，
两天后到达江苏丹阳，并再次进行了培训，为接收上海做最后的准备。
此时，人民币的发行在距离上海仅两百多公里的丹阳已经初见成效。一天，邓小平与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骆耕漠(著名经济学家)乘吉普车从南京到丹阳，由于战争破坏，公路遍布弹坑，直至深夜才到。邓小平和骆耕漠饿极了，到街上找吃的。餐馆早就打烊，只看到一个馄饨担子。吃完馄饨，骆耕漠将一张崭新的人民币递给小贩，问：“这个你愿意收吗?”小贩一看是人民币，高兴地说：“这个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大家都愿意要。不像国民党的票子，只能当草纸擦屁股。”
几天后，押运人民币的车队向上海进发，其时大雨倾盆，千军万马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这时陈毅(上海第一任市长)的车队开过来了，大家纷纷让路。陈毅看到是运钞车，特别允许运钞车编人入他的车队。运钞车队深夜沿着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当夜抵达上海金门饭店。第二天就接管了国民党的中央造币厂和中央印制厂，第三天就开始利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印钞设备和人员印制人民币。
直到1951年4月，除西藏还沿用藏币外。全国其余各省都实现了人民币的统一。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藏币停用，人民币才可以说在祖国大陆一统天下，不过此时第二套人民币早已于1955年在全国发行。
从田园牧歌到工农业现代化
世界各国的币种都有将领袖像印在本国货币上的习惯。以示尊重。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显然也有意遵从这一国际惯例。但当绘有毛泽东个人头像的设计票样报请中央审查时，却遭到毛泽东当场拒绝。“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等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61年前，毛泽东如是说。
南汉宸显然记得毛泽东的承诺，在1949年10月1日后，毛泽东已成为人民政府主席之际，他又去请示票面头像问题。毛泽东笑着说：“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因为我们进城前开会有过决定：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建筑物和工厂的名字，以防一些同志因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歌功颂德、贪图享受、不求进取的情绪，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第一套人民币特立独行，没有按惯例为领袖叙事。终毛泽东一生，他都拒绝上人民币币面。直到1988年，毛泽东去世后的首次人民币改版，其头像才出现在第四套人民币的币面上。
没有领袖头像的人民币要体现什么呢?董必武和南汉宸大费脑筋，经过研究，最终确定内容上体现边区的生产场面，形式上突出民族性。
于是，风车、田野、农民、毛驴，这些农业文明的符号出现在币面上。这些田间牧歌式的风情画，也是大后方的实景捕摹。比如，面值为1000的人民币，正面是一幅秋收图：蓝天流云下，人们怀着欣喜的心情在收割麦子，麦田边的大道上，3匹健硕的骏马拉着一辆满载麦秸的车，赶车人悠闲地将马鞭斜倚在肩上，还一边哼着小曲四处张望着丰收的美景。还有一张也很有韵味——面值为500元的人民币，正面呈现淡淡的赭石色，左边是扛着农具慢慢悠悠地走在羊肠小道上的农民。右边是绿树、流水、石板桥掩映下温馨而静谧的农舍，像极了一幅田同水墨画，看上去彷佛能让人感受到画面中踏着夕阳劳作归来的人心里那份踏实和欣慰。
另一方面。工农业现代化的题材也备受青睐。如：500元面值纸币中，一台大型起重机占据了票面的三分之二。工人们在起重机旁边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同样，在200元面值纸币中，倾斜的巨大钢桶、四溅的钢水。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形式上的民族性。则突出地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这6个大字上。这刚健俊洁、笔势精悍、骨力道劲的书法出自董必武之手。凶其自幼对柳体情有独钟，且最擅长于此，所以这6个字最初是柳体楷书，而不同于我们今日司空见惯的隶书。在解放区，董必武的字有口皆碑，请董必武为第一套人民币票版题写行名的想法出自南汉宸。起初董必武摊辞说：“我写的字不好，最好请林老他们(林老指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来写。”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他才答应了下来。
据说董必武在手书行名时，还遵循了中国古典仪式，特地沐浴更衣，怀着无比庄重和虔诚的心情，在一张白纸上用横竖两种格式写了“中国人民银行”。此外，他还书写了“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年”等许多字，有些字如“贰”字还写了几种不同的写法。这些字经过南汉宸的筛选，其中一部分也出现在第一套人民币上。
62种版别和微妙的防伪技术
纸币的版别，类似于图书的版本。第一套人民币共有62个版别。颜色包括黄、蓝、绿、浅咖啡、藕荷红、栗茶、茄紫、赭石、酱红；图案包括工农业生产场景、风景画、人物画等。62个版别，是当时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绝无仅有又不可复制，其版别之多超过迄今发行的其他4套人民币，也因此被称为“人民币之王”，是中国制币史上的独特风景。
面世初期因带有“战时货币”的性质，第一套人民币基本上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着发行到哪里”。由于人民币版式为统一设计，每解放一地，进驻各地印钞厂前，军代表都随身携带北京或上海印钞厂提供的人民币版样。进驻之后，印钞厂将版样复制并开始印刷。受到战争和当地条件的影响，以及纸张和油墨数量的限制，于是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版别。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也有先在地方印刷厂印制半成品，再运回华北加印号码的情况。除晋察冀边区之外，东北是最早参与人民币印制工作的解放区。据《晋察冀边区银行》一书记载：“11月，赴东北负责办理印制新人民币的同志，带着印好的人民币冒着艰险回到了华北。在此之前。东北按照东北财委的指示，印好票面金额和发行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但运回的新人民币都是没有裁开的大张。而且只有每一大张的号码，却没有每一小张票面的号码。据承办的同志谈，主要是为防止被盗。运回华北，经过华北印制厂又进行了一番加工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部门的检查、验收，这才最后完成了钞票的印制任务。”
后来研究纸币版别的专家，将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做了梳理，根据当时的印制过程而列出了四大版别：1 使用纸质不同而产生的版别：2 制版原因产生的版别；3 印刷颜色过程中产生的版别；4 加盖冠字、号码、印章过程中产生的版别。没有人会想到。因为技术、材料等不同而产生的版别差异。后来竟然演变为收藏的价值由头。
版别与印刷效果的差异，会不会带来伪造风险?第一套人民币是否做了防伪设置?究竟是如何进行防伪设计的?也成了许多人饶有兴趣的疑问。
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制，采用了七种技术，分别有石印、胶印、凸印、凹印、凸凹合印、凸胶合印等。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张驰介绍说：第一套人民币最主要的防伪手段是暗记，其次还有
水印和云纹。暗记就是将微缩文字隐藏在罔案里面，不让你看清。比如，百元币上有“胜利”两字，是分散在整个图案里，而且根据笔画走向很巧妙地融在里面。
这些暗记有的杂乱无章，包含有汉字、英文字母、数字、五角星及汉字部首偏旁；有的则有一定的规律，能连贯成意思明确的短语，如1949年7月由晋西北光华印刷厂印制的面值5元的纸币，正面就有篆体书写的“解放西北”暗记。其他暗记还有如“光明在前”“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建设新中国”“拥护毛主席”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段特殊的历史。但这些防伪暗记，用普通放大镜是发现不了的，只有专业人士用30倍以上放大镜才能辨别出来。
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
第一套人民币于1955年退出流通市场，却进入了收藏家的视野，其价值不断攀升。据徐枫介绍，在现今钱币市场，全套的第一套人民币，依据品相的不同，价格从150万到250万不等。而这个价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套不过千元左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30万元左右。飙升至现在的高价，却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
第一位收藏人民币的收藏家是石雷。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的当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的石雷，用冀南币按比价，把面值为50元的纸币中编号为“ⅠⅡⅢ-00000001”的人民币兑换珍藏。多年后，石雷在他的著作《人民币史话》中回忆了当时的细节：“12月1日上午9点，平山县银行的同志来总行取款。他跟我很熟，我们把新印制的第一套人民币50元券付给他。当时我掏钱换下了第一张50元的新票子，留下来作纪念。”
随着今天钱币收藏市场的水涨船高，第一套人民币已成绝响，编号为“ⅠⅡⅢ-00000001”的首张人民币更成无价之宝。前些年，有人出50万高价求购石雷收藏的第一张人民币。被老人坚定地回绝：“我不出卖第一张人民币，不出卖人民银行的历史证物，永远也不卖。”
台湾藏家较早意识到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他们认为第一套人民币诞生时间特殊，流通时间短，设计、版别、题材众多，在世界纸币史上亦属罕见。朝鲜战争期间，就有第一套人民币流落到台湾。台湾钱币收藏家李庚申是较早收藏第一套人民币的人之一，他自1965年起开始痴迷第一套人民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87年，李庚申抵押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把精力都投入到收藏第一套人民币上。1993年，他已集齐了全套第一套人民币，但也因开支过大而倾家荡产。
李庚申是第一套人民币收藏的先行者。也为第一套人民币收藏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93年，他出版的图集《中国近代货币——人民币系列》，详细介绍了每一枚人民币状况及当时的收藏价格，这本书让人们真正了解了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潜力，从而引发了其后经久不息的第一套人民币收藏热。
在祖国大陆，第一套人民币的系统收藏虽不如台湾早，但也颇受纸币藏家的青睐。在徐枫的家中，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平时难得一见的票样。徐枫感慨道：“62种版别。多难得呀，可惜这一套中我还差几张。这些小面值的人民币，都是我当时使用时留下的。那时候不注意，就像现在流通的人民币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收藏一样。要知道这么值钱，当时就多留一点了。
北京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刘文和，他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始于1993年，也是受李庚申的影响而藏。“第一套人民币极具收藏价值。”刘文和说，“遗憾的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想到它的收藏价值，在1955年全国发文要收回时，短短100天，就收回钱币流通量的98，1％。这是几套人民币中回收最快的一次。”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最初承载了支援战争、统一货币、稳定市场等诸多职能。60年之后，它重新登上时代舞台，身价倍增，成为收藏界的耀眼宠儿。收藏、纪念、怀旧、史料，一纸钱币，万千风华。一个甲子的风雨背后，是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世纪回眸，它似乎还在默默诉说着自己最初的承诺：人民币终究是属于人民的。
(选自《中华遗产》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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