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上海市S厂为个案，从时空的角度展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工厂这一场域空间内所遭受的时空政治规训：资本通过时间策划、车间的空间政治以及劳宿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安排，将新生代的农民工从“农民”改造为生产线上的“工人”；同时在此过程中伴生的是工人身体、精神和社会交往的异化，在资本已经织成霸权之网的今天，他们无处逃脱。
[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 时空政治 权力规训 劳动异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性别隔离行业新生代农民工择偶研究”（11CSH025）和华东理工大学文科培育基金规划项目（WE1022002）。
[作者简介]孙淑敏（1974-），女，甘肃天水人，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宋晓晓（1989-），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2-0034-09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设厂和代工企业的不断涌现，中国逐渐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并成为世界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链条中的重要一环。①自此，中国开始了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劳动力从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过程。截止到2013年，农村外出打工人数达到2.6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1.25亿，占农民工总量的46.6%。②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则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并已构成各代工企业工人的主力。③在这种世界工厂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和人生也自然而然地与工厂的生产体制胶着在一起，并为后者所影响，甚至被控制。因此，进入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资本之劳动控制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无法绕过的话题。
一、 研究回顾
对劳动控制的研究要追溯到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就提出了资本的最终目标是追逐剩余价值，④并且也系统地论述了剩余价值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发现，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从起初主要靠延长工作日时间到后来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对工人进行劳动过程的控制。①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控制是一种极其不人道的、强制的劳动专制。
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他将研究焦点集中于资本如何获得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他认为，资本增殖要求资本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而这种控制是通过泰勒式的科学管理和机械化的手段来实现的。概念（conception）与执行（execution）的分离，这一关键的控制手段，直接造成了工人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②同时，机械化和分工使工人被“局部化”为“生产的工具”。③通过这些手段，资本从工人的手中夺得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工人因此被沦为工业生产的工具。布雷弗曼实际上是延续了马克思劳动专制的观点，即资本在将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强制的手段。
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又译布若威）对这一问题则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认为劳动过程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即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二者都能够诱发追求利润当中的合作。④在生产过程中，资本通过“赶工”游戏、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的手段制造了工人对资本劳动控制的同意。⑤因此，他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积极地参与了资本对自己的剥削，⑥强制和同意的不同组合分别构成了专制的和霸权的劳动控制。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布洛维把工人的主体性带入到劳动控制过程的研究中，为劳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李静君（Ching Kwan Lee）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扩展了主体性的维度，并将性别差异的视角纳入到了劳动控制的视野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在深圳电子厂的田野研究中发现，资本通过“身份政治”（politic of identity）和“性别政治”（politic of gender）的手段对进城打工的青年女性进行主体建构，使之形成“打工妹”（maiden worker）的身份概念，并进一步利用同乡网络及其父权制对女性进行管理，⑦从而实现了对进城打工女青年的劳动控制。几乎同一时期，香港学者潘毅在对深圳港资电子厂进行研究时也发现，资方通过强化农村青年女性“打工妹”的形象，实现了对其的劳动控制，而这种劳动控制体系建立在城乡差异和歧视性论述的基础上。对资本而言，来自农村的“打工妹”有着农民的性质，必须通过严格的劳动控制才能使之适应工厂的现代化生产。于是，资方通过个人身体分割技术、严格的监控与管理，对“打工妹”进行不间断的规训，使其从“农村的身体”转变为“工业的身体”。⑧
相对于以上研究，中国大陆社会学开始从劳动的视角关注农民工则是在2005年之后，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工厂体制和所受到的劳动控制的关注更是在2010年南海本田工厂新生代农民工组织的大罢工和“富士康事件”之后。⑨在“富士康事件”发生之后，沈原、郭于华、卢晖临、潘毅等学者联名发表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的倡议书，呼吁国家转变当下发展模式，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保护农民工权利，使之真正成为“企业公民”，此后国内劳工研究才逐渐将目光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厂生活中。⑩
之后，由潘毅、卢晖临、郭于华和沈原主编的《我在富士康》第一次向大众揭露了世界工厂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劳动控制的情景。11富士康企业通过高强度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严格的规训体制、分化工人及以削减工人的尊严为特点的半军事化的管理手段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实行劳动控制，使他们在现实的挣扎中陷入“被资本牵着鼻子走”的困局。①此外，郭于华等认为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放任资本之恶、放弃监管职责、不作为甚至与资本强强联合，使之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强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势、绝望和各种形势抗争的重要动因。②同时，任焰与潘毅也指出，宿舍体制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附属安排。宿舍在资本的控制下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这种安排将劳动力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从而实现对工人彻底的控制和改造。③
总的来看，当前国内社会学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控制的研究主要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通常将新生代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变迁连接起来进行讨论。④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工厂体制依然存在着多样性，片面地讨论模型内的因果机制往往会发生偏差，⑤这就需要关注微观工作现场不同的劳动控制策略。所以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厂后，资本主要运用怎样的权力技术使其从“农村的身体”转变为“工业的身体”，将其从“农民”改造为“工人”，并造成了其劳动的异化，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去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2014-2015年在上海市奉贤区S工厂为期近3个月田野调研的发现和体会，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述说。
二、 时空政治：S厂的劳动身体规训技术
S厂位于上海远郊，距离市中心40多公里，和周边的工厂一样，被隔离在远离城市繁华的空间中。对于在S厂工作的工人们来讲，虽然身在上海，但他们却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城市中打工，毋宁说是在工厂中打工：他们仅仅是活动在以工厂为中心、居住区为半径的范围内，生存在工厂生产所建构的时空之中。正是这样封闭的时空为资本实施劳动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里，时间和空间根据资本的目标被特定设计和呈现，⑦成为资本统治劳动过程、确保利润生产和维持劳动秩序的工具。进入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的时空控制中，被彻底规训为工业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沦为为资本生产利润的工具。
（一） 时间策划：无孔不入的时间之手
在早期工厂生产中，马克思就揭露资本利用无限延长工作时间的手段来控制工人，确保利润的生产。时至今日，时间作为一种生产价值非但未被埋没，反而被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在S厂，资本通过规划彻底的时间表、投机取巧的加班制度和名存实亡的串休制度，将工人牢牢地控制在生产中。
1. 十个半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
为了最大程度将工人限定到生产上，S厂制定了彻底的工作时间表（见表1）。工人每天上午7：30准时开始工作，直到中午12：00才可以吃中饭；半个小时后，就必须开始下午的工作，一直工作到18：30，工人才能吃上晚饭；同样，晚饭也必须在30分钟内解决，19：00就开始加班，直到21：00为止，工人才结束一天的工作。S厂的“正常”上班时间是10.5个小时，一般晚上需要加班2个小时，而每逢夏季，晚上加班时间则延长至4个小时，直至23：00。因为夏季大量的国外订单到厂，此时也是工厂最忙的时候，按照工厂的规定这段时间不允许工人请假。
从表1可以看出，工厂为了最充分地利用白天的时间，给工人仅仅30分钟的吃饭时间。实际上，与其说是吃饭时间，不如说是“装袋时间”①：吃饭的铃一响，工人们便蜂拥到食堂，尽量将自己挤到人群的最前面（这里从不排队），以便能在最短的时间打上饭；然后，用那简单的、几乎一成不变的饭菜来填饱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再之后，抓紧利用剩余的时间清洗餐具。如果还有时间，大家会很“自觉地”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者休息，或者玩手机，或者睡觉，等待着工作铃响，这一短暂的、努力挤出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因此，在车间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景象：工作时间机器轰鸣，吃饭时间鸦雀无声。除去吃饭时间，工人每天至少在工厂里工作10.5个小时，几乎将一天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生产线。
对于工人来说，工厂的铃声是工作纪律的指向标。工厂的响铃标志着工作还是休息，准时抑或迟到，并由办公室的管理人员监督工人的执行情况。但凡工人迟到“被抓”，都会被记过，直接代价就是扣工资。而对于工人们来讲，最大的欣慰莫非是可以挣到钱，因此，工人们不得不严格遵守着这里的时间规定。
2. 低工资下的“主动”加班
从表1也可以发现，资本使用了投机取巧的加班制，而这一制度得以实施的保证是低廉的基本月工资。上午工作4.5个小时后，工厂将下午的工作时间直接延长至6个小时，下午就被工人视为“最难熬的时间”。这一时间规划的逻辑是：“正常”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晚饭时间的延后，意味着晚上加班时间的缩短。②因为按小时计算的话，S厂的加班工资是平日基本工资1.6倍，为了降低成本，所以资本策划了这样的时间安排，但是这种策划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工人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煎熬。
虽然晚上加班遵照自愿原则，但是每个月1600元的基本工资，③很难让青年农民工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而加班一个小时就有8元钱，几乎平时工资的1.6倍，他们如果想要增加收入晚上就必须加班。因此，即使白天再累，谁也不愿意放弃这样好的赚钱的机会，工厂里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加班。
“我也不想加班啊，不加班，根本就存不下钱，出来不就是挣钱的嘛，那点工资还不够喝西北风的”；“就得靠加班，那点死工资根本什么都不够”；“反正晚上，哪也去不了，我也不愿意在寝室呆着，还不如在这里，还能挣钱哩”。（工人DY）
就这样，工厂利用极低的基本工资和所谓的加班，毫不费力地将工人“拴”在生产线上。正如哈维所说，金钱可以被用来控制时间，同时，控制时间就可以变为对金钱的控制。④一方面，低廉的工资使劳动者不得不长时间为资本工作，另一方面，延长的工作时间也是资本对劳动控制和剩余价值的遮蔽。
3. 串休制下假期的名存实亡
S厂平常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如果周六请假则要扣双倍工资，通过这样的时间和工资安排，农民工便被最大限度地锁定于工厂中。如果遇到国家法定假日，工人照常放假，但是在这之前或之后的周日他们被要求必须工作，以便把放掉的工作时间补回来，而工资却是按照正常的上班待遇给付。这就是工厂所谓的“串休制度”。按照国家的规定，法定假期用人单位要按照规定放假，如需加班应当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加班工资，而S厂这样的安排既让工人有放假的实在感，同时又规避了国家对在法定假期工作进行补偿的规定。结果是，在S厂中国家的法定假期已经失去了效力，所有的时间安排完全按照工厂的生产制度和资本的意图执行，工厂的串休制已让法定假期名存实亡。
完美的时间安排，完全符合资本的胃口。同时，辅以管理人员的监督、惩罚机制和低廉的工资，资本将工人牢牢地锁定在生产线中。在“去技术化”的劳动过程中，时间的规训和管理技术，足以让资本将工人从一个农民转化为熟练的操作工人。①
（二） 空间艺术：生产车间的权力监控
在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空间对个人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物理性的空间凭着自身的构造可以构成一种隐蔽的权力控制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持续不停地进行监视和规训，并通过这种监视和规训将个体锻造成一个新的主体形式。②在S厂，资本深谙这种控制技术，在B车间中资本利用性别隔离的空间分割艺术和全敞景的监督，将车间的工人锻造成了工作的机器。
1. 性别隔离的空间分割
S厂所在的B车间，专门做某一日本婴幼儿品牌用品的外包装及其说明书的印刷工作。在这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他们根据各自承担的工种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区域，以相互配合完成B车间所有的生产工作（如图1）。首先，由男工在A区将其他车间生产的纸壳加工为产品外包装；然后，由5个女工在B区进行刷胶、折叠；同时，2名男工在C区负责产品说明书的生产、打包；最后，所有的产品将送到D区进行检验，根据车间主任的说法，“检查这样的活儿比较细，比较适合女生干”，所以这一区都是女性。在这种安排下，整个车间内形成了女性在B区和D区、男性在A区和C区工作的性别区隔情况。在繁重的工作量压力下，平时除了工作的交接之外，各区的人员都是各司其职，甚至无暇交流。
2. 全景敞视的车间监督
车间中的空间分割和定位，不仅是精致的艺术，①同时又能保证监督的实施。从车间的布局（图1）中也可以看出，整个车间处于三种权力的监控中。第一，车间主任处于绝对的监督位置。在S厂，工人们可以不听老板的，但是绝对要听命于“老大”（车间主任）。在车间中，“老大”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保证着工厂的体制和规定在车间的实施，并监督着每个人不能偷懒、说话、开小差等。在工作时间，“老大”在中间过道上，巡视着整个车间的运作以及每一个工人的特定的生产，保证每个人“不能停下手里活”。第二，车间前面的摄像头监控着车间的一切。作为老板的电子眼，它以一种无形的权力存在着，时刻“盯”着车间的一切。如果工人尤其是检验区的人员，被老板发现工作时候“开小差”或者玩手机，都会被叫到办公室进行严厉地训斥。②第三，车间的三个门（前门、后门和侧门）保证着管理人员的巡视。厂长或者老板随时会从其中一个门中进来巡视，所以工人如果有“小动作”，都会有意识地先看看门口的动静。这样，在整个封闭的车间内，形成了全敞景的监控，任何一个角落都被囊括其中。
在S厂的B车间，资本利用性别的空间区隔艺术和全敞景的监督机制的相互配合，既保证了性别分工下劳动力最大效能的资本转换，又保证了资本对区隔化和片段化的劳动现场的绝对监督，从而控制着整个车间的劳动过程。
（三） 劳工宿舍：生产体制的时空延伸
空间永远是政治的和策略性的，③在S厂表现更是如此。伴随生产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扩展，直接造成的是生活空间的压缩。不仅仅是工厂的生产体制和管理机制已经完全“征服”了新生代农民工，几乎占用了工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仅存的生活空间也被贴上了“生产”的标签。一方面，宿舍位置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在空间上一体化。S厂的员工宿舍（该厂几乎所有的未婚工人和部分已婚工人居住于此），与S厂仅一墙之隔，宿舍楼下的小卖部，供工人日常所需。这样宿舍成为工厂的外延区域，工人的日常活动就被划定在工厂的势力范围内。另一方面，宿舍极为简陋的设施也在配合着工厂的生产体制。
宿舍房门是木头的，明锁，感觉像是一脚就能踹开的样子。房间的窗户无法锁住，女孩们自己用胶带在里面将其中的一扇窗户封住，另一扇为了通风就没有管它，房间的门窗已经是形同虚设。在这个大概20平米的房间中，摆着四张上下铺的床，看样子，应该是厂家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都是晃晃悠悠的，有的甚至有断裂的迹象；屋内没有桌子，有独卫，但是无法洗澡，洗澡要去距离工厂800米的澡堂。说是澡堂，但实际上是木板搭成的简易的房屋。屋顶上有个大桶可以装热水，在墙上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是用油漆写的“洗澡”二字。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因为工人不愿意牺牲晚上加班的时间来洗澡，所以都赶在下班的时候过来。在这里没有男女间之分，所有的人在外面排队，洗澡的人和排队的人仅有一门之隔。洗澡的一切问题都在小单间里解决。（田野笔记）
简陋的房屋、粗糙的配置和极为不安全的设施，使宿舍成为一个极其不舒适的场所，除了必须的休息时间之外，工人们宁愿呆在车间也不愿留在宿舍。这样，配合着工厂中的自愿加班制度，资本已最大限度将工人限定在生产上。在这里，宿舍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仅仅成为劳动之余短暂停留和休憩的地方，沦为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空间。因此，在这种劳工宿舍的安排下，与其说是工人的生活空间在这样的居住安排下被生产空间“巧妙地”挤占了，还不如说是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工人与工厂被紧密地粘合在一起。①劳工宿舍是工厂控制和剥削工人的延续，是企业为最大程度获取利益的特定安排。②
三、 个体的压抑：时空政治下劳动的异化
从工人进入工厂起，资本的控制和权力的规训就已经开始。工厂首先通过精细的时间策划，将工人几乎无时无刻都控制在生产线上，同时车间的空间区隔与全敞景的监控，一方面保证把工人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对车间所有工人进行监督。此外，工厂的劳动宿舍体制，一方面通过近距离的空间定位，配合着生产空间的规划，另一方面通过劳工宿舍的管理和设施将其设置为仅供工人停留的场所，再加之以低廉的工资，使其构成为一个完美的管理体系。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实质性的连接系列，③正是通过这种完美的劳动控制策略，工业资本将个人的、懒散的、无纪律的农民规训为集体的、勤快的、守纪的适应工业资本劳动的工人。但是，在这一完美的技术背后是直接对农民工的身体的、主体性的压制，使他们在身体上、社会关系上和精神上走向异化。
（一） 身体摧残：自我剥削的肉体
进城打工的青年，从未料想到，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了生产线。因为管理者在乎的不是工人，而是劳工过程中使用的男女工人。④工厂内的一切技术和体制都是在规训着劳动者的身体。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丧失，身体已不属于他本身，而是隶属于资本，工人因而被异化为生产线上的操作工具与活的机器。
车间中，整日运转的机器，让工人始终工作在嘈杂的工作环境中，乃至在下班回去之后，耳边还回响着机器的轰鸣声。超长的劳动时间和高强度简单机械的工作，直接摧残着每个工人的身心。一天的工作结束，几乎所有人都身心俱疲，工厂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全部精力，回到寝室筋疲力尽。但是对他们来讲，即使他们明白自己所有的苦痛都是工厂专制的后果，也无力去反抗，因为只有在这里劳动，才能有工资，才能生活，⑤身体的疼痛已经麻木，而且越是工资低，工作的时候就越“卖命”。他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将自己的青春销蚀在工厂的生产线上。
（二） 精神压抑：焦灼的精神领地
如苏贾（Edward Soja）所言，在控制性、条理性的话语构成的统治空间中，精神空间成了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和监督的再现。⑥S厂的青年工人，在高强度的、简单机械的、长时间的工作状态中，除了身体上的疲劳之外，还有精神上的压抑，这使他们几乎游移在崩溃的边缘。
我觉得出来打工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别看我这样，以前我做事情都挺慢的，但我现在吃饭很快，做事很快，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着急，没耐心了，总是赶着做事，就想一下子做好。（工人DY）
时空规训不仅仅将他们打造为“合格”的工人，同时也有对性格的“改造”，作为管理体制的附属品，在资本看来恰恰是符合其意的，勤快的、手脚麻利的工人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这种严格的时空压制下，却也是精神的极度压抑和异化。
来了以后，发现车间的人说的最多的是“没有意思”，甚至喊着“烦死了，天天都干这样的活，烦都烦死了，真不想干了，真想去死”。这样类似的话还有“在这里就是浪费生命，就是自杀”、“在这里一点前途都没有”、“天天都熬死了，上13个点的班，工资还那么低，要不是请假好请，这里早就没人了”、“在这里还不如去死了”。（田野笔记）
严密的管理体制，使他们连倾诉愁肠的时间都非常匮乏，在一边自言自语，甚至是摔东西，成了他们发泄的主要途径和渠道。资本的控制亲手为他们打造了“不满但却不得不工作着”的生存情景。
（三） 情感孤独：破碎的人情关系
生活空间被生产空间侵占，新生代的农民工几乎将自己全部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直接造成了其日常生活中人际互动的缺失、人情的淡漠和关系的碎片化，①在工厂这样“朝夕相处”的空间里，大家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SJ告诉笔者，她和室友在寝室几乎很少交流，对其私人关系更是知之甚少，除了一起工作的工友，SJ和别人都不熟悉。
其实，我们平常在宿舍也不怎么讲话，回去各做各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哪里的，只知道她工作很忙，每天都11点多回来，那时候我都上床睡了。（工人SJ）
人们之间的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②但是工厂中的时空控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异地的陌生的空间中，除了生产线上的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带几乎全被破坏了，工人们被孤立为原子化的个人，与之一起而来的是情感的孤独和心灵的破碎。
开始进入工厂的那几个月，一晚上我能抽完一盒烟，整宿整宿睡不着，在晚上还哭了好几次。（工人TB）
新生代的农民工被规训为工业上的劳动力时，其作为人的部分却被剥夺了，身体的麻木、精神的压抑、情感的孤独，原子化个人和破碎的社会关系，作为个人的主体性沦陷在日以继夜的生产线上，妥协在资本霸权的时空政治中，个体俨然成了为资本提高效率和生产利润的工具。
四、 结语
时间、空间和资本的结合使工厂成为独立的、封闭的权力实施和运作的场域。在这一空间场域中，身处其中的农村打工青年被工厂中的时空政治重新定义和塑造，而被迫沦为资本操纵下的生产工具。
作为既是脱嵌于乡村社会，同时又脱嵌于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③犹如漂流在时空大海中的浮萍，乡村成为他们不愿归去的伤心处，而城市却是其遥不可及的繁华地。当他们盼望着工厂可以成为其流浪中栖息的港湾时，怎么也不会料想到这里将成为他们的一座“青春冢”，在这里等待他们的不是前程的扶摇直上，而是工厂对其的劳动改造和身心规训，在他们成为熟练而合格的产业工人的时候，身体、精神以及社会关系也都淹没在资本霸权的压制下，几乎全部异化。
新生代的农民工作为流浪在异乡的“他者”，在工厂专制体制中的弱势地位被正当化和合法化，他们的生命尊严和体面工作的权力也被遗弃在社会的角落。在已深陷工厂的时空政治之网、工人阶级难以形成以及国家和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保护中缺位的今天，④作为空间的流浪者，他们难以挣脱资本霸权的藩篱。
然而，空间不仅是权力实施的场所，同时也是孕育抗争的场域。这些处于底层、强烈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生命，作为空间的行动者是如何应对这种工厂体制的，则成为笔者下一步探讨的主题。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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