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源起

摘要：追寻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历史及特征，能够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当前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原始社会末期萌芽，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夏商两代作为国家形态的形成时期，由于具备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其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学校教育、宗教祭祀、宗法仪礼、道德示范、舆论动员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在维护阶级统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当前仍然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拓展多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尤为重要的是既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又要推动其通俗化和大众化。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夏代；商代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1－0062－04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上个世纪中期才提出的概念，但它作为一种思想统制的实践却早就存在，当前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源流，一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一为古代中国一直延续的中国传统思想教育中的理论与实践。对比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尽管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个时代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但追寻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源头，从中国最初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方式、途径方面考察其功过得失，至少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于我们探讨在当前条件下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仍然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

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这一时期留给我们的，除了考古发现，只是一些夸张的神话传说，而作为最早的历史记述，在它们荒诞不经的外表后面，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原始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原始形态的人伦道德产生。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们自然地形成了朴素的集体观念，由此决定这种原始形态的道德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维护共同利益、强调集体意志，团结互助、关心和维护氏族集体利益，就成为社会普遍的思想观念。这种朴素的集体观念和淳厚的道德风尚，对于团结全体氏族成员进行社会生产，维护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原始社会道德调节所凭借的力量，主要是靠习惯、传统、禁忌以及首领等的威信，尤其传统习俗和舆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为巩固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保持这些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年长一代需要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使青年一代懂得并遵守这些规范、维护这类规定，这便是原始社会时最初的关于社会风尚、道德习俗的教育，其职能不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是“社会人”的再生产。不过，整体而言，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为培养原始人类劳动技能和集体生活的能力而产生的这种教育，一方面是为克服本能方面的内在缺点而求生存，再一方面通过积累而求得发展，教育活动在当时主要还是一种自然需要，教育作为生存手段还是社会性、公众性财产。

但是，在原始社会末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思想道德的教育从社会公共财富向阶级统治工具转化。在氏族公社时期，对于传统习俗的维护、原始民主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原始宗教的出现，就标志了人们对于思想、道德及其教育活动的自觉。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一方面，对作为后来“知识分子”的前身的“巫”的培养成为当时教育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原始礼乐出现并且比较发达，“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原始人既重视以“仪”为工具的原始礼教，又强调以“声”为工具的原始乐教。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产生，原始的民主和平等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和奴隶主，人类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与此相伴随，思想和道德观念从社会性财富中分化出来，开始发挥维护特定集团利益的功能，原有作为公共产品的教育权和受教育权都成了奴隶主贵族的私有财产，教育除承担原有的培养社会个体成人成才的功能之外，现在具有了要求社会个体成为统治阶级要求的人才的内容，什么样的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有了一定成规，教育具有了等级性。尤其是“成均”作为专门施教场所的形成和专门施教人员的出现，标志着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萌芽，一方面是特定内容的教育成为特权，再一方面，思想和道德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维持“劳心”、“劳力”、“统治”、“服从”的伦常，并且氏族贵族已经能够自觉认识到并利用这一点。无论关于原始社会“神道设教”的记载，还是其时“绝地天通”的传说，都表明那些拥有特权者已经自觉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为其特权和利益服务。

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我国进入了第一种形态的阶级社会，原始社会为奴隶社会所代替，夏王朝、商王朝相继建立而成为中国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夏商时期是我国文明时代的开端，也是国家形态的形成时期，夏朝是很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初创时期，商朝则多继承夏制并有所发展，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和阶级统治的实现过程，是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过程，夏商时期，已经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所必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

第一，夏商时期经济各个方面成就，为王室和各地贵族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为中小奴隶主更多地涌现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奴隶制的发展，也为奴隶制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准备了经济社会基础。夏商两代，无论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且还出现了最初的国家赋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王权，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保证了奴隶制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执行，推动了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尤其夏商两代实行的土地国有制度，在当时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观念的产生及深入民心。

第二，夏商时期建立起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设置国家官吏，管理社会事务，行使国家权力，为奴隶制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基础。夏商是“家天下”的开始，形成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的对立，王是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总代表，夏王称“后”，商王自称“余一人”，王权在整个社会中有着至高和神圣的地位，王以下的王室贵族、大臣及邦国诸侯等，共同构成商王朝的基本统治力量。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阶级统治，无论夏、商都建立了职官制度，与教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职官已经出现，如夏中央设“司徒”直接主管教化，还有“太史令”等史官，并派“遒人”到地方宣示政令和采集民意，商代则有称为“作册”的史官，以及卜、巫、史等宗教官职。这些职位的设立，推动教化向着制度化方向发展，为维护奴隶主的阶级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夏商时期，文字的产生既是文明产生的重

要特征之一，也和礼法观念的形成、王权思想和神权思想的结合等一起，共同构成奴隶制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成熟文字的发明、成册成典文献的产生，提高了当时的教育水平，推动了制度化教育的产生。《论语·八佾》曾记载：“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夏商之时，礼法并行，礼法制度初步形成，礼法混同成为调节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准则；奴隶主统治者为了使民众接受“家天下”的观念，着力对新型的政治统治进行理论辩护，推动王权和神权观念相结合，借神权权威来提高王权的地位，有利于为一家一姓的王朝统治受到拥护。这些体现出了当时文明发展的水平，也成为当时王朝意识形态活动的重要基础。

夏、商两代是文明时代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等级社会，教育除继续承担传播生产技能和劳动经验外，更要承担传授统治经验的重任，以培养未来的统治者，这其中既有军事技能的训练，又有思想统治之策的培养。由于当时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准备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作为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中分离出来，教育的社会性、平等性和无差别性不复存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式产生。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以使各社会阶层接受国家这一新型的组织形式和社会治理工具、接受奴隶制文明形态、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为基本目的，采取了多种措施和途径。

第一，学校教育。夏商两代，真正的学校教育已经产生，出现了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这种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其内容除进行军事训练、传授生产技能外，还要开展以敬天尊祖为中心的宗教教育和以养老敬老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以通晓“明人伦”之道，甚至在商代的学校教育中，礼乐教育已经成为基本内容之一。《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考之，皆所以明人伦也。”除了“校”、“庠”之学外，夏、商两代还有明堂之教，统治看在明堂之上宣示政令、颁布教化，祭祀祖先、养老示孝，使得这一政治、宗教、文化教育的中心场所具有了宣明政教、厉行教化的功能。

第二，宗教祭祀。从夏代开始，中国的宗教开始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成为治理国家和驯服百姓的工具，而商代，则已经形成了一套关于宗教观念的理论体系，造神和敬神活动进入自觉时期，宗教成为夏商两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无论宗教内容亦或宗教形式，都渗透着人为的成份，内容上，夏商两代统治者都借神权权威提高王权地位，商王甚至成为至上神——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祖先崇拜也能够更好地说服民众拥护奴隶主的统治；形式上，此时的宗教祭典活动，也是人们追思前辈推动文明进步的历程、创造丰功伟绩的活动，本身具有道德教育的示范作用，而通过这种宗教活动中的仪式熏陶，还能够起到维护人伦社会的等级秩序的作用，以实现其礼治功能。如商代的祭祀权就被商王垄断，平民奴隶都被剥夺祭祖权，借这种礼仪，商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观念被强化。

第三，宗法礼仪教化。从血缘氏族到奴隶制国家，宗庙、朝廷和政权逐渐结合，因而有了宗法礼教。夏朝，养老、尊老等传统已经发展为尊卑等级的伦理观念，“礼”从传统习俗和原始宗教中分离出来并被利用，商朝则已经建立了既是家族制度又是政治制度的宗法制度，按照亲疏远近、等级差别的不同，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定，作为宗族成员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规范。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无论祭祀还是其他公共生活，都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程式和仪式，而它们无非是出于等级之分而有所差别，使人们在参加社会公共生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增添等级制度的神秘性和合理性。《礼记·王制》规定：“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养老之礼同时已经是一种标榜尊卑等级、崇尚礼节的象征性活动，既显示尊师敬老之意，又彰显王室的恩泽，以导引社会风化，获取臣民拥戴。

第四，贤臣明君自身的道德垂范。《吕氏春秋·先己》中曾记载启以德化民的事例，“夏侯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元卿请复之，夏侯伯启日：‘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瑟琴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饰，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夏侯伯启在夏族内部进行道德感化，通过自身的表率凝聚人心，在内部形成开明贤达的局面，最终凭社会教化征服了有扈氏部落。统治者的自身道德表率，一方面有利于社会教化的推行，净化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君自身威信的提高，获取民众的认同，两个方面都有助于奴隶制王朝政权的巩固。

第五，舆论动员。舆论和传统在原始社会就是调节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到了夏商两代同样是影响政事的重要途径，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礼记·表记》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军事作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因此，统治者特别重视战前的舆论动员，以说明作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起鼓舞人心、振奋士气之功能。《甘誓》、《汤誓》就是当时战前动员令的代表，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为后来夏朝、商朝的建立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三、中国早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及启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或许并不自觉，但中国的统治者很早就在利用这种方式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就其实际开展情况而言，在维护阶级统治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分析夏商两朝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历史，能够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具有的几个鲜明特征，会有助于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当前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第一，从产生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原始社会一旦过渡到等级社会，教育原有的作为整个社会公共财产的属性就被破坏，特定内容的教育成为一部分人的特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属性伴随着其自身的产生而诞生，具有极强的阶级性和等级性。因此，只要存在着阶级对立和国家统治，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就必然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级，新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使命的新型国家政权，但仍然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专政，只不过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少数敌对势力的专政，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但我们仍处于阶级社会之中。因此，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和谐的重要“软”手段，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能是中央强调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较为根本的原因所在。

第二，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从其产生之初就注重多种方式同时进行，学校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途径。国家形态的社会管理机关形成之后，一方面利用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关镇压民众反抗，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各种柔性手段，安抚国内百姓。他们继承了原始社会就有的利用传统、习惯、舆论等调节社会关系的做法，发展并利用了宗教活动，借神谕行人事，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自身也加强了道德修养，试图以身作则作天下师，而且正式开展了以“明人伦”为主旨的学校教育。实践证明，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就已经显示出威力，在安抚百姓、维护稳定、巩固王权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当今而言，要努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有效途径，尤其要学会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青年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课堂教学又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要着力发挥学校的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古代中国，一旦作为思想统制的工具而产生就朝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在夏商两朝。学校教育被用作专门培养奴隶主贵族未来统治者的途径，主要从事以“明人伦”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有了可供开展的固定机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与教化有关的职位的设立和官员的任命，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伊始就有了专门负责人员；而夏代“家天下”观念的流行，商代宗法制度的建立，使得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作准则……这一切都显示了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漫无边际无章可循，而是在产生伊始就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当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大体的思路和政策依据，使得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保持着总体积极乐观的局面，但是针对具体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还有待出台一些操作性更强的新制度和新政策，以保证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运行和有序开展，以巩固思想政治教育来之不易的美好局面并进一步向前推进。

第四，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就注重理论说明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夏建立王朝后极力强化天命观念，以说明夏朝的建立、“家天下”的开创是夏朝统治者服从天命的结果，用以解释夏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则利用种种宗教、舆论、仪礼的手段以保证普通百姓接受这些观念；商汤灭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朝代更替面临着新王朝政权合法性问题，商代统治者一方而利用神权观念加以理论论证，另一方而同样利用多种措施安抚百姓。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既注重对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说明，又注重日常实际工作的具体开展。而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效应对新形势、新任务，同样要注重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开展工作，既要推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化，又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唯其如此，才能一方面增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增强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