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的禁忌

名目繁多的各种“禁忌”是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的普遍现象，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经典著作《金枝》将原始社会的禁忌行为作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词汇的禁忌。直到现在，所有社会仍有各种各样的词汇的禁忌。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种种禁忌，包括词汇的禁忌，毕竟是越来越少。因此，词汇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为时代、社会“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词汇禁忌史来尤多，不知避讳就身陷牢狱之灾，许多人还因此丢掉脑袋。由于禁忌的有关规定并无严格的“法治化”，为官家提供了操作空间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犯禁罹罪。比如，对帝王姓名避讳的惯例是讳名不讳姓，但李唐王朝就曾讳“李”。所以开元三年、十九年朝廷曾两次“禁断天下採捕鲤鱼”；曾有规定“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有卖鲤鱼者被杖六十，盖因“鲤”为“李”也。所以，鲤鱼也被改称“赤鯶公”。宋代苏轼的《庐山二胜•开先漱玉亭》中即有“愿随琴高生，脚踏赤鯶公”之句。安禄山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唐肃宗李亨对“安”字甚恶，认为有害天下，故将许多有“安”的地名改为他名。据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的不完全统计，三十多处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将安定改保定、将安化改顺化、安康改汉阴、保安改保宁、遂安改晋康……中国官权向来强大，甚至地方官也可要求属下、百姓避其名讳，州官田登不许人用“灯”字，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成为尽人皆知的成语。

说来有趣，清朝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关，定鼎中原，曾被中原“华夏”视为“狄夷胡虏贼蕃”等，因此，清初对这些字甚为忌讳。如明末的“红夷大炮”，清政权改为“红衣大炮”，直到“盛世”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还对书中的虏、狄、夷、胡等字作了修改。虽然雍正、乾隆对此都曾明确表示不以为然，但编书的史臣对真实的“圣意”体会至深，仍不敢不改。从清初对这些字的改正，到雍正、乾隆表示不必改而编书史臣却仍然改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原本属“狄夷胡虏”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又以“华夏”文明代表自居的矛盾心态。随着统治日久，无人否认清王朝是“华夏”正统时，这些词汇才“脱敏”，并在鸦片战争之后“强化”，“严夷夏之防”思潮再起，因为此时的“狄夷胡虏”所指的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清王朝已俨然成防止“用夷变夏”的“华夏”的捍卫者了。翻来覆去，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不够自信时，“狄夷胡虏”便是禁忌，至少是“敏感”；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充满自信时，这些词便全部“解禁”。

对“反清”的太平军，清政府规定不能“直呼其名”，不是“贼”就是“发匪”、“发逆”。而太平天国也是等级森严，禁忌词汇种类之繁，字数之多，范围之广，执行之严，较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样规定称敌对的清政府只能为“阎罗妖”，清官为“妖头”，高官为“大头妖”，清兵为“妖兵”，清军营为“妖穴”。还规定“鞑”、“咸丰”等字样都要加上反犬旁。

国共相争最激烈之时，彼此也忌讳“直呼其名”而互称为“匪”。这种情况，延续数十年。对此现象，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写道：“‘蒋匪’与 ‘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

文革后，词汇禁忌锐减，地名、商店企业名和人名大多改回旧称。不过，在某些时候，仍会有某些“敏感”。邵燕祥曾说，有次他在电视中看在北京直播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性演出，结束时，齐唱 《团结就是力量》。这支歌他会唱，歌词也能记诵：“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帝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他在电视屏幕前跟着哼唱，但是，“唱着唱着不对了，再唱第二遍时，仔细盯着字幕看，发现原歌词中的‘向着自由’被改成‘向着胜利’了”。在介绍了这首唱遍全国多少年歌曲的背景后，他感叹道：“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末，为什么要去改掉五十多年前唱遍全国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两个字，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记忆，就能抹煞当时革命者和爱国者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吗？”

词汇禁忌史不绝书，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也是史学家应该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禁忌词”包含的历史信息至为丰富：可以校堪历史文献年代，探究时代特色，窥视社会特点，观测政治风云，分析文化政策……而最重要的意义，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的短短一句话早就一语道尽：“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畔者，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