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汝于成:协和90年沉浮录

计划每年级学生人数为30人，课堂和实验室按此规模设计，医院则按250张床位设计。1921年6月24日，新建成的协和医院开始收治病人，协和从此医、教、研三位一体。当年医院里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共有72人。

9月15日，协和为期一周的开幕典礼庆祝活动拉开序幕，每天都有学术报告或讨论会，参加学术活动的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近300人。

19日下午的典礼仪式上，身着长袍的中方代表和穿着大学礼服的西方学者，数百人济济一堂，相映成趣。胡适参加了这次开幕典礼，他在日记中还评说小洛克菲勒演说很好。在演说中，小洛克菲勒回顾了协和酝酿、筹建历程，认为协和的任务是培养有潜质的男女学生，使他们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医生、老师和科学家。当晚，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全体代表，足见其规格之高。

时局动荡把协和推向政治大舞台

1924年，协和历史上第一批毕业生毕业，他们只有三个人：刘绍光、侯祥川和梁宝平——协和历来以严格的淘汰制闻名。老协和流传的说法是：“一门不及格必须补考，两门不及格要留级，三门不及格扫地出门。”

为此，跨进协和大门之日，便是寒窗苦读之时。日后成为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回忆当年求学时的场景写道：早8点从宿舍到学校，12点过后才下课，下午2点开始实验课。一般情况，6点晚餐，然后到图书馆自习，晚10点图书馆闭馆，回到宿舍继续学习到12点以后才休息。每到考试前夕，有的学生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复习功课。由于学习过分紧张，学生健康状态普遍下降，甚至有一些同学累出了结核病。由于协和考试除笔试外，还要口试和实验测试，成绩或身体不合格者就要被淘汰。

时局的变动很快将协和推向了国家政治大舞台的中心。1925年1月26日至2月18日，孙中山因肝病复发，入主协和医院治疗。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大部分都在协和度过。

1928年6月，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政令：高等学府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学校董事会的绝大多数也必须是中国人。受此影响，在纽约举行的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上，美国董事一个个递交辞呈。新的董事会成员均是一时之选，包括胡适、张伯苓以及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籍院长刘瑞恒等学界泰斗。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关东军悍然挑起事端，侵占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当晚，因感染伤寒正在协和疗养的张学良得知消息，立马在医院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界纷纷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春，协和医学院本科一、二、三年级全体男生共40多人，在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教授带领下，组建了学生救护队，这是后来“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总队”的前身。抗战八年，他们随军转战多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进北京城。协和医学院虽于9月初如期开学，但学院与各地的联系几乎中断，致使部分教职工和学生无法返校。鉴于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协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像北大、清华一样，将协和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中国西南地区。由于担心日本人可能趁机将日本医生安插进协和的重要岗位，董事会最终反对南迁计划。当时，尽管日军侵占华北，但日美之间尚未开战，日军对美国人及其产业还是有些忌惮。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的厄运开始了。第二天清晨，日本兵闯入协和，包围整个建筑群，设立警戒线，禁止所有人出入。与此同时，日本兵闯入校长住宅，将正在用早餐的胡恒德校长扣押，他们还带走了另两位在协和的美国人。他们此后被关押在日军监狱达4年之久，直至日本投降。

山河沦陷使得协和陷入停办境地。协和医学院的历史档案保存着一页发黄的文献记载：“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本医院遂于12月8日停业。1942年1月18日，医学院和护校的教学工作完全停止，各住院病人亦被日军强迫迁出。至此时，本院即完全停办，所有设备及建筑则由日方改作军医及血清研究所用。”协和部分学生不得不逃亡到上海医学院、圣约翰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借读。

抗战期间协和病案室完好无损

名教授、图书馆、病案室有“协和三宝”之称，因时局变动，教授们的命运一波三折。

日占期间，协和的医生和护士，一个个接连被位于北京西直门的中央医院（今北京人民医院）接收。随着协和名医谢元甫、钟惠澜、关颂韬、孟继懋等人的到来，过去由法国修女主持的中央医院，被改造成了知名的“小协和”。

战火纷飞中，协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图书馆、病案室完好无损。数以万计的文献之所以保存完璧，多亏了病案室主任王贤星。

负责病案和文献管理的日本少佐松桥堡，战前曾到过协和这家亚洲最大的医学图书馆。

1942年3月，他受令销毁50万份病历资料。王贤星冒着生命危险，怒斥对方：“这些科学资料保存下来，对日本有什么害处？为什么要销毁？难道科学的有用的东西还不如废纸？”一番质问下，松桥堡居然同意保留，协和病历等文献逃过一劫。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值困难时期，纸张等物资匮乏，有人提议将协和的老病历送进造纸厂，支援国家建设，这回仍是王贤星据理力争，才使得这些病历资料避免了被化浆销毁的命运。

为了保存协和的教育火种，协和护校校长聂毓禅历经2000公里奔波，成功把护校迁往成都复校，并在这里招生三年，共计50余名学生。除了聂毓禅外，协和的李宗恩教授也在贵阳筹建了贵阳医学院并担任院长。根据协和医生的遭遇，著名剧作家夏衍后来写了名为《法西斯细菌》的剧本。他借用主人公之口喊出：“法西斯主义不扑灭，世界上一切卫生、预防、医疗的科学都只有徒托空言，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长。”

“北京人”头盖骨下落不明

日军侵占协和后，孙中山当年去世后存放在协和的肝脏等均被 “借走”，至今下落不明，轰动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同样踪迹难觅。

上世纪20年代初，在距离北京大约50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出一颗远古人牙化石。这个发现引起了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步达生的关注。步达生是加拿大人，他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牙齿化石，断定这是中国猿人的一个新品种，并起名为“北京人”。

为进一步展开发掘，步达生申请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笔经费，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参与其中工作。1929年 12月2日，裴文中在发掘中发现了一个猿人头盖骨。稍后的研究成果震惊世界：最早的人类化石的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一下推至距今50万年。此后10年间，周口店猿人洞中先后发掘出土4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

发掘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最初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顾忌到协和医学院是美国财产，没有进去搜寻保存在其中的头骨化石。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为确保“北京人”头盖骨不落入侵略者手中，协和方面决定把化石送到美国暂时保管。

1941年2月初，极具科研价值的5颗“北京人头盖骨”，经过6层棉纸包裹，装进了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木箱里，一同装箱的还有牙齿147颗、头骨碎片、股骨、锁骨等。这两只白色木箱后来移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便他们返回美国时随身携带。

12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乘火车离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改乘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回国，该轮预计8日到港。不巧的是，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宣战，运送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扣押，“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随即神秘失踪。

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和去向，后来演绎成许多传说和猜测。有人说，日本人从火车上卸下所有箱子，然后装上一条驳船，准备送到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谁知驳船中途翻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沉入海底。也有人传言，劫到化石的日本人不懂其价值，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了中国药商，如今“北京人”化石也许早已被研成粉末入药了。

在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众多线索中，日本“阿波丸”邮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说尼克松访华时曾透露“北京人”头盖骨在“阿波丸”上。

“阿波丸”是日本一艘远洋邮轮，船长155米，宽20米。1945年3月，被日军征用的“阿波丸”从新加坡起航准备撤回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国福建海域时，被美军潜水艇鱼雷击中，3分钟后迅速沉没。除一名厨师外，2009名乘客、船员全部丧生。随船装载的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等物品，一并沉入海底。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打捞。受技术限制，潜水员只能下潜到海平面48米左右，以致无法探寻更深的船长室、金库和保密舱，也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北京人”头盖骨。此后，尽管不断有新的线索出现，但“北京人”头盖骨却一直没有现身。这至今是国人心中一段挥之不去的隐痛。

基金会最后一笔拨款1000万美元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和平调解国共两党的分歧，军事协调处执行部设在协和医学院。此时，尽管协和校舍脏乱不堪，许多可移动的设备难觅踪影，但协和在拒绝平庸的办学理念要求下，20年来已培养护士178名，医师350名和3000多名进修生，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医学界的精英。

1947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1000万美元给洛氏驻华医社，用以资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办学，这也是美国给予中国的最后一笔资助。至此，洛克菲勒家族对协和总投资额高达4460万美元。

同年3月12日，董事会任命李宗恩为新院长。10月27日，协和医学院恢复办学：显微解剖学幻灯片从散落在楼内各个地方的杂物堆中找回；人体解剖学依靠从北京大学“借来”的两具尸体开的课；内科只有15张病床……

北平和平解放后，新政府并没有立即接管协和，美国高级职员劳克斯等4人则回国述职。1950年夏天，协和医学院和护校均招收了25名新生，校舍外部重新刷漆，60万美元的下一年度拨款已获认可。协和正稳步走向新生。

张孝骞上书中央，建议恢复八年长学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参战。这表明当时在美国的劳克斯等4人，再返回协和已显得不合时宜了。他们取消了预订的船票，辞去了在协和担任的职务。

1951年1月20日，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李宗恩仍担任校长，学校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不变。协和医学院此后更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同时，中国医院与协和医院合并，定名为“北京协和医院”。

1月23日，李宗恩发了一封电报给洛氏驻华医社：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家族与协和多年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就此划上了句号。

随即公布的政务院政文字119号命令宣告了协和新的命运：“为加强国防建设，决定自1952年1月1日起，中国协和医学院划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制”。1952年，全国护理教育被纳入中专学校，协和的高级护校停止招生。护校校长聂毓禅对此痛心疾首：“在大动荡的岁月里，无论什么情况，都没能动摇我坚定的意志。谁能料到我十年的挣扎却成泡影，高级护校竟断送在我的手中，实为终身憾事。”

同样命运很快落到医学院身上。1953年，协和医学院停招医学生，改为“为全军培养高级师资和提高部队医务干部水平”，向干部进修学院过渡。1957年，协和遭遇历史上第二次停办。

在新政府对协和的调整中，协和成了“人才宝库”， 通过“拔萝卜”（调骨干）和“割韭菜”（按年资输送）方式，抽调出不少人才去建立新的医疗机构。时任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的张孝骞担心，这破坏了协和技术队伍的结构和完整，不利于“高级医学人才”的培养。1957年，张孝骞不怕被扣上 “崇尚资本主义医学制度”的帽子，毅然向中央上书，建议恢复协和八年长学制的医学生教育。

整整两年后，张孝骞的提议才付诸实施。1959年，卫生部等部委、机构决定，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八年制的医学院，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当年招收第一班预科学生60名，进入设在北京大学的医预科学习，同时，在设有生物系的综合大学招收四年级插班生，每年30名，连招3年。

“文革”中更名“反帝医院”

1966年“文革”爆发，协和再次遭受重创，其名称也被改为“反帝医院”。

早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在毛泽东看来：“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今年年近九旬的罗慰慈教授，是协和医院呼吸内科知名的主任医师。罗老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回忆，“文革”时期，“砸烂旧协和”的口号叫得很响。协和是全国唯一实行八年制教育的，造反派却认为，毛主席说了“医学教育三年就够了”，协和搞“八年制”，是在走修正主义路线，要打倒“修正主义知识分子”。

中国消化病学创始人张孝骞“文革”中被打成 “反动学术权威”、“特务”。运动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内，他被罚到门诊看病、扫厕所、修马路。造反派经常审问他，询问有关高级干部保健的内容。他总是回答说：医生有义务将医疗资料保密，患者也有权要求医务人员不将这些材料泄露给第三者。这惹怒了造反派，1968年他被关进“牛棚”达９个月。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拉去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戴着口罩回到病房。有一次学生杨秀玉忍不住问他：“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鸿钊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

毛泽东“呼吸四病”成全国惟一科研课题

罗慰慈老先生告诉笔者，1969年“一号命令”发布后，全国上下准备与苏联打仗，北京实行大疏散。协和几百个家庭分乘两列火车，被疏散到甘肃、青海等地。很多师生下到各省市公社医院，当了赤脚医生。

上世纪70年代初以后，毛主席病了：由于抽烟、年老等因素引发肺气肿、支气管炎、肺心病，呼吸衰竭等病症开始显现，并逐渐影响到他的工作。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呼吸衰竭被称为“呼吸四病”。毛主席这一病，全国只有一个科研任务：举全国之力，研究治疗“呼吸四病”。

全国没有了其他科研课题，不管工科或其他学科，都没有开学术会，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呼吸四病”，这颇有点“独尊儒术”的意味，这是由国家组织唯一上马的医学研究课题。现在要翻那几年的医学研究成果，基本都是关于“中草药如何治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呼吸衰竭”。

“文革”后期，协和此前上山下乡或疏散各地的师生逐渐“回炉”，开始了新的补课学习和医学科研。很多人当时都是落了户的，户口调不回来，协和便与卫生部商量，由他们出面安排调动，这样招回数百师生。在罗老看来，这一举措抢救了很多人才，协和现在六十来岁的医生，其中不少便是当年“回炉”后培养的学生。

“文革”结束后，全国大学招生工作恢复，协和也开始了硕士研究生培养，对“呼吸四病”课题的研究，则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

1979年中美建交后，协和与“洛氏驻华医社”中断近30年的联系得以重新建立，美方随即拨给协和155万美元，用于建筑修复和设备添置。1985年，协和恢复高级护理教育，成立护理系，后改名护理学院。几经沉浮的协和，终于浴火重生，各项工作回到正轨。到2010年，协和日门诊人次突破1万人。

（参考资料：《老协和》董炳琨等著，《协和医事》讴歌著，《话说老协和》等）

链接：豫王府的“神秘窖藏”

拆建豫王府时，一个关于“神秘窖藏”的传闻广为流传。传说在豫王府卖房契约文书上，有这样一条附加条款：“据祖上相传曾有金银器件秘藏窖中，藏于北屋房基地之内，倘日后发现，无论多少仍归豫王所有，惟豫王不得任意派人入内开掘……”

老豫亲王当年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其府邸窑藏黄金、白银万两，按理并不奇怪。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具体藏宝地点一时难以分辨，以致卖房时无从挖掘。“神秘窖藏”传言引起了洛氏驻华医社的注意，拆建时，他们在豫王府四面围上铁丝网，警察荷枪实弹守在门口，工人出入门岗时严格搜身，并且只能穿一条单裤。如临大敌般折腾到最后，连个宝贝的影子都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