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力资本投资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是激励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引入利己动机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父代社会保障能夠补偿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代际赡养回报率。社会保障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本文构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联立方程，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成本的，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4-0077-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40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在“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等条件制约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结构性减速期[1]，如何实现结构性减速期内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功能弱化背景下，完善城乡收入再分配体系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推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并得以持续研究，诸多学者开始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视角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费尔德斯坦（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具有正向挤入效应和反向挤出效应，一方面社会保障给付水平提高会激励提前退休行为，而为了保障退休生活会增加劳动期储蓄，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具有资产替代效应，从而降低储蓄；他利用实证数据测算发现，社会保障储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从而确定社会保障不利于储蓄[2]。巴罗（Barro）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引入父母利他主义代际转移机制，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不会改变家庭预算约束条件，从而具有储蓄中性[3]。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作为经济体制转轨配套机制而逐步推进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社会保障经济效应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4-6]。
近年来，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转向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主要视角[7-8]，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发受人关注。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赖德胜、田永坡分析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9]；凯姆尼茨和威格（Kemnitz & Wigger）引入父母利己动机，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模式使得父母养老保障收入与子女收入相联系，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10]；沈燕运用协整理论检验社会保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11]。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会抑制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郭庆旺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信念，认为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和父代养老保障联系起来，建立良好的家庭保障和人力资本内生积累机制，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12]。埃尔利希和金（Ehrlich & Kim）利用多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13]。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关于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尚无定论，而且较少学者以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为视角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研究。本文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现实条件为背景，构建二元经济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建立反映三者关系的联立方程组，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检验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
1.二元经济跨期模型
本文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构建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跨期模型，重点阐述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部门采用非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和价值创造，现代部门采用熟练劳动力进行价值创造，劳动力质量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假定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会由非熟练劳动力转换为熟练劳动力，从而进入现代部门获取高劳动报酬。设定现代部门劳动报酬为WU，传统部门劳动报酬为WR，由于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因此WU>WR。
现代部门经济价值创造主要取决于技术、资本和劳动，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设定现代部门产出模型为：
YU=AKαL1-αU（1）
其中，YU为现代部门产出，A为技术水平，假定为外生变量，K表示资本，LU为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劳动供给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劳动力人数，二是凝聚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即劳动力质量，现代部门产出模型演变为：
YU=AKα（l·h）1-αU（2）
其中，l为劳动力人数，h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充要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将最终导致垄断，因此本文假定现代部门产出模型为规模报酬不变。
传统部门产出主要由技术、土地和劳动供给决定，由于土地具有固定性，在不具备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传统部门产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传统部门产出模型为：
YR=A-NαLβR（α+β<1）（3）
其中，YR为传统部门产出，A-为传统部门技术水平，假定为外生变量，N为固定不变的土地数量，LR为传统部门劳动供给，由于缺少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决定。
2.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与人力资本投资
根据生命周期跨期消费模型，假定存在劳动期和退休期的生命周期两阶段，在劳动期获得劳动收入并进行消费、储蓄和子女人力資本投资决策，在退休期依据储蓄、家庭子女养老支持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等满足消费支出。因此，设定典型劳动力简化效用模型为：
U=Ct+Ct+11+r（4）
其中，U为跨期消费总效用，Ct为t期消费支出，Ct+1为t+1期消费支出，r为贴现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为零，只存在父母和孩子。父母依据效用最大化决定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为h，而子女将会进入现代部门，获取高劳动报酬WU。此时，跨期消费函数为：
Ct=w-St-h（5）
其中，w为劳动期收入，St为t期储蓄，h为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子女将会进入现代部门并获得高劳动报酬，从而为父母提供更高家庭养老支持，其退休期消费支出为：
Ct+1=St（1+r）+PU（6）
其中，PU为退休收入支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子女进入现代部门后提供的高家庭养老支持，另一部分为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两个部分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替代。相互补充体现为两者共同构成退休收入支持，相互替代体现为在退休收入支持既定情况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越高，所需要的家庭子女养老支持越少。为了体现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的关系，本文设定退休收入支持为两者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PU=（ρWU）λG1-λ（7）
其中，ρ为家庭子女养老支持系数，即现代部门劳动报酬收入的特定比例，G为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典型劳动力效用函数为：
U1=（w-St-h）+St（1+r）+（ρWU）λG1-λ1+r（8）
在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跨生命周期消费效用模型为：
Ct=w-S′t（9）
其中，S′t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的储蓄水平。退休期消费模型为：
Ct+1=S′t（1+r）+PR（10）
其中，PR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的退休收入支持。由于缺少向现代部门转换的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劳动报酬收入少直接导致家庭子女养老支持水平低，退休收入支持函数为：
PR=（ρWR）λG1-λ（11）
进一步推导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典型劳动力效用函数：
U0=（w-S′t）+S′t（1+r）+（ρWR）λG1-λ1+r（12）
父母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两种状态下效用水平比较结果，如果U1>U0，说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获得效用更大，更容易作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如果U1=U0，说明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用水平相等，是否投资不确定；如果U1 ΔU=U1-U0=（w-St-h）+St（1+r）+（ρWU）λG1-λ1+r-（w-S′t）-S′t（1+r）+（ρWR）λG1-λ1+r（13） 进一步整理得到： ΔU=U1-U0=（ρWU）λG1-λ-（ρWR）λG1-λ1+r-h（14） 在ΔU>0时，父母会选择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转化为： G1-λ>h（1+r）ρλ（WλU-WλR）（15） 根据公式（15）发现，社会保障水平越高，越容易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本文进一步假设只存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两个典型家庭，劳动力总量为L=lU+LR。 如果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相同且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两个家庭均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为H1=Lh，如果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显著低于城镇且未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为H2=lUh+LR，比较两种情况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能够发现，由于人力资本投资h通常要大于1，因此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一致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总量更高，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偏低（见公式（16））。 H1-H2=（lU+LR）h-（lUh+LR）=LR（h-1）>0（16） 理论假说1：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抑制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收敛，人力资本投资将会上升。 3.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经济总产出为现代部门产出和传统部门产出之和，经济总产出公式为： Y=YU+YR=AKα（l·h）1-αU+A-NαLβR（17） 通过公式（17）可知，经济总产出受现代部门人力资本和传统部门非熟练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在高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条件下，更多家庭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为现代部门提供充足、高质量劳动供给，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现代部门产出也随之增加。相比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现代部门边际劳动贡献率更高，现代部门产出增加将会提高总产出。 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视角进行分析，在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限制农村家庭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农村劳动力难以向现代生产部门转移，现代生产部门人力资本总量不足，会降低经济产出。 理论假说2：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大导致现代部门劳动人口数量低且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三、模型构建 根据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三维”联动理论内涵，本文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是制约微观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条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产生影响。考虑三者之间动态关系，如果采用单一方程进行估计容易忽视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构建计量模型。具体计量模型为：
Pgdpi，t=α+βedui，t+ni=1λiZi，t+ε1i，t（18）
edui，t=δ+θsuri，t+ni=1iCi，t+ε2i，t（19）
suri，t=σ+φPgdpi，t+ni=1ρiYi，t+ε3i，t（20）
模型（18）为经济增长模型，在“人口数量红利”衰减情况下，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中介变量，因此构
建经济增长模型以测度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其中，Pgdp表示人均GDP，edu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参数。Z为相关控制变量。经济增长不仅受人力资本投资影响，还会受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刺激消费等因素的推动，为了准确反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选择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方式、二元经济结构、财政分权水平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控制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和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的综合指标，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方式具体参数为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污染排放量，反映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二是控制经济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财政分权水平，其中城镇化率是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具体参数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反映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分权用以反映财政支出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模型（19）为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反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其中，sur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C为相关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条件下微观个体的理性选择，也受现实收入水平、国家教育财政支出对个体教育投入挤出和城乡教育环境分化等因素制约。为了准确测度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教育财政支出比重、市场化程度和二元经济结构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20）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模型，反映经济发展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影响。模型以人均GDP为自变量，Y为相关控制变量。为了剔除初次分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财政补贴等因素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影响而准确判断经济发展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效应，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作為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为初次分配的指标参数，城镇化率和二元经济结构为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参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为财政补贴的指标参数。
本文选择2010—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作为变量参数。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本文选取各地区城乡人均养老金之比作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指标参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开始试点，具体养老金支出数据统计开始于2010年，而在201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统计数据中包括部分城镇居民养老金支出，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给付标准基本相同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重远低于农村，因此本文假设2012—201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近似反映农村人均养老金给付水平。具体相关变量的参数设定见表1。
四、实证分析
本文对各项变量2010—2014年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最大值为1868，即城镇社会保障支出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1868倍，最小值仅为39
，即城镇社会保障支出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39倍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具有地区差异性，最大值为1203年，最小值为423年。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有可能是制约人力资本投资的宏观因素，需要进行进一步计量检验。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对人均GDP取对数情况下，标准差为045，与人力资本投资标准差较为接近，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计量检验。③其他控制变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将其加入计量模型具有一定合理性。部分控制变量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如城镇化率最高为8960%，最低仅为2267%；另一部分控制变量地区差异
程度相对较小，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教育财政支出等（见表2）。
根据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立方程，本文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关于联立方程估计方法有单一方程法（O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其中单一方程法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容易忽视方程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采用3SLS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测算，详见表3。
通过对联立方程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偏低限制农村家庭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将收入更多用于当期消费和储蓄，从而不利于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将引进的生产技术转化为有效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经济发展会制约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收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偏向”发展模式和城镇社会保障的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机制功能所导致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方式。
本文进一步对联立方程进行具体分析，经济增长模型中：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GDP的对数提高01313。“人口红利”是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资源禀赋优势，随着“人口数量红利”开始衰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②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是由传统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现代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换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不仅是指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且包括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即提高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联动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③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在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能够释放消费潜能，成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④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均GDP之间呈负向关系，即每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污染物越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绿色生产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联立方程估计结论验证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中：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显著抑制人力资本投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每增加1%，人均受教育年限降低00584%，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内部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社会保障是影响代际交叠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变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意义。②城镇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挤入效应，在城乡教育资源偏斜发展条件下，城镇人口比重越大，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③财政教育支出和市场化程度均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财政教育支出能够有效替代家庭教育支出不足，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越高说明劳动力工资市场决定机制越完善，越能够吸引人们提高受教育年限以能够进入更高层次劳动力市场，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高收入。
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模型中：①经济发展增加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说明现阶段经济发展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代价的，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契机，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居民。②城镇化有利于缩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越小。③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会增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说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重点在于城镇，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缺失导致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平衡。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功能弱化条件下，以人力资本投资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社会保障是激励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决策的外在变量，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父代越容易作出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重点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和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现实条件为背景，构建二元经济跨期增长模型，引入父代利己动机因素，分析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①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GDP对数增加01313，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联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因素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②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越小，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③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成本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偏斜扩大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在“人口红利”衰减背景下，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对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结论體现的政策含义如下：①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红利”衰减，潜在GDP增长率下降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适度调整投资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功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破解结构性减速期经济增长难题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②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受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影响而产生的制度模式，随着二元经济结构消减和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要求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以重点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通过构建农村养老保险金动态调整机制、优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利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完善机制，不仅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社会福利和民生建设，也是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助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视角。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 经济研究， 2015（11）：4-19.
[2]FELDSTEIN M. Social security and saving： the extended life cycle theor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6， 66（2）：77-86.
[3]BARRO R J.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1095-1117.
[4]何立新， 封进， 佐藤宏. 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08（10）：117-130.
[5]郑伟， 孙祁祥.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J]. 经济研究， 2003（10）：75-85.
[6]袁志刚.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 2001（5）：13-19.
[7]GLOMM G， KAGANOVICH M.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an economy with public pension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3， 44（3）：917-937.
[8]邵宜航， 刘雅南， 张琦. 存在收入差异的社会保障制度选择——基于一个内生增长世代交替模型[J]. 经济学（季刊）， 2010（4）：1559-1574.
[9]赖德胜， 田永坡. 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2）：13-21.
[10]KEMNITZ A， WIGGER B U. Growth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6（4）：673-683.
[11]沈燕. 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及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1989—2008年的数据[J]. 社会保障研究， 2012（4）：69-76.
[12]郭庆旺， 贾俊雪， 赵志耘. 中国传统文化信念、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机制[J]. 经济研究， 2007（8）：58-72.
[13]EHRLICH I， KIM J. Social security and demographic trend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R]. NBER Working Papers， 2005.
[14]钞小静， 沈坤荣.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4（6）：30-43.
[责任编辑刘爱华，方志]
推荐访问： 经济增长 城乡 社会保障 人力资本 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