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摘要〕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理论的良性互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布局，在理念上实现了科学发展、科学执政与科学党建之间的逻辑贯通，为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为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执政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执政党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52-05

〔收稿日期〕 2013-11-16

〔作者简介〕 张志明（1964-），男，河南临颍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关键在执政党建设的成功。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党的建设理念和模式上，成功超越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建设思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执政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理论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执政党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中国发展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成功地做出了进一步的回答，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执政党建设有机地融为一体并产生良性互动，从而使新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执政党建设面貌焕然一新。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作为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最新指南，它决不仅仅是指经济本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不仅仅是能源、资源或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工作要求，而必须同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以及执政党自身之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应该同时包括三个层面的良性互动。

第一层内涵是经济与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和人口等要素的良性互动。我们权且把它称为“小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1978年以来全党形成的越来越坚定的共识。但这种发展不能仅仅理解为GDP的增长。确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必须走出关于发展问题的认识和实践误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才是党所坚持的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发展，才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硬道理的发展，才是100年不动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

第二层内涵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即便为了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相应地实现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目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更带有根本性。科学发展观是否应该包括政治发展？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发展民主政治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断言一发展民主就会带来社会动荡。殊不知，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发展，所导致的只能是经济的畸形发展，并使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最终危害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必须要通过政治发展，使我们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感觉越来越具体、真实和强烈，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切身体会到决策者的产生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决策，是反映并代表了他们意愿，并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文化发展也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党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了我们党的人文理念将会深刻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所以，必须要通过文化发展，使人文理念和人文关怀融入党的执政理念，融入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融入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融入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在我们保护完好的文化血脉中，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科学发展观当然也包括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通过我们的社会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我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使中国社会在充满活力中日趋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加充满活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要通过我们的国民教育，造就一代代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要求的成熟政治公民，推动全民精神素质的提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1956年毛泽东说过：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的确，国家不强不大是不行的，但只强大也是不行的，人民当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不再受外国人欺辱，更是为了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作主。也只有当我们的人民为自己国家的高度民主、政权的高效廉洁、文化的繁荣发达、社会的和谐进步、全体国民的优秀素质而越来越感到自信和骄傲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才会真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也只有这样的强大才是不可战胜的。

第三层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良性互动。胡锦涛同志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反复强调，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执政党建设，而执政党建设的推进又反过来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种新的伟大事业和新的伟大工程的良性互动，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里既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同时包含了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与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历史的呼应。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里有机融合了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党建设理论，而且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和革命党建设的“伟大工程”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我们相信，科学发展观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布局

所谓党的建设的科学布局，主要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建设的科学目标、正确主线和总体布局。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做到了党的建设目标的科学、党的建设主线的正确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合理，才能保证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成功。但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以后，党的建设科学布局的形成都经历了艰辛、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探索。

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包括领导这样一场独特的中国革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建成这样一个党？其基本规律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科学的回答，即便明白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也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完成其任务。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的范畴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依照革命的常态逻辑，这场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为什么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呢？这是党的建设首先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问题。当然，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政党无法肩负起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了吗？党如何才能使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如果我们机械地固守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为保持党的阶级的纯洁性而失去了广泛的代表性，由于中国产业工人人数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比例很小，我们党就不可能很快发展壮大，就没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去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但如果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为片面追求组织规模的尽快扩张而不注意保持党的阶级纯洁性和先进性，特别是在长期的农村根据地建设中，如果党的成员中农民成分占了绝大多数，很有可能会把我们党演变成一个农民党，甚至会成为带有浓重农民起义军色彩的政党，那将导致我们党完全失去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也就是说，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开门”和“关门”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经过了艰辛的探索以后，我们党才逐步形成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科学布局，从而回答和解决了困扰党的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首先，我们党逐渐明确了党的建设的科学目标，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这两个先锋队有机统一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其次，确立了党的建设的主线，即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农业大国，在一个农民占了社会成分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如何把一个农民成分占了绝大多数的政党建设成为一支先进的坚定的有广泛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不是蜕变为一个农民党甚或农民起义军？中国共产党人的法宝就是始终沿着重视从思想上建党这条主线来建设党。三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了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使我们党成为了一支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在思想上，使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毛泽东思想，以此保证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使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在组织上，通过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落实和精神的发挥，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作风上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初步形成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科学布局，再到1945年党的七大基本完成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成功提供了保证。

1949年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党的八大宣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没能做出（当时也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回答，加上后来国际国内极其复杂的因素，使党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走入误区，形成了以“五七指示”为代表的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这就直接导致了执政党建设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以致于形成了体现阶级斗争为纲的“50字建党大纲”。

随着“文革”结束以后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逐步实现理性的超越，党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解也很快走出了阶级斗争的误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则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持久的动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良性互动，使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走向理性和成熟，从而逐步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思路和科学布局。

在总体思路上，一是及时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了执政党历史方位的两大根本性转变。即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在全面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思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实现两大转变也是形成执政党建设科学布局的动力和支点。二是科学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面对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执政党建设首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是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拒腐防变能力，以确保党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而不被权力所腐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主体地位不变质，这是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前提条件。第二个历史性课题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保证党能够成功实现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的科学领导，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掌握促进科学发展、驾驭复杂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本领，领导人民顺利实现民族复兴。

在科学布局上，一是明确了执政党建设的科学目标，正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样一个长期困扰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即通过党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而为执政党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二是指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正确主线，并围绕这一主线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部署，即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凸显了这两大建设对其他建设的统领作用；提出党的“五大建设”各自的重点，使党的建设的着力点更加明确；重申“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明确“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这就使党的建设总体部署内容更全面、结构更严整、操作性更强。三是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初步回答了“怎么建设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问题。长期以来，说到党的建设，一般都是讲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这三大建设。进入新时期，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新的实践要求，提出要注重制度建设，丰富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内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个科学概念，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形成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布局，我们可以预见它对完成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意义，对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在理念上实现了科学发展、科学执政与科学党建之间的逻辑贯通

经过近年的学习和践行活动，科学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科学发展的成果令人鼓舞，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展示了我国科学发展的美好愿景。但必须承认，目前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进步还是初步的，确保科学发展本身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健全和完善，而影响科学发展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却依然存在，比如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政治发展不可持续（折腾）问题，突出表现为一些地方和基层执政体制和领导体制中的“一把手体制”现象，即权力过分集中于书记个人、书记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命运的老问题依然严重存在，加上扭曲的政绩导向机制，导致施政过程中的短期行为泛滥，正所谓“张书记栽树李书记砍，李书记挖沟张书记填”，一个书记一套思路一套办法，甚至一个书记一套“制度”一套“改革创新”，如果有的地方书记变换频繁，就更加剧和催生这种短期行为乱象。这种瞎折腾的体制弊端不仅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更直接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

依照我国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设计预期来说，出现这种短期行为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与民主党派是合作协商关系，不是竞争关系，我国没有定期的政党竞选。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制度安排，着力实现的是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神圣承诺。所以，我们国家是最应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是最应该从容不迫地按照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发展好我们的国家的，是最不应该穷折腾瞎折腾的，是最不可能出现各种短期行为的。那么，为什么在执政实践中会造成这样的制度悖论呢？能简单把责任都归结于张书记和李书记们吗？能简单地对这些书记进行所谓的道义谴责吗？他们真的不懂科学发展及其要求的正确的政绩观吗？他们真的不希望实现科学发展吗？他们真的特别喜欢搞短期行为吗？他们真的希望权力过分集中于他们一个人身上吗？做这样的评判显然是不公正的。应该说，这些书记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是人们很难想象的，在我们所做的大量实地调研中，绝大多数地方和基层的书记都是有一腔报国报民热忱的，其素质和能力也是优秀的，即便是做了一些政绩工程的书记，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也是为大的政治生态所迫而为之的。导致这种不良政治生态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一句话，如果不切实从体制上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价值诉求，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只有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根本价值取向，不断培育和生成科学执政的制度要素，不断实现中国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我国根本制度的价值预期，才能以科学执政的制度保证科学发展的落实。

以科学执政保证科学发展，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一直是党多年来一以贯之坚持的原则和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2006年还专门以此为题进行了集体学习，笔者曾经有幸受中央党校委派参加了这次集体学习的讲解和研讨，切身感受到了党的领导集体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高度重视和推进努力。既然党的决策层如此重视科学执政，为什么实现科学执政还这么艰难呢？现实中不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现象为什么还这么多呢？除了旧的体制弊端的革除和新的体制要素的成长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等原因以外，更为关键的原因是作为科学执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必须要达到能够做到科学执政的境界和水平。也就是说，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在科学执政，而党做到科学执政的关键是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是不断提高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执政党建设本身首先做到不折腾，然后逐步走向理性走向规范走向制度化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命题的重大意义所在。

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科学发展是非常艰难和艰巨的伟大事业，是需要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执政素养执政品质执政智慧和执政境界的。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可以是初级阶段的，但领导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胸怀视野格局境界智慧素养绝不能是初级阶段的，而必须是最先进的最前沿的最有能力顺应并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愿望的。这需要执政党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成功，需要党“行菩萨道修得正果”，需要党在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过程中，把修得的“正果”发之于国家公共权力以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从而不断推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至此，科学发展、科学执政和科学建党从理念上实现了贯通。相信，这种贯通对我们党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科学发展观为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奠定了基础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党根据对世情、党情和国情的清醒认识，为了更好地做到科学执政，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要求全党努力在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上见到成效，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既是我们党对巩固执政地位、坚持长期执政的深刻自觉，也是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如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了部署，强调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在此基础上，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站在宏大的历史场景和长期执政的高远境界，再次重申和强调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课题，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必须坚持”的新要求，既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迫切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和自觉。

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四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发展来看，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历史超越，也是对近现代优秀中华儿女对国家民族发展这一沉重主体的历史性超越，更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它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必将有力促进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进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和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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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小林，等.科学发展观与执政能力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姚 桓.论科学发展观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6）.

责任编辑 孟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