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王”之法书是帖学书法的“祖本”，是帖学书派一脉相承的渊源所在。“二王”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判断，在唐代开始，就成为了“圣”这样一种地位，虽然到清乾嘉以后有碑学勃兴，一时碑版成为取法热门，但并未改变王羲之的历史地位。王羲之书法在唐代，首重楷书、行书。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即收其楷书、行书两体，楷书五卷，行书五十八卷。这与当时楷行二体的发展是相对应的。尤其是士大夫在法度与审美上的对楷书更双重呼应。王羲之的草书似乎没有像他的楷书、行书那样受人关注。王羲之草书中，相对以《十七帖》最为著名。张怀瓘《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开篇即记《十七帖》并其释文。按其对王羲之楷书、行书、草书皆位列神品。李嗣真《书品后》亦论王羲之三体为逸品。这里神、逸二品在他们的品鉴体系之中都是属于最高层了。可见王羲之草书也是地位崇高的。后人刻帖中亦收王羲之草书不少，但最为人关注的还是《十七帖》。张氏记《十七帖》为：
“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崇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文二尺为卷．取其九迹及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以‘贞观’两字为二小印印之……《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帖’字，故号之。”（张怀瓘《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这里说明了此帖的前因后果，并当时初成之态。后人帖学书家对《十七帖》还是比较重视，多有临本传世。到清代开始，书家《十七帖》的态度呈现出多种“一致”来，细细研读，颇可玩味，故而，笔者试论如下者。
二
清代中期的书法状况，可以说是十足的帖学一统。这时候的帖学，当然是学习刻帖为主，尤其是受到晚董其昌书法的影响。这种情况有时代多方因素使然。当时上好董书，下则成风。庙堂、馆阁多用董法作之，书写者往往就是被后人称为帖学名家者，而这时被冠以馆阁书家者，往往也就是帖学书家的代表了。如姜宸英、高士奇、王鸿绪、张照诸人，皆是如此。这些书家对《十七帖》又如何态度呢？清人崇董其往往名之曰崇王，在口头上对王羲之更是表现出重视来，“草书宗右军，然古拓难得。”（朱履贞《书学捷要》，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相对来说，《十七帖》的拓本则在王羲之书中算是流传至广了。这同时也说明了书家对此帖的喜爱与此帖在其书家心中的地位。
王澍云：“右军虽凤翥鸾翔，实则左规右矩。唐文皇所谓‘烟霏雾结，状欲逝而还连，风翥龙蟠，迹似奇而反正者，于《十七帖》使可见之。来者但以此为之准绳，称量《淳化》，即真伪可一见而决，何事一波磔研同索异，始标定力乎？”（王澍《竹云题跋》之《王右军〈十七帖〉》，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王澍将《十七帖》看成了能为鉴评王羲之书法的“准绳”，故其秉具了王羲之书法神采与法度，堪称绝作。他又有论《十七帖》道：
“草书如何守正？圆中规，方中矩。如何尺度？无圆而不矩，无方而不规，如何用力？从规矩入，从规矩出。如何尺度？一步不离，步步纵合。至于能纵合，斯谓从心不逾。右军化不可为其底蕴，不过些子。颠、李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坠异趣。”（王澍《竹云题跋》之《王右军〈十七帖〉》，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他把《十七帖》似乎作为学草的最佳范本，从法而至神明，从规矩到用力变法，都能在《十七帖》中寻得答案，而《十七帖》俨然一派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王羲之所以为“书圣”，正在其书法能“从心不逾”，非是颠、素辈的张扬一意。王澍说颠、素“异趣”从文中细看，还算是客气的批评了。
王澍的评价，有其代表性。清中期书家对《十七帖》评价都与王澍相类，是十分高的：
“《十七帖》为右军得意书，起精熟处如庖丁解牛，神行官止，不可思议。”（蒋衡《拙存堂题跋》）
“生而不离，熟而有量”（杨宾《大瓢偶笔》）
除去一片赞美声外，还有两种声音。一个是关于《十七帖》刻本问题。杨宾在《大瓢偶笔》中就同时提出六条关于《十七帖》刻本无佳的论述。“《十七帖》为右军有名之迹，而传世者往往不佳，但不及刻入《肃州晋府》《泉州》《上海》诸帖者。”（杨宾《大瓢偶笔》）刻本的佳与不佳。是直接影响到书家对法帖品鉴。清代乾隆碑学兴起，虽有政治上的原因，同时刻帖的失真也是无法忽视的。康有为在尊碑时的理由就是以此为借口。另一个则是有论王献之胜于乃父。
“米元章云：‘草书不入晋人格撤，徒成下品！’此论极是。然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吴德旋《初月楼论书笔》）
说王献之能承父风，在草书上足为后来者法。姜宸英在《题宋拓〈十七帖〉》中更是直白地把这话背后的意思说明白了：
“唐张怀瓘论草势云：草之体势。一笔而成。惟王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逸少草书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又云逸少草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子敬草书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弟子耳！”（姜宸英《湛园书论》）
这里将王献之的草书推崇置于其父之上，可谓无以复加。这种推小王而迈大王的思想一直与推崇大王同时存在。
三
清中期帖学书家对王羲之书法是十分推崇的，当然也是包括了《十七帖》。但考查当时书家的作品，似乎并没有在《十七帖》上用功变化，或以《十七帖》书法风格扬名书坛的。沈荃、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山献、翁方纲、铁保等。这些人的书法都有十分良好的书法功底，书法学习涉及的面也较为宽广，但对草书，尤其是《十七帖》类的草书却无一出现，这就不得不引发思考了。
张照在《跋俞子中临〈十七帖〉》中有论：“《江村销夏录》有紫芝生临《十七帖》之目，叹其颉顽松雪，余心慕之，弗获见也。既得松雪临本，贪眼顿饱不生余慕，恨不全耳。”“在张照的眼里，对《十七帖》的关注似乎更多的侧重在赵孟兆页 书法。这不仅仅是张照一人的个人倾向，其实赵孟兆页 、董其昌书法从当时帖学书家来看甚至已经成了帖学书法的代名词。
清代帖学书家对王羲之草书，尤其《十七帖》还是十分推崇的，但是没有运用于自身的创作。他们的书风主要在行、楷两体。尤其是对楷书的重视。对楷书重视者有个状态：一个是为求统一标准的“乌、光、亮”馆阁书体。一个是由于碑学兴起以后对古代石刻文字的学习，这往往是局限于楷书。这种对楷书的重视，也影响了他们对《十七帖》解读和判断。
蒋和《蒋氏游艺秘录》中说“楷须行草意，行草具楷法”，这是一种思辨的论述，不乏中庸色采。而看清代帖学书家所作草书确是楷意十足。帖学书家的草书作品的中明显留有馆阁书体的痕迹，点画不够灵动，纵然能使笔力强劲，入石便少神气。而从当时大的书法环境来看，“私人鉴藏的目标也发生了转移，随着金石学及碑学的兴盛，收藏金石碑刻拓本渐成风气”（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石刻中的楷书成为了书家的新的重要取法对象。
清代中期虽然是帖学大盛的时期，也拥有数量可观的各种刻帖。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家会上追“二王”似乎应该是风气使然，但具体去看却多是仍然学习赵、董书法。所以，对清代中期帖学书家于《十七帖》态度的考查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可以看出《十七帖》在清代中期帖学大盛的“繁荣”下的异样处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他们对《十七帖》态度的考衡，去洞悉清代中期帖学书法总体的发展方向和书家个体的价值趋向，由此来体悟当时书法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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