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摘 要： “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1月 3日至5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此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到国内外多所著名音乐学院的专家及教授，主要围绕“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和“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两个专题进行探讨，并针对中西方史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讨论与交流。

关键词：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史学方法论;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9）01 - 0017 - 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2.003

2018年11月3—5日，由四川音樂学院主办、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办的“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巴黎音乐学院、日内瓦音乐学院、法国鲁昂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国内外多所著名音乐院校的20余位知名专家及教授参与，不仅是中西方音乐史的学者们就史学方法论相关问题进行的一次讨论与对话，更是中国音乐史与西方音乐史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的首次交流，意义重大。会议为期两天，共举行研讨会13场，主要围绕“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和“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两个专题进行探讨，最后还针对中西方史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讨论与交流。由此，笔者将从“开幕式与主旨发言” “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 “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 “自由发言与讨论”4个方面对本次史学会议的概况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开幕式与主旨发言

（一）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传媒学院院长包德述教授主持，四川音乐学院时任院长林戈尔教授致欢迎辞。林戈尔教授首先对莅临现场的各位专家表示诚挚的欢迎，并用精简的 “聚天下学者而教之” “聚天下学者而师之” “聚天下管者而业之” “聚天下精彩而名之”四句话阐明了四川音乐学院的办学理念与目标，引起了参会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包德述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简单介绍。他指出，“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研讨会”旨在探索音乐史学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从“元理论”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史学的性质与任务，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国内外同行的了解与沟通，打破学科发展的壁垒，为音乐史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方法，以期在本次会议通过中外交流、跨界交流、跨学科交流，达到学科跨界与学术融合的目的。

（二）主旨发言

本次研讨会的主旨发言共分为两场，第一场于11月3日10：20—12：00进行，第二场于11月4日8：30—10：00进行。中国音乐史方向分别由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徐元勇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教授、中央音乐学院蒲方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清雷教授先后做主旨发言;西方音乐史方向分别由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巴黎音乐学院Rémy Campos教授、鲁昂大学Aurélien Poidevin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王丹丹教授先后做主旨发言。

在主旨发言中，中国音乐史方向的5位教授围绕中国音乐史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中国音乐史史料文献和音乐史方法论两方面展开论述。

在中国音乐史史料文献方面，有3位教授分别阐述了自己筛选史料的方法和自身课题的最新进展情况。在《中国金石音乐史料的辑录与研究》中，徐元勇教授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一书出发，对我国古代的史料文献类型之一的皇家、官方、正统史料进行深入讲解，并以此进一步对金石目录中的金石学书籍方法和书籍来源展开论述，提出研究者应当从丛书、类书入手，还应增补尚未纳入目录的金石类代表书籍。在《关注当代音乐史料，扩大史学研究视野——从“中国唱片”说起》中，蒲方以回顾“中国唱片”发展概况来反观当代音乐史研究，并提出在当代音乐史中，唱片是音乐传播的重要媒介，只有重视像“中国唱片”这样的史料宝库，才能真正推进音乐史的研究。王清雷在《谈谈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编列》一文中论述了该墓所出编钟编列问题的最新发现。由1件二式钮钟和13件一式钮钟拼合成14件一肆的编列，仅是西汉乐悬礼制功能的表象;而要将整套编钟的音列补全，才是对二式钮钟的本质需求。这正是音乐考古学反哺考古学所作的独有贡献。

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有2位教授带来了对近现代音乐史编纂的新洞见。洛秦教授的文章《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通过“释题与思考缘由” “音乐及其历史的认识论” “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方法及其案例”3个部分，表明“重写”的意义在于研究范式上的突破，分析了音乐属性的多重性与音乐历史的“被发现” “被书写”和“被阐释”的特点。冯长春教授在《〈六十年与六个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史巡礼》中，主要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研究对象，从学科奠基、教科书、专题史、文献史料、重写音乐史和音乐史学观念这6个关键词出发，对中国近代音乐史学60年（1958—2018）中多属于音乐批评或音乐评论的文字进行考察。

西方音乐史方面的7位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主要围绕最前沿的西方音乐史学编纂上的诸多热点问题进行释疑。

首先，杨燕迪教授结合其文章《艺术音乐研究中的中西融通》就中西融通这一问题提出自己见解。他认为跨学科合作与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当前与未来方向之一，而在音乐史研究中，打通中西音乐史的壁垒和隔阂应是题中要义。他还参照自己针对中国20世纪钢琴音乐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音乐创作的学习和研究心得，剖析自己如何背靠西方艺术音乐研究的眼光和经验，反观中国艺术音乐创作的路向、价值与成绩，并进一步反思这种中西融通的学科发展可能与前景。

随后，其余6位教授从重写历史、跨学科研究方法、音乐史学理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重写历史这一方面，Rémy Campos教授在 《如何重写音乐家传记？以克劳德·德彪西为例》中，根据自己新出的关于克劳德·德彪西的著作，分享其自身对于传记写作的新思考，并阐释当代史学家在面对传记编撰时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意义。在跨学科方法这一方面，Aurélien Poidevin教授的文章《在今日如何书写音乐机构史：一项围绕20世纪的巴黎歌剧院展开的研究》，从歌剧价值出发，在当代音乐学不断与其他学科交融的影响下，研究了跨学科的方法与工具在音乐体裁与音乐机构的知识范围等方面的丰富性及有效性。王丹丹教授在《音乐语言的建构及表述—论广义的音乐修辞》一文中，针对“音乐修辞”作了详细阐述，并认为广义音乐修辞以音乐语言来建构和表述音乐，用特定合式的语汇来表述形而上的精神内涵，赋予特定的意义，是深刻的音乐哲学行为。在《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新视角——跨文化音乐学》中，刘经树教授则站在“跨文化”的新高度与新视角看待历史，破除了历史编纂学里贯穿的西方中心论，同时也为音乐民族学提供了站在本民族立场来看待现象这种更为宽泛化的角度。在音乐史学理论方面，孙国忠教授的《音乐史学与十九世纪音乐史书写》主要通过音乐史、音乐史学、历史音乐学的3个概念，谈及历史音乐学与西方音乐史学是两个相互渗透的学术领域，并结合自身对西方音乐史学的认知和19世纪具体的代表著作来审视19世纪音乐史学方法论和路向的变化。在题为《音乐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些体会》的发言中，姚亚平教授则根据自己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了研究是由问题的提出开始，而问题决定了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学术研究过程面临必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观—微观宏观史学的研究，二是语言观—音乐形式到底是什么。

以上12位教授的主旨发言从不同角度对中西方音乐史的史学方法和编纂方式作了深入的阐释，并一致表达了他们的希望——中国音乐史与西方音乐史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通过此次会议对话，达成学术共鸣与学科共进，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与专业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

二、专题探讨：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

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一直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国内学者在此方面有相关的研究论文与论著问世;另一方面，音乐史学方面的著作也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在此次会议中，学者们先对中西音乐史学科及其观念进行了反思，其后透过史料的整理、史学新观念、现代新技术等方面对历史编纂学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一）音乐史学史

音乐史学史这一专题有3位教授作了发言，旨在对中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学科意义、研究与写作等方面进行阐述与反思。在《范式：重审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对中国近现代乐律学学科的意义》中，四川音乐学院吕畅副教授主要透过“范式”这一概念，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三方面论述了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一书对于乐律学科的范式意义，并进一步探讨该书在社会进化论史观、实证主义、疑古精神等方面的得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谌蕾老师在《西方學者的歌剧史研究与写作》一文中提到，对西方歌剧史的现有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很有必要，这不仅能概览出西方学者歌剧史写作的整体情况，也能折射出当下歌剧史写作的西学前沿，并对中国学者的西方歌剧史研究与写作提供些许借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华伟康的《试论中国音乐史观》则进一步解读了音乐史学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并未付诸实践的原因，并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史观与史学观二者的关系入手，阐明这二者属于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他还由此总结出中国音乐史学观念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国古代儒家礼乐为指导的音乐史学观念和中国近代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音乐史学观念。

（二）历史编纂学

历史编纂学以探讨史书编纂方法为目的，以历史典籍为对象，主要任务旨在解释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描述不同史体的特点以及发展进程中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评价不同历史编纂学的产生、演变及其学术价值。

在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3位学者通过史学资料的整理，对历史编纂学有了新的探索。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余作胜教授在《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新考——兼与〈唐五代多部伎演出情况考〉一文商榷》中，通过对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的查找以及重新考证，得出“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九、十部乐，施用记录至少有49次”的观点，并强调在文史工作中史料的收集与运用的重要性。中国青年出版社张佳佳的《中国音乐辞典：作曲“家”收录标准研究》一文，主要以史料为基础，以“‘家’概念的梳理” “作曲‘家’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作曲‘家’概念的界定和层级划分”3个章节来探究“术语”概念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应用及产生的作用。而在《80年前的城市印象：聆听影片〈都市风光〉》的世界》中，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泓池主要结合《都市风光》的影片内容与音乐片段对音乐的语义进行分析，尝试勾画影片制作者们对30年代都市女性的态度，并结合史料呈现当时女性的生存环境，以形成对五四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理解。

当然，对历史编纂学的新探索不仅仅表现在史料的整理方面，还表现在史学新观念的启发方面。在本次会议中，有6位学者透过极具特色的音乐观念作了发言。上海音乐学院梁晴副教授的《六法之中国交响曲》，主要以“谢赫六法”为基础，结合具体的中国交响曲作品对音乐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行描述，并与西方交响思维和具体作品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班丽霞副教授在题为《探寻音乐文本分析与社会内涵阐释的中介》的发言中，主要从“音乐学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出发，通过对一些音乐学家研究个案的考察，归纳和批评了身体隐喻、符号分析、语境分析、结构类比等多种中介方法，认为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联为音乐学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在《从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看音乐史的撰写视角、观念与方法》一文中，四川音乐学院杨晓琴教授聚焦“音乐史的撰写方法”，着重论述了塔鲁斯金在《牛津西方音乐史》中编撰音乐历史的新视角，认为这样一种藏在语境化历史中的结构主义叙事的史学观念为整个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启示与方向。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郭昕的《音乐结构史——西方音乐史学编纂的新视角》，通过对音乐结构史释义、音乐结构史优势、音乐结构史实践三方面的阐述与分析，认为正确地运用音乐结构史可以突破传统音乐史编纂学的局限，获得全新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首都师范大学宋戚在《科尔曼审美批评性音乐学研究理路探赜——兼及科尔曼音乐批评与“新音乐学”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的审美批评研究是传统音乐学研究向“新音乐学”的转变，并在新、旧方法论的过渡上搭建了“桥梁”。山东中医药大学黄琼琼的文章《关于音乐接受者主体性困境的思考》，透过“接受美学”的观念，谈及其在音乐学领域中，接受主体性所存在的困境，对音乐接受者进行定位及分类，以求探索其解决“困境”的方法。

此外，有学者还认为，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当今新技术的引进。在《多维视角下的当代音乐研究——观频谱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中，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杨珽珽解读了在历史与社会的维度下频谱音乐在法国兴起且影响广泛的原因，对20世纪以来科技时代发展历程中的频谱音乐的前技术时期和当下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比对，并展望了频谱音乐发展的未来可能性。在《音乐—传播—媒介—历史：音乐传播史研究的方法论建构》一文中，张弛也从音乐与传播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媒介作为音乐传播史的分期线索和媒介对音乐文化体系影响的必然性，进而显示出音乐传播史研究与一般音乐史研究之间的异同，试图以此论述音乐传播史的方法论体系。

三、专题探讨：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尽管我国的音乐史学研究正“炙手可热”，但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国内叙事学界主要还处于对西方理论的翻译、评述与运用阶段。但是音乐史学研究在跨学科与新方法论上却颇见成效，目前有不少国内学者也正在做出原创性的努力。

（一）学科交叉视野

跨学科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获得发展的重要方式，史学与考古学、教育学、美学、诠释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音乐史学研究的主流之一，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在进行跨文化、跨地域的“旅行”时，都必然面对一个全新的甚至异质的语境。在此次会议中，有6位学者针对学科交叉问题作了发言。在《“现代性”与“音乐史断代”》一文中，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泽亮主张将“现代性”与“音乐史断代”相结合，他认为以“现代性”作为断代的方式，可以更为明晰地确立断代节点，同时对于离我们较近的“历史”时代的划分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湖州师范学院冯雷副教授的《社会控制：“礼乐”与“乐教”异同辨析——从抗战时期创建的“国立礼乐馆”逆推》，主要结合伦理学、社会学、音乐学等多学科视角辨析“礼乐”与“乐教”的异同，并针对其文章中的新术语——“社会行为总量”进行了解释。南阳师范学院党岱在题为《“新史学”视野下汉代多元一体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的发言中，通过多个例证分析指出当下的史学研究应该有效地将历史学与人类学以及社会学有机融合，从而进一步考察汉代一体化下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所促成的多元发展。沈阳音乐学院董蓉教授在《“越界”：文学批评方法对歌剧分析的启示》一文中提出，歌剧题材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其适合多元性、异质性的研究，跨越性眼光由此而受到鼓励，并提出打通边界，任何吸收有效方法的做法都是有价值的。南京师范大学陈新坤教授的文章《音乐诠释中的隐喻探究》，也尝试从隐喻的视角对西方音乐进行诠释，同时探索音乐作品的意义，具体从隐喻的产生与发展、作为音乐修辞的隐喻和作为音乐诠释的隐喻三方面入手展开论述。南京师范大学丁好副教授的《通向音乐理解的蹊径——符号互动论视域中的音乐姿态》，通过“姿态”（gesture）一词在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概念与意义，认为音乐作为一种有声的姿态符号，同样也是高度社会化的产物。

（二）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指对个案的现状及发展历程进行彻底了解，对单一研究对象的典型特征进行深入的全面分析，并针对其问题提出建议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此次会议中，多位学者以音乐作品、音乐著作、作曲家、音乐现象等为个案进行了多年的详细研究，这不仅是对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深入挖掘、梳理与重构，也有助于音乐史学编纂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编纂学的核心便是音乐作品，在本次会议中，有10位学者以中西方的音乐作品为个案进行研究。在《矛盾—平衡 ——以乔治·罗奇伯格的〈和谐弦乐四重奏〉为例解析后现代主义多样风格》中，上海音乐学院金毅妮副教授对罗奇伯格《和谐弦乐四重奏》进行了分析研读。上海音乐学院甘芳萌的《由〈剑桥20世纪音乐史〉》缺失了巴托克谈起——以巴托克〈第四弦乐四重奏〉的研究史为例》，以巴托克的《第四弦乐四重奏》的研究史为观察对象，展示出20世纪音乐的研究者或显现或隐性的“史观”对研究方向与成果的影响。温州大学江松洁的《钢琴与身份建构研究——基于垃圾车音乐〈少女的祈祷〉的社会学解读》，以社会文化因素为核心切入点，结合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的文化，从功能性角度对钢琴小曲《少女的祈祷》进行个案研究。在《被凝视的花朵——陈其钢〈蝶恋花〉中的女性性别刻板印象修辞》中，四川音乐学院何弦以作曲家陈其钢对其本人作品《蝶恋花》的介绍与描述为出发点，立足于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看待当中的女性形象，并进一步进行了文化内涵阐释。在《舒伯特〈d小调弦乐四重奏〉（D810）中的“死亡”叙事及根源》中，南昌大学钱滢舟通过对《d小调弦乐四重奏》及其采用作曲家本人创作的艺术歌曲《死神与少女》中“死亡”叙事的分析，试图将这两部作品从文本、内涵等多方面建立联系，从而发掘这部室内乐中四个乐章潜在的“死亡”叙事脉络及根源。山东艺术学院王晶副教授的《死与净化：柴科夫斯基晚期交响曲中的主题隐喻与体裁修辞》，主要以柴科夫斯基晚期的3首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1885）、《第五交响曲》（1888）、《第六交响曲》（1893）为对象，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张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探讨作为“他者”形象的柴科夫斯基及其交响音樂的创作，引发对于经典作品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的可能性。在《论多重语境中的音乐作品解读——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为例》中，西南科技大学田彬华副教授主要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为例，按照音乐作品的语境构成及解读方法进行了归类及分析，同时也从音乐作品的产生语境角度、音乐作品的接受语境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阐释。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郭茹心的文章《〈如戏人生〉缘何“失败”？》以陈其钢的《如戏人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为何在作品尚未演出的情形下，作曲家本人已将其定义为“失败”之作，并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对这样一个遗失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何谓成功，何谓失败。在《魏尔、布莱希特与〈三毛钱歌剧〉》中，江苏师范大学马淑伟以魏尔和布莱希特合作创作的经典作品《三毛钱歌剧》为研究对象，认为其具有回归调性、弥漫着爵士音乐的特质，并对流行音乐元素的广泛采纳，更是用精练的手段向观众表述的有效尝试。天津音乐学院胡筱铮副教授在《规范与偏离——施尼特凯〈钢琴四重奏〉中的风格修饰》以施尼特凯晚期作品《钢琴四重奏》为分析对象，沿着作品中的两条发展脉络逐步剖析作曲家与马勒在精神层面的共鸣，从而阐述风格修辞的更高阶段——暗示手法。

以音乐著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也是历史编纂学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方向，在本次会议中有4位学者作了发言。在《作为音乐史家的阿多诺——德国诗化哲学传统的〈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断稿遗章〉》中，上海师范大学杨婧副教授围绕阿多诺的未竟之作《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断稿遗章》，梳理阿多诺晚期风格理论的发展脉络、核心观点、概念定义等问题，澄清“晚期风格”一词所具有的“批评”与“诗学”两种范畴的具体含义，最终从德国诗化哲学传统的整体文脉中反思当中所蕴含的历史哲学观念。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杜琳的《从传记写作看音乐史学观念的转变——以三本贝多芬传记为例》，以3本贝多芬传记——梅纳德·所罗门的《贝多芬传》、列未斯·洛克伍德的《贝多芬：音乐与人生》、威廉·金德曼的《贝多芬》——为例，思考在传记写作中作曲家个人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同时观察三种不同的写作风格，提出在多元化研究趋势下，要全方位、多维度地理解音乐家与音乐作品。在《19世纪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文学史维度——以卡尔·达尔豪斯与查尔斯·罗森的研究个案为例》中，天津音乐学院刘丹霓通过对卡尔·达尔豪斯的《绝对音乐观念》与查尔斯·罗森《浪漫一代》的经典著作的研究，发现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密切关注了19世纪文学于音乐之间彼此映照、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并深度卷入了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讨论。福建师范大学宋方方副教授的《美国“酷儿”音乐学研究综述与学历反思》，通过梳理几十年间美国酷儿音乐学的经典书目，透过“酷读”古典音乐、酷儿现象、歌剧中的酷儿这3个部分，探讨其研究背景，研究理念及时对现代音乐学的启示。

在此次会议中，有2位学者以作曲家为具体个案结合新的思潮进行了深入阐述。四川音乐学院谢艾伶的《朱酥典在音乐出版与音乐教育上的成就“重写音乐史”思潮下的个案研究》，以朱酥典为研究对象，基于“重写音乐史思潮”的角度，通过对朱酥典的多角度再认识，对音乐学的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启迪。上海音乐学院刘禹君的发言《心理传记学视域下的布鲁克纳研究》，主要从“心理传记学”的视角对布鲁克纳进行研究，凸显出布鲁克纳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特质，并通过“精神分析”和史料解读来探讨作曲家心理、精神状态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此外，还有2位学者以音乐现象为个案进行了研究。南京艺术学院钱慧副教授在《南宋茶坊演艺市场的音乐生产及其文化特色》一文中，主要以南宋茶坊演艺市场中的音乐生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主要类型、经济关系、表现特点的解析，管窥宋代演艺市场的基本面貌，进而为探寻宋代音乐的发展、转型等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杨番在《穆齐奥·克莱门蒂钢琴奏鸣曲的装饰音研究——论作品第1号装饰音的风格特点与审美品位》一文中，主要对各类型装饰音功能意义的剖析、通过审视穆齐奥·克莱门蒂装饰音的运用，分析了作曲家在早期钢琴音乐中对装饰音写作的风格特点与审美品位的主要表现。

四、自由发言与讨论

本场会议的自由发言与讨论环节于11月4日15：15—16：45在梧桐楼三楼的学术报告厅举行，主要由包德述教授、杨晓琴教授和伍维曦副教授主持。参与本次自由发言的专家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倪为国老师、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清雷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邹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明虹教授、车新春教授等。各位学者踊跃发言，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首先，倪为国老师从近两日的参会心得出发，重点围绕“如何培养学者‘历史意识’问题及其优势”进行阐述，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作为大的思潮，是否会替代音乐学这个边缘学科的问题。伍维曦副教授针对人工智能这个实际问题先做出简单回应，进而提出问题：对于综合类大学的历史学者，在文献储备、研究和利用等方面，要如何处理这之间的关系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石芳教授则提到运用史料是需要综合考量研究视角和内容的。而关于音乐史方面的研究，想要从文本解读音乐作品是具有难度的，因为音乐是具有审美性的，这与创作者和观众的联系等问题都密切相关，由此音乐史又要如何完成这方面的协调呢？伍维曦副教授回应到，当下的研究情况要求在对音乐文本、乐谱研究的同时综合其他相关人文学科资料，而使用创新视角一直以来都是热门话题。

其次，四川大学的肖晓丹教授就“如何使用新视角研究的问题”分享了个人经验。当下欧美学界在人文学科中产生了新的取向——听觉取向，比如在环境史研究领域中就有关注人对噪音和声响体验的改变。这种声音环境史的研究或许跟音乐史研究的环境体验中存在契合之处。邹彦教授补充到，当下音乐史的研究是缺乏音乐文本以外的史料运用综合培养的。但是关于研究内容出现重复的问题，他认为其他学者研究过的选题还能进行研究，但更多的要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孙国忠教授也提出，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学者既要关注学术传统，也要紧跟目前学术发展的趋势。

随后，杨晓琴教授就“音乐史编纂的特殊性问题”提出新思考。明虹教授以俄罗斯音乐学家为例，强调了音乐理論家在音乐史中协调作曲家、作品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这进一步影响了音乐历史编撰所产生的多样和特殊性。杨晓琴教授补充道：“当音乐史编纂关注的问题回到音响、审美等方面时，便出现新的研究视角。”车新春教授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音乐史编纂的问题，并提出多样新视角会为音乐学研究带来了丰富的出路。

最后，杨晓琴教授通过西方音乐史研究视角引申出“中国音乐史在研究现代作品时的切入点是什么？”的问题。吕畅副教授从中国音乐史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回应，并提出如果单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切入点而言，需要借鉴西方音乐史学者注重国外研究途径的这一举措。为此，伍维曦副教授也认为，西方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应该多进行交流，在不断地交流中能解决更多彼此史学方法的问题，异中求同，这必然是有价值的。

在专家们的自由发言与讨论之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方向研一学生李帅就达尔豪斯结构史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并向专家提问“我们该如何看待结构史的未来以及如何运用结构史？”的问题。伍维曦副教授回应道，达尔豪斯结构史是以诠释为主，同时要一分为二进行看待，他既具有学术争议，同时也要借鉴其极具想象力的构思方式。

五、总结

在本次会议中，中西方史学研究者共聚川音，就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和对话。在此次会议的尾声，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包德述教授对此次史学研讨会进行了总结。首先，他对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专家拨冗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表达感谢，并希望将此学术环境延续下去;其次，他认为此次会议所带来的机会和平台是非常有价值的;最后，他指出，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一直希望构建学界内交流平台，更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和响应。

此次“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交流搭建了平台，也为中西方史学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路径。我们相信，各位专家与学者的到会与精彩发言必将为音乐史学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启示，必将进一步推动中西史学的交流与对话，也必将有助于音乐史学的理论构建。可以说，这不仅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也是理性与激情的一次碰撞，将会迸发出更多的思想火花，贡献出更多的理论创见，而这些都将对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创新产生深远的意义。

（指导教师：包德述教授  杨晓琴教授）

◎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2018-12-11

作者简介：侯欣雨（1995—），女，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