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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观念与刘咸火斤的“观风”求识之法

时间:2022-05-05 12:25:02 浏览量:

摘 要 近代学者刘咸借助传统风俗观念拓展史学研究的范围,强调历史活动主体与认识主体的主观属性。他揭示出归纳、考察社会风俗现象的基本思维方法。又以“纵横两观”区分时风与土风,在强调地理环境、政治教化影响力的基础上,阐发了传统风俗论中包含的文化区域观与历史进程观。

关键词 刘咸,史学思想,风俗,察势观风,史识

中图分类号?演K06 文献标识码?演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8-0034-06

刘咸(1896—1932年)是近代史学领域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察势观风”尤为其治史要论。刘咸在《治史绪论》等著作中强调的风俗、风气、虚风等概念,与传统风俗观有着密切关联。刘咸沉潜于古代学术遗产,又积极吸纳近代研究成果,传统风俗观的史学意蕴在他的思想框架下得到较全面的阐发。本文试在学界成果基础上,就其“观风”求识说作进一步的讨论。①

近代学术变革与“新史学”思潮影响下,风俗或者民俗、礼俗被视作社会全史的重要部类,相应专著也陆续出现。史学界借鉴社会学、民俗学理论、近代文化观念,对风俗等结构复杂的观念体系有过梳理。比如梁启超倡议“做出一部神话同风俗史来”,归于狭义文化史之下。②何炳松认为风俗是文化的重要、亦是最大部分,除政治、国际制度外都可以归入风俗范围。③不过像刘咸这样,将其作为史学理论核心系统阐发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刘咸“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④刘沅融合陆王心学与道家内丹学,讲究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功夫。家学渊源使刘咸对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道德信仰体系抱有信心,他对心性观念、道家辩证思维的重视也与之相关。他还继承章学诚“即器明道”、考镜源流的学风,吸收西方学术成果,试图建立体系严整、范围更为广阔的人事学,力图借助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探究人生价值,又通过研究心理、土风、时风三科探求人心与万事万物的相互感应,兼具价值与事实两方面内容。⑤刘咸尤其重视中国先哲有关“气质之不同,风俗之变迁,天时地理人事之影响于心理”的丰富论述。人事学教化质俗、因而正之的宗旨,与传统风俗论“辩风正俗”的观点相一致,把风俗视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风俗的界定、土风时风的划分也是由班固的学说上溯于六经。①

人事学强调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可分割,但是史学毕竟有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属性。刘咸的《治史绪论》在事、文、义三要素基础上提出“史学四端”,清晰地划分了史学层次。他指出史实考证仅是历史撰述的准备,历史评论必须在明了历史风势的前提下进行。面对乾嘉考据传统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合流,他从章学诚《史德》篇悟到史学“非但求真,盖知作史之不能无情气也”。②又吸收西方相对主义史学观念,区别物质科学与社会科学,从认识主体的性质出发,强调史固有主观之意。他将史法、史识视为“史学专门之长”,认为与专门社会学科相比,史学重在研究各领域的综合关系,史识便是对这种综合关系的总体认知。史学专长、尤其史识的凸显,对整理传统风俗观的史学意蕴具有积极意义。《治史绪论》“挈论史识之原理”,阐述了“即事见风、即实求虚”的方法,③这与一般的风俗认知过程有共通之处。

史本记事,史实当广。风俗在其中又据何种位置?刘咸著作中主要有两种不同角度的解答。从个体道德修炼与外部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来看待人类历史,主张“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具有浓烈的心学色彩。风俗被界定为感应于人心的自然、社会环境,即土风、时风的总和。④刘咸在《治史绪论》中则借与政事相对的风俗,以及偏重精神感孚、兼通上下的风气,反映出风俗相关概念的丰富内涵,也揭示了历史事实的广度与深度。

《治史绪论》把社会环境的内容具体化了:“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三端交互,政俗由人成,人又由政俗成”。认为史学可以明著政事、风俗、人才的变迁升降。⑤倘若我们借用《论语》中的成语,人事学的基本预设是“性相近,习相远”。三端交互的提法则源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譬喻,强调社会阶层的区分以及国家政教职能对社会的影响。刘咸认为四民之中士为长,同时民间习俗亦有重大社会影响。士习民俗,成为与政事并立的研究对象。他有时借用广义文化概念,认为“史以全文化为内实,不当限于政治”,进而褒扬司马迁开创的“文化风俗之综书”的优良范例。⑥

刘咸自上而下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旨趣,与学界潮流基本合拍。《考古民风纲目》列举民间习俗的主要事项,就参考了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所作的调查表。⑦但他不赞成将风俗等同于民众生活习俗,即所谓“闾巷日用习惯之事,与学术、政治并立”。因为这样一来,风俗对应的社会领域过于狭隘,风俗以及相关词语衍生出的丰富内涵也往往被忽略。对此,刘咸特别批评常人“不知一切皆有风气”。⑧

风者气也,风气一词即由风衍化而来。俗之本意为欲。“风”“俗”在指涉社会流行的各种群体趋同行为时,还有潜移默化的含义,引导人们从个体间的精神感孚来看待群体现象的形成。“风”“俗”含义大致接近,才有了“风俗”的连称。⑨但“风”的含义比“俗”宽泛。刘咸在《流风》等文汇集了前人对风、风气的代表性论述,同时也吸收了西方近代心理学的内容。可以看出“风”随时变化,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除人类社会内部的递变外,还能涵盖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感应,是对二者变动轨迹的形象概括。其次,“风,有源有流”,通于上下。流是指人群感孚中,受吹者在暗示、模仿等作用下产生的趋同行为、心理状态,所谓“人群之孚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谓之风气”。⑩“源”则指吹之者“有所为而然”的影响力,并且“风之起也,或在上,或在下,无异也”,遂形成离合交互的局面。{11}

至于“俗”的定义,刘咸讨论礼俗关系,沿用“制而用之谓之礼,习而安之谓之俗”的成说,指出礼本俗仪,礼、俗在制度规范层面可以相互转化。而“义”本人情物理之自然,礼制背后的礼义由制礼者节情酌俗而来,非特有所创。①显然“习而安之”的俗与“不知其然而然”的流风基本重合,更强调稳定性。礼俗概念与法有关,隐藏在制度规范下的好欲、尊尚等主观因素,则与风气、风尚相通。比如政治制度和风气有别,“经术、名节乃上重下效之风,五胡藩镇乃形势制度之变,非一类也”。②但政教的具体举措亦有积习常态、一时贵尚,取决于君主之治术,士人行事也多受学术思潮影响。风气应包括政局官风、士习民俗两方面,这即是刘咸所说的政事、人才都在风中,“风尚之贯于诸事”。③

相较和政事对举的狭义风俗,风、风气侧重精神感孚的层面,通于上下,兼及因果源流。刘咸重视风的多重内涵、在风俗之外拈出风气一词,实质是从以气化交感为基础的人心风俗论出发,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关联与变动,进而注意社会行为、制度规范背后的社会意识。这种对历史活动主体特殊性的重视,既是浙东心性之学的余波,与西方相对主义史学论点也相吻合。同人事学广义的风俗界定接近,风气涵盖了纵横群史。风俗流变的基本特征,如纵向的变异与传承、横向的对立与交融,也成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一般属性和把握社会变动的轨迹。

刘咸突出了认识主体的地位,介绍了观察史迹、寻求历史公律的方法。宇宙人事交互万状、系于人心之感应,体现出的“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④

“察势观风”是对传统史学要旨的继承发展,其重难点在于观风。刘咸认为“论史之观风气,似无关六艺,而仍从疏通知远出”,⑤《诗》陈民俗而明土风、《书》《春秋》陈政事而表时风,而风气感应之理出于《易》。⑥借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将《易》、道、史三者贯通,深化了察势观风的内涵。⑦刘咸区分实事、虚风,认为事势与风气相表里:事势集中体现于制度因革、盛衰之迹,风气根植人心、“其变皆以渐”。故而事势显而风气隐,察势易而观风难。⑧风气为“虚”,既指向人群内在的精神感孚,又同认识主体秉要执虚的思维活动联系在一起。“即事见风,即实求虚”,亦即“由事得理”,“由目得凡,抽简于繁”的过程。⑨一入一出间,必须通过对人事的归纳、抽象才能获得风俗、风气的认识。

刘咸在章学诚“知类”的基础上倡以“明统”,把归纳风俗事象的思维方法凸显出来。

《廿二史札记》是运用归纳比较法推求事象风气的著名例子。梁启超曾指出赵翼罗列史事、比而论之的方法,即是古人所说的“属辞比事”。⑩事实上,这一传统并不限于《春秋》之教。根据刘咸的理解,异为分类之据。涉及变化统一、个别一般等问题的同异分合之辩,在先秦时期已被广泛讨论,《易传》“万物睽而其事类”的提法便极具代表性。{11}章学诚曾揭明“学者之要,贵乎知类”,认为六艺可分为两种情况:《易》辞通于《春秋》之例,“谨严而不可假借”;《易》象可通于《诗》之比兴,“变化而不可方物”。{12}《周易》取象、《诗经》比兴往往依赖直觉联想,带有神秘色彩。但这同样是靠抽取事物的共同特征,把一类事物和另一类事物区别开,从而得到普遍的、有一定规律性的认识。只不过任何事物都包含多重特征,也就存在多种类比的可能。章学诚提倡以圆神变化之识救方板之弊,主张摆脱僵化的类目束缚、开拓历史认识的多种视角、创新史体,《易教下》变化谨严的区分正是其逻辑基础。刘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变化谨严,即虚实之分,为知类之第一义”。①

在笔者看来,知类的“虚实之分”可理解为定量、定性方法的不同。《廿二史札记》中“两汉多凤凰”“汉儒好言灾异”这样的论断主要来自正史记录,就与归纳经例的方法接近,多寡常变有量化的支持。不过观风的认识主体是多元的,风俗事象的纷繁复杂也决定了观览途径的灵活。在这种情况下,精确的数量统计少有用武之地,更多依赖直观体验,抽象定性的运用就显得尤为突出。风气、潮流可比拟世界的迁化。用质文鲁敏、刚柔急缓、厚薄美恶概括一时一地之群体风俗、人民性格、政教举措,也与生活中“交人而加以和介之名,观画而评以雄逸之目”②如出一辙。这些特性最终可归于阴阳健顺之两端,与时空框架相配合,便可形成初步的宏观历史认识。

刘咸进而指出“明统然后能知类,类族辨物,必本于四象两仪也”,事物“皆有两形,各有一端,所以成类”。③认为事物的属性以及动静变化、时空关系,皆即变即常、相对而归一,存在二元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落实到刘咸的观风说,所谓风气“大包小,小见大,在学者通观之”,“通观”二字正是对这种辩证关系提出的要求。王森讲座中曾指出刘咸使用的刚柔缓急等范畴太过简单。这种二元思维在简化认知过程的同时,确实易使人忽视同类事物的细微差异。不过刘咸一贯主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评价事物“必统观终始源流”、明其隐微,力图避免孤立武断的结论。④另外,当代学人往往强调风气或风尚的变异性、时效性,把具有较强社会规范力、仪式化、长期稳定的特性归于风俗。刘咸对时空动静的辩证分析则强调了三者转换的可能性,更贴近传统的用例。⑤

刘咸以“纵横两观”区分时风与土风,在强调地理环境、政治教化影响力的基础上,阐发了风俗论中的文化区域观以及历史进程观。

伴随时空转换,人事风俗显示出融合、延续态势,也存在着差异、转变。“‘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此言土风、时风之异也。”班固归纳出的决定风俗异同的基本要素,被刘咸分系于时空维度之下,强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纵横两观,史家之能事毕矣”。⑥

“土风”包括受自然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区域文化现象。他认为地形气候可以直接、或者通过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影响人民性格,进而在政治、学术、文艺诸多领域发挥影响,产生各种地域差别。其次,土风虽主要以天然山川区域划分,但和社会组织形态在空间上还是无法分割,血缘氏族、行政区划的不同层级范围都可能形成独特的风俗面貌。《汉书·地理志》上承《诗经》详论风俗,“舍汉郡国而用古国为纲”,就充分考虑到历史传承的因素。⑦刘咸指出土风受国土变改、人民迁徙的影响,但班固所记“后代尚多合者”,反映出土风的相对稳定性。⑧另外,风俗区域还有明显的内外之别。刘咸仍将华夏文教向四裔的开拓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线索加以讨论,不过他认识到激进的华夷之辨可能导致的分裂后果,避免将其引入当下,⑨转而参与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较。他将中西方文化平等对待,重视经济生活的基础地位,创造性地以植物生活、动物生活标明中西文化的分别。认为中国文化以农业定居生活为根本,中国之风主静退、合群,而西人社会由游牧、商贾演化而来,社会组织、心态思潮体现出燥进、分析之风。⑩

时风关系到社会整体的古今之变与历史进程观念,其核心内容——政局官风、士习民俗的交互,源自古代统治经验的总结。刘咸清理“文质三教论”抵牾的内容,分别采纳质文论的二元循环框架以及三教说兼备上下风气的特点,将强调承弊通变的循环模式推广到到历史研究中。①刘咸将风气归纳为缓柔、急刚两大类,代替质文特征,概括上下风气的关系。二者“纵而言之则有相承,有相矫,其变皆以渐也”,“治缓养成柔风,亦能容之使刚。治急激起刚风,亦能迫之使柔”。学术思想也起到很大作用。“柔缓者黄老,刚急者刑名”是统治者采纳的治术,“好名者近墨,好利者近杨”是士风民气的体现。②一代之中,士风民气前期,“由乱至平,偾极而疲,后一时疲急而偾”。③总之风气和事势治乱相应,有赖统治者惩弊纠偏,即是刘咸看重的循环大律。

风气循环模式反映了刘咸历史观的主要特点:在强调事变互为因果的基础上,“置重人心,而又承有莫之为而为之天”。④以社会意识为重心探求历史规律、强调历史发展在某些层面上表现出的反复状态,不无偏颇与简单比附的嫌疑。但风气循环模式确有一定的辩证因素,王朝更迭背景下部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可得到清晰的说明,刘咸对士风问题的研究便得益于此。并且传统风俗观有重视社会物质基础、客观条件的取向,刘咸并未否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制约。

刘咸承认经济、政治制度形态的演化过程与风气、风俗相表里。比如他借西方社会学说印证《易传·系辞》的记载,说明中国早期技术器用、经济形态的演变,认为自然环境影响早期人类经济形态,演化之例并非固定,游牧不是由游猎进入农耕社会的必需阶段。⑤又认为国家形成后,“国愈大,组织愈繁,统系愈密,则等差愈明,而章别之法乃愈多”。⑥根据政治制度,中国历史分为三代到秦一段,汉至近代一段,春秋战国至秦是重要的过渡时期。三代封建分治转为秦汉以下的郡县集权,是刘咸最为关注的历史大势。

刘咸从“齐鲁二风论”入手,探究周秦之际的社会变动。他指出齐鲁风教不同,表面是因俗而治的结果,属于土风横观的范围。两国发展的不平衡又恰恰反映出历史转折的总体趋势,“鲁为周之末而齐为秦、汉之先”。三代治道在时空上有质文救弊与因俗而治的差别,重农、安土、亲亲却是不易常经,井田制度尤关乎群体风俗。井田的破坏带来人民离散、宗法解体,礼废而法治兴,王官之学变为诸子争鸣……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终结。刘咸从经济制度解释社会变革可谓卓识,但他没有联系生产技术的进步,将原因更多归结于统治者为争霸“不重农而重商”。⑦刘咸剖析战国之后的群体民风,也有偏重社会意识的倾向。他关注游民阶层在不同时期的形态,指出墨家倡兼爱、轻家庭,结成具有依附关系的严密组织,实为游侠之先声。不仅如此,刘咸把士人阶层发动的清议党社、近代学潮的负面影响,连同游侠、会党都归因于墨学的流毒,西方教会也被视作“非人群之正道”。⑧

刘咸还持有传统风俗论中常见的退步观点,认为“智进德退”,对西方线性进化观做出了强烈回应。他的立言宗旨在于强调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维护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揭示西方社会风气的积弊,也希望唤起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他认为不当以生物进化论比附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且进化、进步应严格区分开来。社会进化并不意味着道德的进步。刘咸的批评指出了线性进化观的纰漏,也提醒历史公律的总结必重事实,仅由西方史事推导出的不完全史例不能强加于中国史事。⑨

综上,刘咸“观风”说立足于传统风俗观,通过相关概念的辨析,展现了风俗涵括的趋同行为、社会制度规范、内在精神观念等层次,使风俗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等同于社会历史活动。他尤其重视风的精神内涵,以及联系、变动的意义,借助气化交感模式将个人与社会、自然连接为整体。其次,刘咸强调历史活动主体与认识主体的主观属性,从传统辩证思维出发,对风俗的变化特征、归纳事象的方法都有深刻的认识。他把自然、社会环境与人心的交感看做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因,充分重视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教的影响,阐发了风俗论中的文化区域观与多样历史进程观。

刘咸“观风”说在当时史学界影响有限,但不妨碍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柳诒徵早已指出“察势观风”与梁启超强调“观察力”相近似,是对刘知几、章学诚史识论的发展。①梁启超曾以“激水”之态比拟史迹变迁,说明社会整体的纵横联带关系,主张从僵死的史迹还原出人类活动的“情态”。激水与流风、史迹与实事、情态与虚风……梁启超、刘咸这些概念的表达,以及对归纳法、时空关系的重视,似有暗合之处。两人重视主观因素,纠正实证史学的流弊,都多少受到西方相对主义史学的影响。但刘咸有其本学,坚持知两合一、心物不相离,没有像梁启超那样走向唯意志论和否定归纳法、因果律的极端。在以史学为本位、重视学科整合的问题上,梁启超借广义文化概念说明普遍史与专门史的区别。认为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②刘咸对风俗概念的分析也参考了广义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即群史,史部之所载也”。与广义风俗的范围基本相同,研究文化也必究性情、纵横环境。③以上可看出刘咸在坚守传统的外表下对近代学术新趋势的把握,而刘咸风俗、文化观念的联系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刘咸积极吸纳中外学术成果,但还是有所缺漏。比如风气感应的神秘倾向、对直觉类比的强调,往往削弱了因果论证的严密性。他夸大地理环境、思想学说的决定作用,也难免陷入比附穿凿。特别是在反对线性进化观的同时,没能辩证统一地看待历史进程的多重面相。尽管如此,刘咸学说的重要性不在于对具体风俗现象的讨论剖析、或者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而在于他将传统风俗观念中包含的历史认识过程提炼出来,在近代学术框架内进行系统的阐发。当今学界重视从“中国固有概念提炼出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性概念”,④反思近代学科建设中对风俗等传统概念的重构过程,刘咸的理论创新与具体实践仍是可借鉴的宝贵资源。

【作者简介】陈曦,男,1982年生,云南会泽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李锐,男,1984年生,山东莱芜人,就职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责任编辑:吴丹】

The Concept of Custom and Liu Xianxin"s Method

of Getting Historical Insight by Observing the Custom

Abstract: Liu Xianxin used the traditonal concept of custom for extending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study, emphasizing the subjective attributes of historical actors and researcher. He revealed the basic methods for summarizing and researching the customary social phenomenons. He divided customs into diachronic and local phenomenons, stressed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explaned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regions and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Liu Xianxin,Historical Thoughts,Custom,Observing the Tendency and Custom,Historical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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