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汉代的传播与接收

摘要：本文由《文心雕龙·史传》引发对《史记》在汉代传播接受情况的论述，《史记》由于其特殊的思想内涵在汉代的传播过程中显得极为艰难，但是即便是增删后的《史记》也无法遮盖它原有的光辉，文章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分别阐述《史记》在汉代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进而显现出《史记》特有的历史魅力。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体制 实录 发愤著书

1 概述

《史记》的写作开始于公元前一零四年，到公元前九一年才完成。这部书上起传说时代的五帝，下迄汉武帝，始创纪传体的历史写法。

司马迁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史记》也有了不同于那个时代的思想特点，当然这也离不开司马迁家庭教育的熏陶。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史官，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黄子笃信黄老之术，曾与辕固生争论桀纣汤武之事于汉景帝前。Ⅰ而西汉武帝当时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禁止诸家之学，但司马谈于诸家之学，却无所不窥，并且有独特的见解和分析，对于道家思想推崇备至。自然司马迁也受其父影响，而且司马谈为了培养儿子，司马迁自幼就熟读各种书籍，二十岁时开始了游历的生活，真正达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史记》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也就不奇怪了。这些就铸成了《史记》的精神内涵，虽然在这之后，其中也有很多人批判争论的焦点，但也没有阻止到《史记》的传播和接受。

杨恽为传播太史公书之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Ⅱ又《汉书》卷六十六杨敞附杨恽传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记，颇为春秋。”Ⅲ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当时有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藏之名山”就是藏之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在家中，副本当存在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陈直根据史料认为《史记》开始在社会上并不流传，仅仅限于朝廷官员和杨氏后人。成帝时，东平思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史记》，而朝廷因为《史记》“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Ⅳ不愿赐与。王侯欲求《史记》，竟于民间不能获致，可见当时对《史记》传播的控制是极为严格的。这些也与《史记》中承载的思想大有关联，它与当时社会所提倡的思想是相冲突的。

扬雄是最早评论《史记》的，关于《史记》里的思想，《法言·寡见》篇云：“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及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Ⅴ扬雄尊崇孔子，把儒家思想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就像《汉书·扬雄传》云：“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鳞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缪于经。”Ⅵ在扬雄看来，《史记》的思想是不合儒家法度的。班固则认为《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近奸雄”，“述货值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其父班彪也曾称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认为“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班氏父子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今看来是极其不对的，但在那时却是封建正统思想的体现。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而且《史记》中体现的思想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相悖的，这都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雖然在思想上没有得到统治者和历代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同，但其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却成为历代史学家甚至是文学家的典范。

2 史学——体制上的延续

《文心雕龙·史传》：“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Ⅶ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构成了《史记》庞大的体系，这与司马迁的写作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相通的。十二本纪，是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写起，直写到武帝时代，记述了历代王朝与帝王的事迹。其中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舜）一篇，夏商周各一篇，秦及秦始皇、项羽各一篇，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各一篇。它以年代为序，以帝王为核心，把历代的大事记载下来。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的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三十世家，是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王，或有重大功业，家世足以世代相传的人物，围绕十二本纪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七十列传，是历代名臣和社会各阶层的著名人物传记，就像《自序》中所说，都是“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司马迁的纪传体出现，逐渐成为后代史学家模仿的对象。《汉书》是继《史记》后出现的又一部纪传体史著。《汉书》中有四篇纪、六篇表、三篇书、四十篇传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写成的，长期以来，旧史学家就《汉书》是否抄袭《史记》而展开了对《汉书》的评论。《汉书·叙传下》班固自己也说：“探纂前记，缀藉后闻，以述《汉书》”，这些事例从侧面就反映出无论从体例的编排上，还是内容的编排上都可以看出《汉书》对《史记》的继承。明帝诏班固和陈宗、尹敏、孟异共成《世祖本纪》，班固又作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来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继撰次，称为《汉纪》。纪传体从此成为“国史”的主要体裁。

3 史学——实录精神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中对《史记》的实录精神给予了肯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而且对于照实记录历史，刘勰也是极为推崇的，“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谓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则素心乎！”Ⅷ司马迁不顾政治上的压力，不仅直书古代史，而且对于自己所处的朝代也大胆实录，毫不畏惧，他不因刘邦是开国之君而不书其丑恶，“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亭中吏无所不狎悔。好酒及色”Ⅸ；也不因高后“女王称制”而抹杀当时的政绩，“吕后为人刚毅，佐太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太史公赞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Ⅹ；不因文景之治而不言其内乱，“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天火燔洛阳东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Ⅺ；更不因武帝处他以极刑而不述其功绩，《河渠书》记载了汉武帝亲临塞河工地督责治水的经过，在篇末的太史公曰“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Ⅻ。为了能够真实的记录、反映历史，《史记》运用的材料都是在仔细整理的基础上细心加以考证的，就如《报任安书》中提到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史记》所依据的，主要是先秦以来的载籍和档案两方面的文字材料，约八十种以上（参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文史哲》1955年第11期）当然还有作者的亲身调查和闻见。读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还原当时社会的历史现状，这也是统治者爱之的一大理由。

4 文学——“发愤”著书

经过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蕴含着作者的寄托，从而也赋予了《史记》更为丰富的内涵，这也是班固等人修史所没有的。但是他的“发愤”著书，却对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两汉的文学作品中，涉及《史记》人物的甚多，如屈原、李斯、贾谊、韩信，这些人是由《史记》首次正式记载，也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东汉的辞赋，可以说是“发愤之作”，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社会的权力，社会的动荡和统治集团的黑暗以及所采取的“党锢”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而鸣，他们开始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的不平。司马迁《报任安书》中阐述了自己对发愤著书的感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在政论散文中，王充的《论衡》可谓发愤之作，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而他的作品就具有特殊的代表性。

5 结语

司马迁《史记》在汉代由于受当时社会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在传播和继承上受到很多阻力，但是从其在汉代艰难的传播接受过程就可以体会出《史记》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也就不难理解后代对《史记》的推崇和继承。

注释：

Ⅰ郑鹤声《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J].录入《中国史学史论集》

Ⅱ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37页.

Ⅲ班固《汉书·杨恽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889页.

Ⅳ班固《汉书·东平思王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24—3325页.

Ⅴ《法言注·寡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3页.

Ⅵ班固《汉书·扬雄传下》.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80页.

Ⅶ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Ⅷ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

Ⅸ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2—343页.

Ⅹ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6，412页.

Ⅺ司马迁《史记·孝景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0页.

Ⅻ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