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逻辑学到《资本论》的逻辑

摘要：黑格尔的逻辑学包括三个环节：知性的环节、“否定的理性”的环节和“肯定的理性”的环节。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阐发了辩证法的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突出强调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了“研究的两条道路”，最终在《资本论》中形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传统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逻辑的基本规律却是矛盾律或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智慧在于不承认矛盾、忽略矛盾、排除矛盾，而《资本论》的论述则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展开的。

关键词：《资本论》；辩证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4）05-012-07

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由此可见，只有钻研和理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严密的逻辑而独树一帜，这与辩证逻辑密切相关。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的方法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形式逻辑来理解，只能通过马克思的新逻辑来理解；从实践方面来看，“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后来的研究者称“《资本论》的逻辑”为“辩证逻辑”（dialeetieal logic）。与讲求实证的形式逻辑不同，辩证逻辑有其自身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包括辩证否定的原则、对立统一的原则、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正是通过这些原则体现出来的。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原则，使得《资本论》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一、辩证法与黑格尔的逻辑学

早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就曾经给恩格斯写信，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他整理材料很有用：“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遗憾的是，马克思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列宁说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但《资本论》确实是按照改造了的黑格尔逻辑学撰写的。在《资本论》的跋中，马克思还专门谈了他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

从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看，对辩证法的理解不能通过形式逻辑，只能通过黑格尔的逻辑或马克思的逻辑。黑格尔的逻辑是“思辨逻辑”。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这就意味着，通往思辨逻辑需要两个台阶：知性的逻辑（抽象的逻辑）和辩证的逻辑（“否定的理性”的逻辑）。

从知性逻辑的角度看，辩证法就是“对话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都是凭感觉下结论，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往往导致各持己见的局面。苏格拉底要求给语词下定义，把语词变成概念，然后用概念思维，由此提出了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要求。这是知性逻辑的起源。由于苏格拉底主张通过对话发现概念，从而在对立的见解中达成一致，因此对话（dialogue）术就成为辩证法（dialectic）的第一种形态：概念辩证法。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创立判断论（或命题论，即关于种概念与属概念之间“是”与“不是”关系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创立推理论（或三段论，即作为大前提的命题与作为小前提的命题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最终形成了知性逻辑的理论体系。

从否定的理性或辩证的逻辑角度看，辩证法就是“二律背反”。苏格拉底的对话术揭露的是感觉的自相矛盾，而不是思维中的自相矛盾，思维被认为是应当排除矛盾的，用概念代替感觉的目的正是为了在思维中排除矛盾，或者说，从感觉到概念是为了追求同一性，排除中间状态。由此必然形成知性与感性的对立。近代认识论就是围绕这一对立展开的。欧洲大陆的唯理论本质上就是知性论，英国的经验论本质上就是感觉论，而康德却发现两者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只是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缺乏自觉而已。在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中，“logos”不是事物向我们直接显现的样子，而是这些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表面的东西和本质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或者说，“是”与“不是”或“是”与“否”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康德发现，科学思维中的直观并不是感觉直观，而是本质直观，即通过先验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经过知性范畴规范的直观。因此，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直观能否被应用到理性思维、应用到缺乏任何直观的纯粹形式推理中。康德认为，不能因为这而导致“二律背反”。在康德的四个“二律背反”中，被形式逻辑排除掉的思维矛盾又出现了，其中“是”和“不是”同时能够成立。康德把这当作先验幻相，认为是理性消极功能的表现，并指出，把只适用于现象界的主观原则当作客观原则用于本体界，必然导致“二律背反”。康德本人正是在“二律背反”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概念的。

从肯定的理性或思辨的逻辑角度看，辩证法是“扬弃”。康德从“二律背反”中只看到了对立，没有看到统一。这表明，他心目中的“理性”只是黑格尔的所谓“否定的理性”。矛盾恰恰就是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就此批评了康德，指出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角度看，矛盾本来就是世界的本质，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相反的规定于自身，而且理性完全有能力认识自身的矛盾。正像感觉的自相矛盾要通过对话解决一样，思维的自相矛盾也要通过理性的自我对话加以解决。遗憾的是，从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双向度的对话变成了单向度的独白，“是”与“不是”或“是”与“否”的统一变成了二者的纯粹对立。从此，理论被设定为只能运行在独白的逻辑中。相反，在黑格尔的包含着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的思辨逻辑体系中，被形式逻辑抛弃的“对话”的根源得以恢复。只不过这一“对话”本质上是上帝（绝对精神）的自我对话。绝对精神由于自身的矛盾从而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矛盾使它离开自身，展开为自然现象，再到精神现象，最后又凯旋回归自身。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历史、人类的精神现象都被视为绝对精神的创造物，它们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上的表现，整个历史进程就是绝对精神有目的地实现自身逐渐生成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