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集外佚文与演讲史料

摘要：本文钩沉多篇未被《洪深文集》《洪深文抄》收录的洪深集外佚文，并辑得一些《洪深年谱长编》失载的洪深演讲史料，特将这些佚文与史料择要整理出来，以供学界参考。

关键词：洪深;佚文;演讲史料

洪深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是一位为戏剧电影事业奋斗与贡献了毕生心血的杰出艺术家。他去世四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齐四卷本的《洪深文集》。198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刊印了《洪深研究专集》，是洪深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籍。2005年，洪深的女儿洪钤将未被《洪深文集》收入的“五十多年来散在各处书库几乎再没有被翻阅过的文章搜集起来”，汇编为《洪深文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2009年，研究者古今、杨春忠在陈美英的《洪深年谱》（1993）的基础上，编撰了材料更为翔实、内容更为丰富的《洪深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但因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以上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洪深的一些著述与生平事迹有所遗漏。笔者在平时查阅民国报刊时，陆续发现了多篇未被《洪深文集》《洪深文抄》及《洪深研究专集》收录或提到的洪深集外佚文，并辑得一些《长编》失载的有关洪深演讲活动的史料。兹将这些佚文与史料择要介绍与整理出来，以供研究界参考。

一、洪深集外佚文

1912年，洪深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积极参加校园戏剧演出和课余活动，同时开始发表作品。这些早期创作虽比较稚嫩，却为洪深后来的文艺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1915年12月《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刊载的《成府贫民小学记》，是洪深就读清华期间的一篇佚文。该文介绍了成府贫民小学的创办经过，对学校一年来所取得的教学成绩表示赞赏，尤其称道职员们“苦心坚持”“始终如一”的献身精神。值得一提的是，洪深的话剧《贫民惨剧》，便是他1916年初为帮助成府贫民小学募捐筹款而创作编排，初步显示了其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1925年，洪深撰写了一系列探讨戏剧理论的文章，涉及戏剧原理、导演、表演、化装（化妆）术等，散见于各种报刊，其中包括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艺海》副刊。该刊1925年5月16日登载洪深的《艺术之理与用》，指出从莎士比亚到易卜生的西洋戏剧虽然形式（即“用”）发生变化，但有基本原理可循。叙述一事而有始有终、描写人格、激动观众引起美感，“此三者乃戏剧艺术成立之原理”。5月26日刊载的《化装术》，摘译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Helen Chalmers所著的《舞台及影戏及社交之化装术》的部分内容。10月10日《双十节艺海特刊》载《谈戏剧中之表情》，认为戏剧表情虽难，“可于练习得之”。练习表情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师请益，依法摹仿”，二是“出人人海之中，观乎行体之外”。同在10月，《时事画报》第1卷第2期载有一篇《导演漫谈》，署洪深。该画报是上海《时事新报》附张之一，刊登时政新闻照片、戏剧动态、学校生活、名人行踪及各国风土人情等。《导演漫谈》探讨导演之于戏剧艺术的重要性，表明了洪深重视导演职能与建立正规排演制度的创见。1926年1月1日《新闻报元旦增刊》发表洪深的《摄制影戏还能赚钱否》一文，评述了当时人们对于影戏事业市价低落、获利微薄的两种看法：恢复说与利厚说。以上这些集外佚文，对于研究洪深早期的艺术观念与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洪深1922年开始涉足电影界，1925年写出了中国首部较完整的电影剧本《申屠氏》，并创作了电影处女作《冯大少爷》，此后曾编导数部影片。同时，他对中外电影动态极为关注，每有新片上映，便欲一饱眼福，观后还常常撰著影评文章。1926年5月10日，《新闻报本埠附刊》（以下简称《附刊》）发表了洪深的《观刘别谦导演之（少奶奶的扇子）后》。该文对美国导演刘别谦1925年执导的电影《少奶奶的扇子》进行评价，批评了电影为迎合美国观众对原著所做的改动，同时认为“片中亦有极佳之处，为剧本所无者”。早在1924年4月，洪深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改译自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上海首演并大获成功。或许正是受刘别谦电影的触动，洪深1928年再度将此剧搬上银幕。《观刘别谦导演之<少奶奶的扇子）后》一文的发现，必将有助于学界进一步研究洪深的电影创作，以及刘别谦对其可能存在的影响。1926年6月27日，《附刊》刊发洪深的《观（难为了妹妹）以后》，对演员丁子明在神州影片公司制作、李萍倩执导的《难为了妹妹》中的演技表示认可，显示了洪深对于本土电影的关注与支持。1928年5月5日，《新闻报》另一副刊《快活林》登载了洪深的影评《看了（荡妇心）试映之后》。《荡妇心》（The Loves of Carmen）是美国导演拉乌尔·沃尔什1927年的电影，改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与作曲家比才的同名歌剧。该文指出艺术“是人生的出气洞”，由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一些欲望，便间接地从影剧院中获得满足。《荡妇心》“本是富于刺激性的故事，又喜得极充分的表演”“的确可以使人看得痛快”。有趣的是，编辑严独鹤还在文后加了一段按语：“独鹤按。我也看过这张片子。可以说洪深君的话，确乎是不错的。”刊于1933年12月26日《附刊》上的《科学的歌诵——（凌霄壮志）的观后感》，是洪深为该年出品的一部美国电影《凌霄壮志》（Night Flight）而撰。该片由导演克拉伦斯·布朗改编自法国著名小说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夜航》。洪深认为这是一部“极能动人情感的影片”，歌颂了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的精神”。这些影评佚文皆是洪深观影后的直接感想或意见，反映了洪深的电影观念与艺术眼光。

1924年，余振飞、吴我尊等改建上海广西路笑舞台，改名新乐府昆戏院，以刚出科的苏州传习所学员们（“传”字辈艺人）为成员。1927年12月举行开台演出，次年起先后在上海新世界、大世界游乐场等处演出。1928年4月4日《新闻报·快活林》刊发《这才是“飞鸟各投林”——哀新乐府昆戏院》，是洪深听闻笑舞台昆戏的演出迟至2月19日要停止的消息后所写。他认为昆曲在剧本的编制、表演的细腻连贯、动作的美观近情等方面具有可取之处，并贊扬了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等人的表演艺术。他对新乐府昆戏院经费欠缺、营业惨淡的局面深感惋惜，希望有热心人予以慷慨资助。13日，该刊又载《明知无益事还作有情痴——赠新乐府昆戏院》。针对昆戏的衰微与观众的流失，洪深提出了几点希望：演员们应继续努力，团结一致：应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可仿效欧美的经营办法;可对昆戏适度改革，“用昆曲的艺术格式，来创造新的剧本”。这两篇佚文集中体现了洪深对昆曲艺术与旧戏工作者的真诚关切，有助于我们研究他的戏曲观与旧戏改革思想。

除以上诸文外，1934年1月1日《新闻报本埠附刊》还发表了洪深的《批评者·观众·剧作者》，以剧作不但应“富有意义，可以教导观众”，而且应“有趣动人，使观众乐此不倦”的看法，对剧作家提出了要求。同年6月15日、7月15日上海《社会月报》创刊号、第1卷第2期连载了洪深的长篇游记散文《浙东寻画记》，叙述了作者应朋友王英宾之邀，于2月25日前往浙江游览考察，“费时十二日，行路几千里，游名胜数十处”的经过。7月16日，洪深在八仙桥为上海青年会举办的电影讲演会讲《有声电影与有色电影》，由“熊”记录后发表于同月18日的《附刊》，27日再刊于天津《益世报·别墅》副刊。

另外，1938年2月9日、23日汉口《民意》周刊第9期、第11期分别刊登了洪深的《战时移动演剧队工作日记》《战时移动演剧队日记》，真实地记录了1938年1月15日至20日洪深带领的救亡演剧二队在湖北安陆县一带开展的救亡宣传活动。由于两文是日记体裁，呈现了历史的细节，所以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抗战时期的救亡演剧运动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献。1947年8月，夏声戏剧学校抵沪，洪深接连数晚观看了演出，深表支持，于12日、31日分别撰写了《平剧新干部的训练问题——论夏声剧校的演出》和《良公民才能成为良演员——献给夏声戏剧学校与将开办的越剧学校》。其中后文已被《洪深研究专集》与《长编》提及，前文则失载。该文22日刊于上海《现实》周刊第5期，称赏剧校的创办者与学生们的表演，但指陈演员们在“做”方面尚需提高，提议“从放弃旧有剧本，另写新的合于时代的剧本人手”。总之，这些佚文既提供了研究洪深生平行藏的史料，同時也极大扩充了他的文学创作文本，值得研究界予以重视。

一、洪深演讲史料

《长编》中关于洪深生平活动的记录已较详尽，但仍遗漏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洪深曾任教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除课堂教学外，他在各处所作的演说也是其戏剧教育与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原始文献的散失，洪深的一些演讲活动几被遗忘。笔者即钩沉了几则《长编》未载的材料，可供研究者采择。

《长编》在1926年3月记载：“洪深与欧阳予倩应邀赴北京到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讲学，拜访了蒲伯英、孙伏园、余上沅等，商谈了京沪两地联合举行话剧公演的问题。”实际上，两人抵达北京后，还在清华大学发表过演讲。3月19日《清华周刊》第25卷第4期《新闻》栏目下对两人的莅校讲演作了报道，全文如下：

[戏剧社]该社于十四日（星期）上午十时，特请洪深欧阳予倩二君，在前工字厅演讲。按洪君系本校老同学，研究戏剧有素：归国后在沪经营电影事业，详情已志前刊。欧阳君为国内知名之戏剧家;粉墨登场，博得荣誉不少：所编剧本亦多，此次二君一同来京;应何鸿烈君之请，是日来校演讲。同学辈以二君闻名已久，无不欲饱瞻风采：故前往听讲者非常之多。开会后首由何君致介绍词。次欧阳君讲述中国歌剧之变迁史。略谓吾国旧戏实由傀儡戏演化而来，故一切表情动作与勾画术，均不脱傀儡人之窠臼。欧阳君于戏剧界写实派与非写实派之不同点，亦有所阐述。据欧阳君意见，戏剧完全为实，为绝对不可能之事。又谓民众的艺术，当以极浅近的话，极平淡的事，表出极高尚的思想云。最后由洪深君演说表演术。洪君妙语天然，讲述时极滑稽之能事。略谓欲做一位好演员，须将“不要脸”三字，作为惟一之密诀;盖演员登台后，必须设身处地，忘却自己，而将剧中人，认为自己也。

从上述文字可知，3月14日，欧阳予倩与洪深应清华学生、时任《清华周刊》总编辑的何一公（鸿烈）之邀，在工字厅曾先后发表演说。洪深是清华的校友，回到母校作讲演自然别具意义。加之两位知名戏剧家联袂前来，所以听众“非常之多”也就理所当然了。虽然这一段报道比较简略，但可以补《长编》之缺，对于我们研究两位戏剧家1926年左右的戏剧思想不无裨益。

1929年2月28日杭州《荒原》周刊第1卷第8期载有《什么是戏剧》，署“洪深演讲元灿笔记”。文末有一段附记：“以上是十七年五月六日洪深先生在杭州影戏院所作公开的演讲，我在听讲时只记了一个大纲，后来再整理出来的，疏漏的地方当然是难免的，应该由我负责。洪先生在这次演讲里举例极多，我因为节省篇幅起见，大胆地节去了二分之一以上，这是要请洪先生和诸君原谅的。元灿附识。”这说明，1928年5月6日，洪深曾在杭州影戏院作过一次题为《什么是戏剧》的讲演。大概因为史料掌握不足，关于这次杭州之行与演讲活动，《长编》中丝毫未予提及。考虑到这篇讲词未经洪深本人审订，且记录者作了删节，为谨慎起见，今后印行《洪深全集》时，或可作为附录收入。

1936年8月，苏州振华女校的校刊《振华季刊》第2卷第3和第4期合刊（本期系“振华女学校三十周纪念刊”）登有洪深的演说稿《现代戏剧家洪深博士演讲：戏剧与人生》，署“范瑛记录”。同期刊有一则《振华女学校三十年来大事记》，在“二十四年度下学期”中有“现代戏剧家洪深先生来校演讲”的记载。《长编》中则显示1936年夏洪深“蛰居苏州，疗养胃病，住平江路妹妹家”。据此推测，洪深的演讲可能发表于1936年6月间，具体日期待考。此文主要从戏剧的历史起源、戏剧感化人的方式，来探讨戏剧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举例翔实，分析透彻。虽可能未经洪深审阅，但仍是研究其戏剧思想值得参考的一篇文献。

据有关资料显示，1937年4月，洪深曾率中山大学文化考察团一行10人，来到桂林进行文化考察。4月9日，广西大学曾邀请洪深在桂林初中礼堂作题为《在今日的中国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应该做些什么》的报告，10日又作《关于中国戏剧将应以如何的姿态开展及其表演艺术》等演说。关于洪深的广西之行与相关活动，《长编》亦无记载，有待增补。是年5月1日桂林《创进》半月刊新1卷第10期刊有署名“蠢”的《听洪深先生演讲后》，叙述了作者一次在桂林初中礼堂听洪深演讲的经过与感想。其中记录了部分讲词，兹录如下：

这次我来到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从事戏剧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现在我们写文章，字字写“抗日”，谈话，句句谈“抗日”：倘若到了真的起来与日本鬼子拼命的那一天，不能够在最先一批死去，那就证明我们一生所作所为的都是欺骗。

虽然，死，在我们一生中只有一次，不能够随便轻易地死去，但在主张“抗日救国”的我们，至少要抱定“能够在最先一批死去”的决心和毅力。

一个民族到了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做某种事，应该好好地干下去：到了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放弃，把我们的全副精力和技能完全贡献国家。另一种是自己虽没有什么技能，但到了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可以拿我们的生命直接向枪林弹雨中去勇敢地作战。

可是，在现在我们干戏剧工作的人，并没有做到这一步。

举个例来说罢：广州曾演了几次国防戏剧，但那里乡村离城市的生活太远了，他们看了之后，连为甚么要抗日都不晓得。

所以现在我们对于电影戏剧，没有感到甚么兴趣：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要戏剧教育化，使每个人都晓得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的死对头，使每个人都明了“抗日运动”的重要。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日本若真的让我们收复失地，保持领土完整，站在互惠平等共存共荣的立场来讲和平，我们也不一定要与他们拼命。

但，怎样才能尽戏剧教育化的能事呢？要尽戏剧教育化的能事，最重要的就是“形象化”。中国戏剧最大的缺点，就的缺乏“形象化”。什么是“形象化”呢？现在举以前小学课本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吧：有一个牧羊童子，很爱说谎，他曾经有好几次故意大聲疾呼地叫唤“狼来了，救命呀！”欺骗附近村民;但到后来真的有狼来了，他又同样大声疾呼地“狼来了，救命呀！”的叫喊，附近村民，都以为又是欺骗的，大家都不去营救，结果，这个牧羊童子被狼吃掉了。这就是“形象化”，就是戏剧，也就是“教人不要扯谎”的教育。

较高的现实，是抽象的，是十分难了解的;我们应该使它形象化，容易接近大众，这才是好的表现。

关于“形象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抓住典型的人物。不过，这不但在中国作品内很少见到，就是外国作品里，也是很少的;这是不很容易做到的一回事。所以能够代表个性（即许多不同的形态加在一块儿）的作品，可说是很好的了。

根据内容判断，此次演说应该就是洪深4月9日发表的《在今日的中国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应该做些什么》。洪深阐发了抗日救亡运动中戏剧工作者应该担负的责任与使命，并从自己的演剧经验出发，提倡戏剧教育化，即在普通民众中普及戏剧艺术，用“形象化”的影剧进行抗战宣传，教育劳苦大众，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共同努力。“形象化”不仅是要达到“容易接近大众”，更是“要抓住典型的人物”，这就显示了洪深关于抗战戏剧应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思考。此段讲演记录对于研究洪深1930年代的文艺思想不无参考价值。

1936年9月至1937年夏，洪深被中山大学聘为英文系主任。在广州任教期间，当地一些学校与社会机构也曾邀请他去讲学。1937年4月20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编印的《广州青年》第24卷第15期上有如下预告：“中国鼎鼎大名之戏剧巨子洪深先生，去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南来讲学。本会以戏剧是裨助人生与改良社会之教育工具，除在会内表演各种戏剧外，并特请洪深教授莅会演讲。四月廿三晚（星期五）讲《电影与文化运动》，三十晚讲《旧剧与话戏》。以上各种演讲，均欢迎赴会。门券备赠。”26日，该刊第24卷第17期又载：“本会为适应青年学子研究学术之需求，特约洪氏莅会演讲，计分两讲，关于电影与文化运动一题昨已举行。本星期五四月卅晚讲《旧剧与话剧》。欢迎莅听。”以上材料说明，4月23日（或25日）、30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曾请洪深为青年听众作了两次学术讲演。虽然讲词已经不存，但如此频繁的讲演活动，既是洪深在广州戏剧教育与文学活动的一部分，也足以说明他在广州文化界的影响力。遗憾的是，《长编》中也没有关于这些演讲的记载。

三、结语

以上是笔者在翻阅民国报刊时，陆续发现的洪深的集外佚文与演讲史料，希望能够对《洪深年谱长编》的进一步完善与推进洪深研究尽绵薄之力。相信有了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一套编排合理、收文齐全的《洪深全集》能够于不久的将来刊印面世。

附：

艺术之理与用

有初习西洋戏剧者。问曰，学易卜生乎，抑或莎士比亚乎？答曰，学易卜生，即学莎士比亚也。盖艺术之成立发展，皆循原理。有时其形式或有变化，而原理固定，不可更也。习艺术者，先须澈悟此艺术之原理。其应用方法固须习之，而理为根本，不可忽也。同一艺术而因心志之各异，处境之不类，其形式方法有甚不同者也。如莎士比亚及易卜生之剧是也。莎翁著《哈孟雷特》，叙一奸雄窃国，残杀骨肉，终亦饮刃而死。口间有勇士之击剑，有厉鬼之昼见，其情节慷慨淋漓矣。但是时舞台布景，尚未发。作者只求美，不必求真。故幕短而多，且可用“背躬”“自道”等法，以说明剧中人隐微之心理。其编制未免简略。及易卜生著《群鬼》，则布景剧台，构制渐精。摹仿人生，求其相似，用白描而不用“背躬”“自道”之直叙。剧中人毕生行为，简括在三五幕中。其文心可谓细密。然其所演，乃以中人之家。父纵欲，子遂好色。（性之遗传。）父有梅毒，毒及其子。（性之遗传。）一世罪恶，数世受祸。其事实至口琐细平常也。倘只就形式而论，兹二人之艺术，相异口不可以道里计。然口其叙述一事，有始有中有结，刻刻使观众欲知其究竟，此相同也。描写人格，使观众对之生好恶之心，又相同也。激动引起观众之美感，又相同也。此三者乃戏剧艺术成立之原理。莎翁遵之，易氏亦遵之。故二剧不同者形式（即用）口理则一也。今学作剧，而或只欲学易卜生，或欲学莎士比亚，岂非不计戏剧艺术之原理，徒斤斤于形式及方法耶。今日记一法，明日习一术，尽晓其末节偶然，而忽略其大要。必至摹仿古人。尽得其习气毛病，而丧失其精神。究其结果，即其最所致力之方法，至应用时，且无一得当也。

（原栽1925年5月16日《新闻报·艺海》副刊，署洪深）

导演漫谈

导演二字见于中国不过二三年之历史，二三年以前，似导演者尚未占有戏剧界之一席地也。盖中国新剧，言其创始时日恒日二十年。群新剧人日三千。笼统已极而就所演戏剧之质的一方面言之，不过借一张幕表，两片嘴唇之力而已。改良之戏，或用锣鼓，或采幕外，春柳开明之外，未见有用脚本者。艺术拙劣，未窥西欧戏剧之门径。夫剧有本，今中国之戏剧既无剧本遂无排演，无排演，乃无所用其导演矣。导演家在戏剧界占有最高之外置领袖群芳视若殊荣。苟口富有经验学历，每勿能胜任愉快。盖就导演之字義而论，其含意果甚简单，而就技能上论之，则导演者必须首先具演剧人智慧之一切。对于剧本之某人某物某场某景某段剧词某段情节某段之表情宜含蓄、某人之动作宜做到十分，学理分晰，见解透澈，必在超过演剧人之口断之前。换言之，演剧人之学理见解技能可不必及导演，导演者之学理见解技能必须起过演剧人也。然后循绝对服从之例，始得殿艺术之基。不则，导演者学理见解技能乃不及演剧人之有把握，演剧人之艺术或驾乎导演之上，虽艺术的道德演剧人对导演者为无反抗与批评，而导演者果赋有绝对威口以约束之，但戏剧之统一精神必先受其影响。演剧人对导演者之指示为不能“怀疑”的，怀疑则散失戏剧之真精神。吾总期期为不可能焉。

外国研究戏剧者各就性之近者而研究之。研究导演者有导演之专门，研究编剧者有编剧之专门，研究演剧者有演剧之专门，甚或置景打光管道具各有各之专门。缘人非万能，事无百全。秉质关系，为不可勉强。但导演则可万能之。导演者受编剧者及演剧人戏院主人付托之重，剧之登场有关全部之名誉及金钱，丝毫不能苟且。故导演者非万能者不办。非然者，误解剧本之意义，损失表演之真美，置景则不能扶助剧情，打光则不能生动剧采，真无异傀儡登场矣。导演家可为而不可为，中国有十全十美之导演家否，难言也。

（原载1925年10月《时事画报》第1卷第2期，署洪深）

观刘别谦导演之《少奶奶的扇子》后

刘别谦此作，更改剧本之处颇多。其原文之第三幕，欧玲夫人至达林登勋爵寓所，劝其女温德弥夫人，勿弃子背夫而去，为全剧精神所集，最有精采之处。而刘别谦只草草一场。数百尺片子，即将此节演过。甚且将剧中语妙天下之二少年，退居于无足重轻之列。此乃艺术上着重点之更改。其最大者也。夫以欧玲夫人之貌之才，独居伦敦，其仰慕而趋附之人必多。故原文中有“许多混帐男人，沾沾惹惹，时常要去找她”等语。今影片中，欧玲夫人在跑马场，乃独往独归，居处则娄敦勋爵而外无第二客。即娄敦偶见盘有烬余之雪茄，更曲为解释之。谓系娄敦勋爵自己之烟，隔夜所遗者。如此，于欧玲夫人之人格固提高矣，固足以迎合美国无知识妇女之心理矣。其如勉强不近情理何。且原剧颇注意于扇子。温德弥赠其夫人之礼物，只此扇子一柄。而今则扇子之外，尚有钻之胸针，珠之项圈。又每见一物，辄抱夫颈而再三接吻。于是原来嫉恶如仇、天真烂漫之温夫人，竞写成为一酷好虚荣昧于世故之女子矣。况更有一事，最为熟识王尔德之人所不满者。则原文之微言妙理，悉皆丧失无余。所采用者，仅仅剧本中之事实躯壳。岂不惜哉？

此剧原为一社会喜剧。剧本之长，在对话之妙语解颐。然若亦以之入影戏，必须平空加多无数字幕。此确违反影戏之宗旨。影戏以画片而非以字幕动人者也。今刘于八千尺片子，只用八十七字幕，且均系特制，未用原文一字一句，专留意于描写英国富贵人家之虚妄。而另行设法，于描写个性之动作中，令观者失笑。此正刘别谦之卓见特长，而非其病也。至于更改剧情，以迎合中下级社会之心理，噫是有说矣。美国近有作者，著文自辩。谓发行小说，两年之间，销售六千册，即可获利。倘排一舞台剧，而只有六千人来看，且须待之两年，则营业之失败为如何。至于影片，六千人之券资，未必足以付布景之资。故观众愈多，则程度愈须降低。故影剧艺术之价值，不如舞台剧。而舞台剧艺术之价值，不如小说。而导演影剧，遂不得不降志辱身，以求一般无学问无知识之人热烈欢迎云云。此虽有激之谈，或亦刘别谦导演之苦衷欤。片中亦有极佳之处，为剧本所无者。跑马场一节。欧玲夫人之所至，可使众男子倾倒，众女人纷议。是乃一堕落女子风姿犹存者。跳舞厅一场。始则众男宾，继则众女宾，皆愿与欧玲夫人接谈握手。是乃一熟知世故善于交际者。娄敦初见欧玲夫人，必待夫人就坐而后坐。温德弥家宴会，非请帖上有名之客，不准入内。（欧美交际者闻跳舞宴会亦如北京之闻堂会戏。）此皆礼节风俗之细端，无一丝一毫与事实情理相背，可见导演者之苦心孤诣也。

（原载1926年5月10日《新闻报本埠附刊》，署洪深）

批评者·观众·剧作者

批评者底目的，是督促戏剧者尽他们以戏剧电影来指导社会改善人生的责任。他的态度是严肃的郑重的，决不视戏剧是“小道”，是儿戏。

观众花了钱到戏院去的目的，却不是买教训，而是求得安慰。在工作了一天或感到疲倦的时候，在环境中碰壁感到烦闷的时候，他希望忘记现实。希望他的郁积的情感得一个机会可以发泄，希望那人生的缺陷，不妨“姑忘言之”的得到圆满，“聊以解嘲”。观众所需要于戏剧的，也和他所需要于“忘忧”的酒，“安慰精神”的宗教一样，正是“麻醉”。

所以批评者与观众，意见难得会一致。批评者鉴定是好的，常时不为观众所欢迎。而观众所喜欢的，批评者往往见得是有害。

这却要怪剧作者，不能尽其责任。一个为社会尽力的作者，一定是能利用戏剧的方法，来处理他所把握住的现实，使得一部作品，不但是富有意义，可以教导观众，而且是有趣动人，使观众乐此不倦。他也是给予观众以“安慰”，但不是“麻醉”的“忘忧”，不是“自欺”的“解嘲”，而是得人“指示迷途”的一种心安意乐了！

（原载1934年1月1日《新闻报本埠附刊》，署洪深）

作者简介：金传胜，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