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信芳的文化修养

我国的戏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她是一种综合艺术，技艺性很强的艺术，同时又是文化含量极高的艺术。要想成为一名戏曲表演艺术家，除了天赋条件和扎实的基本功之外，还需有特殊的艺术创造能力和很高的文学修养。这也是一般的演员和艺术家，乃至大师之间的区别所在。我曾经跟青年演员说过：天赋和基本功的比拼，还是低层次的比拼;更高层次的比拼乃是文化的比拼，谁的文化修养高，谁就能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我们一些前辈戏曲艺术大师，如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等，他们虽然上学时间很短，学历很低，但是他们的文化修养却很高，秘密就在于他们注意在舞台实践的同时，努力学习、吸纳、积累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所以，终于成为创造出独特艺术流派、推动京剧艺术发展的一代宗师。他们如同标杆一样，高高地矗立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引领着我们前进。这篇文章我就想专门谈谈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文化修养问题。

爱读书，重点读历史、文学

有些人认为演戏是演戏，读书是读书，两者之间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书籍者，信息的载体，生活的纪录，知识的结晶，而演戏实际上就是在舞台上演绎书籍和演绎生活。演绎书籍者，自己不读书，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读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学校里面读书，一种是在学校之外读书。周信芳出生在旧社会，他又从小唱戏，在学校里读书的机会不多，时间很短，他幼年曾在上海进过蓁苓学校，到北京加入喜连成科班，但时间都不长。但周信芳时间不长的学校读书生活，一是使他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二是使他产生一种努力补偿读书不足的强烈愿望。周信芳的读书大多是在学校之外的读书。读书，买书，成为他生活的重要内容。他在《书到用时方嫌少》一文里说：“书到用时方嫌少。在我这个幼年失学的人来说，感受就更加深切。补天之术就是尽力而为，有一点多余的钱，有一点多余的时间，我都花在书的上面了。”他空暇时常到上海福州路或文庙等处的书坊里买书，或到旧书店、旧书摊上去淘旧书。

周信芳爱读书，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了。1915年，周信芳才20岁，他的弟子高百岁只有14岁。高百岁初到上海拜谒师门，就发现老师在繁忙的排戏演出中还挤出时间孜孜不倦地读《四书》《毛诗》和古今名人的专集。有一次，一位友人问到周信芳《竹林七贤图》中的人名时，周信芳不假思索地把嵇康、阮籍等七位贤人的姓名、身世一一作了详细的介绍。还有一次有人问周信芳“夜郎自大”出于何典，周信芳也作了详尽的解答，这使高百岁钦佩不已。

周信芳读书讲究“学以致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很“功利主义”的。确实，他的读书是紧紧围绕着他的演剧活动进行的。因此他读书的重点也很明确，就是历史、文学一类。他曾说：“我买书是很‘功利主义’的，是为了替我的演戏找参考资料我才买的。”“选购的范围，基本上是属于文史一类的，八九不离十。有些书买回来，即使不能‘立即生效’，可是搁在那里也不碍眼，说不定哪天会用得着它。”在周信芳书房里的书架上，经史、古今文学家的专集、昆曲传奇等古典戏曲资料、“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书刊等摆得琳琅满目。其中有《资治通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康熙字典》等等。周信芳从纷繁热闹的舞台、排练场回来，喜欢待在书斋这个宁静的世界。他说：“家居无俚，我总是泡在书房里与书为伴的。这本翻翻，那本看看，漫无题旨，开卷有益。忽然让我发现了一段与我的表演有关的文字，意外的惊喜，也提高了我读书的兴趣，买书的欲望。”

京剧主要是演古代的历史或古代的故事，周信芳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研读史书方面，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宋史》《明史》等史籍，及有关的笔记野史。这使他对古代历史的发展沿革，历史时代的环境和风貌，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心理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周信芳还喜欢读古人诗词及历代文学、戏剧作品，尤其热爱李白、杜甫的诗。抗战期间，他为同仁刘韵芳写扇面，用小楷书写了杜甫的三首七律《蜀相》《恨别》《野望》。诗中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等句。周信芳把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写的悲愤之作题赠朋友，寄寓了深意。他还经常研读《元明杂剧》《古本戏曲丛刊》以及莎士比亚等中外作家的剧作，来丰富自己。

他的勤于读书在他的演艺生涯中起到了极其重要而明显的积极作用。

首先，帮助他解决了许多艺术创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比如他在编演《萧何月下追韩信》这出戏时，他发现一般的剧本里初荐时，刘邦封韩信的官职是理廒官，又往往解释为管理粮仓的人员。堂堂相國郑重推荐，竟封这样的小官，他感觉有点疑问。于是他专门研读《史记· 淮阴侯传》和《汉书·食货志》等史书，考据萧何初荐、二荐韩信时，刘邦给韩信所封官职的情况。《史记·淮阴侯传》中有“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的话。他据此判断当时封的官应为连敖，《史记集解》云连敖即典客，虽然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官职，但是肯定不是粮仓管理人员，而是一个不太低的职位。二次保荐时，刘邦封韩信为治粟都尉，据《汉书 · 食货志》所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斡天下盐铁”，这是相当高的官职了。这样戏就顺了，说明刘邦对萧何的保荐还是给予一定重视的，只是胸怀壮志的韩信仍感雄心未酬，远谋深虑的萧何亦感韩信还未得重用，这就把刘、萧、韩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深刻地表现了出来。

二是，周信芳通过读书，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学水平，使他有能力成为既能演戏，又能编戏和担任导演的全才。周信芳创作或参与创作过许多历史题材的新戏，如《文天祥》《徽钦二帝》《澶渊之盟》《海瑞上疏》等，改编过《《赵五娘》《六国封相》，《追韩信》《临江驿》等，整理过《四进士》《清风亭》《徐策跑城》等剧目。

1928年9月起周信芳在天蟾舞台编演十六本连台本戏《封神榜》，这部戏的剧本编写采取合作制，脚本分别由演员自己编写，最后由周信芳统稿，综其成者。《申报》发文称赞：“麒麟童辈之编剧才亦足贵已哉。”

1959年上海京剧院决定编演《海瑞上疏》，由周信芳院长、陶雄副院长负责，剧本采取集体讨论的方法，由编剧许思言执笔。周信芳不仅是这出戏的主演，而且自始至终参与了剧本的创作活动，并担任导演。他埋头书斋，翻阅研读大量史籍，并综合大家的意见、点子，酝酿完整的方案。初稿出来后，他与许思言逐场逐段、逐字逐句详细讨论，推敲修改。不少地方周信芳还亲自动笔。如“金殿”一场中的一段对话，就是周信芳亲笔改写的。

周信芳不仅自己爱读书，同时经常教导学生要多读书，以此来丰富知识，推进自己的演艺生活。他要高百岁多读唐诗，他说，读诗对演戏有很大的帮助。有一次高百岁生日时，周信芳送他一部《古今名人尺牍》作为生日礼物，并详细讲解书中的内容，后来还送给他一部《篆书大观》。 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齐英才、张美娟结婚，周信芳送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给他们，作为礼物。1961年，周信芳在北京收李少春、李和曾、徐敏初、张学海等七人为弟子，他送给弟子的礼物也是《莎士比亚全集》。由此可见他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

广泛涉猎，汲取艺术滋养

周信芳虽然是一位京剧艺术家，但他的艺术视野非常广阔，他经常涉猎其他门类的艺术，并接触新文艺，从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并从中汲取艺术营养，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表演。

周信芳爱看电影。上个世纪20年代起，上海已拥有很多电影院，大量的进口外国影片和国产影片首映的地方往往就在上海。周信芳演戏之余，经常会与田汉等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周信芳看电影当然也有消遣娱乐的目的，但更主要的倒是为了学习借鉴而去。他从电影里学到不少表演艺术和技巧，从而把它们融化到自己的表演中去。比如，他演《坐楼杀惜》，演到宋江杀了阎惜娇后站起身来，身体稍稍摇晃一下，然后右手拾起地上的匕首，放在鼻子边一嗅，若有所悟，接着做向前刺的动作，左手好像去抓人，踮起脚尖。这样抓了三次，再小步向前，随着锣鼓经，脚步踉跄，眼神恍惚······这一段描摹人物内心恐惧心理的表演就是从美国电影明星考尔门那里学来的。在《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见到墙上韩信题诗，那一段背向观众，背脊由慢而快颤动的表演则是从另一位美国电影明星约翰·巴里摩亚那里学来的，巴里摩亚擅演老头儿角色，而且常常爱拍背对镜头的戏。

周信芳还热情参与电影的拍摄活动，早在1920年周信芳就应约由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了一部戏曲片，片名为《琵琶记》。由周信芳饰蔡伯喈，王灵珠饰赵五娘。影片的导演是杨小仲。那时拍了“南浦送别”和“琴诉荷池”两折。1937年周信芳又应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后为华安接办）之邀，拍摄了影片《斩经堂》，由费穆担任艺术指导，周翼华任导演，黄绍芬任摄影。周信芳饰演吴汉，电影演员袁美云饰演王兰英。《斩经堂》系有声影片。当时周信芳正当盛年，唱、念、做、打，精、气、神十足。因此表演十分精彩。新中国成立后，周信芳又曾两度登上银幕。1956年2 月 ， 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周信芳拍摄戏曲艺术片《宋士杰》，由应云卫、刘琼导演，黄绍芬摄影。1961年下半年，文化部又决定为周信芳拍摄一部彩色影片《周信芳的舞台艺术》。这部片子包括《徐策跑城》和《下书杀惜》两出戏，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应云卫、杨小仲导演。这两部电影更把戏曲艺术片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周信芳喜爱话剧。1923年秋天，周信芳结识了话剧家田汉。1927年，周信芳应田汉之邀也加入了南国社。在南国社周信芳学习话剧，接受了新文艺思想，并开始研读鲁迅的作品。1927年12月，南国社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小剧场举行“鱼龙会”演出。周信芳和欧阳予倩合演了六幕京剧《潘金莲》。这是京剧演员与话剧演员同台演出的一次盛举。周信芳精湛的演技博得了观众和行家的好评。后来，周信芳还粉墨登场，主演过话剧《雷雨》，在台上塑造了别有风采的周朴园的形象。演出后，反映极为强烈。报纸上发表评论，称赞周信芳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周信芳自己感受也很深，他对别人说：“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和角色的内心活动，话剧在这方面抓得很紧，演员的体会也深，京剧如果也能够这样，那就好了。”导演朱端钧也认为，这次与戏曲艺术家合作，自己从中得到了不少艺术滋养。周信芳通过参加南国社，通过接触新文艺思想和话剧等新文艺形式，大大拓宽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也吸收到更多的艺术营养。

周信芳还爱好书画。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在上海拜书法名家郑孝胥为师学书。有一时期，他几乎每天临池习帖，并偶有创作，或书诗唱和，或题写扇面。1943年夏天，他参加梅兰芳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甲午同庚会，成员都是一些矢志不为敌伪效力的文化人和实业家。他们生肖都属马，当时都是50岁。这一年的中秋节，同庚会举行集会。会上互赠礼品，周信芳专门亲笔画了20把扇子分送会友，画的是兰花、修竹和顽石。周信芳还向吴湖帆、汪亚尘学画淡墨山水和金鱼。学习书画， 对周信芳来说，起到了丰富艺术修养，陶冶情操的作用。

学理论，用理论，成为半个理论家

周信芳是位实践家，但他非常重视理论，也是一位戏曲理论的探索者。他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主编《梨园公报》，撰写研究京剧的文章。他在《梨园公报》上发表了《谈谭剧》《怎样理解和学习谭派》《论张飞》《〈“探母”新旧剧词商榷〉之商榷》等评论文章。在两篇谈谭派的文章中，周信芳高度评价了谭鑫培的艺术：“唱则韵调悠扬，余音绕梁，行腔巧而不滑，做工能将人物、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色色兼能，无美不备。”他还深入地探讨了谭派艺术的渊源和创造：“听说老谭学的是冯润祥、孙春恒，見的是程长庚、王九龄诸前辈;又有同时竞争的龙、余、汪、孙诸位名角。老谭生前在这个时间，他就把各家的好处，聚于一炉，再添上他的好处，使腔、韵调、念白、酌句、把子、姿势、做派、身段，给他一个大变化，果然自成一派。诸前辈死后，老谭堪称庙首，执伶界牛耳。”周信芳把老谭称为“敢于破坏老戏成规的‘罪人’，也是创造新戏革命的先进。”指出老谭成功的关键“就是取人家长处补自己的短处。再用一番苦功夫，研究一种人家没有过的，和人不如我的艺术。明明是学人，偏叫人家看不出我是学谁，这就是老谭本领。”所论切中肯綮，甚为深刻。所以有人称周信芳是学谭派，学得最好的一个。

建国以后，周信芳在理论研究方面倾注了更多的精力，他研究中外表演理论，1956年，周信芳率团访苏期间，与苏联艺术家探讨斯丹尼表演体系和中国京剧表演等理论问题，回来后他提出，我们也要逐步创立中国式的戏曲表演艺术理论体系。1959年他开始了表演艺术的记录和理论的总结工作，记录了《四进士》《清风亭》      《乌龙院》 等七个代表作的的表演艺术。单就他出版的著作《周信芳戏剧散论》《周信芳舞台艺术》《周信芳文集》 ，不算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就有六七十万字之多， 对戏曲的表演艺术、戏曲文学、戏曲流派、戏曲的继承与发展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他的著作和文章，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满辩证法和真知灼见。他虽不是专门的戏曲理论家，然而他是京剧界里为数不多的对戏曲理论有所建树的艺术家，对建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理论框架作出了贡献。

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其中文化修养所起的作用何等重要，周信芳大师的实例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答案，值得我们好好思索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