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或有关重要情况，我抄写由延安中央电台发来的指示文件，还有从地下党和军区发来的战况或重要情况。他嘱咐我们，虽然住在一间房里，但抄写的内容都不能互相谈论也不能打听，更不许向其他人谈及，这是组织纪律，必须严格遵守。又说，三楼是机要地方，一般人是不能上来的，平时你们也不要在楼内串门。早晚可以到楼外散步，工作之余可以去图书馆借书，也可以到救亡室唱歌、打乒乓球。
我和卢瑾的工作时间不一样，卢瑾全日在抄，而我则多半在下午开始，因为各地电报多是夜间收到，上午是译电，下午才是整理抄写。我工作有时一直到夜里12点以后，电报不断拍来，不断译也不断抄，完了一批交给童小鹏科长，送给各个首长阅处。如有急件或科长不在，我也可以直接送到二楼首长处。
可怕的“打摆子”,恶心的“炖小狗”
重庆的气候越来越热，小灰楼好像蒸笼一般。热天蚊子特别多，蚊子传染疟疾，重庆叫“打摆子”，发病时先是冷得发抖，随后就会高烧不退。8月份卢瑾就染上了疟疾，没过几日，我也病倒了。幸好那时办事处有位刘医生，给我们拿了奎宁丸，吃药后就会满身大汗，烧也退了，好像没有病似的。
当时全办事处有一半以上的同志有“打摆子”的病，虽说有特效药，但无法去根。两三个月下来，过量的奎宁使我头晕，吃不下饭，脸色渐渐发黄。卢瑾更惨，耳朵发聋，时常只听嗡嗡叫，听人们讲话都费劲。一直到冬天，摆子才暂时不打了。可明年夏天怎么办呢？
不久，从延安又来了两卡车人，有个名叫“老虎”的副官，真名龙飞虎，是长征小鬼。他最喜欢和这群新来的年轻男女玩笑。听说姑娘们都被“打摆子”害苦了，他蹦蹦跳跳地到我们跟前说：“别发愁，等秋后我有办法根治这种病，长征途中我们治好过不少红军战士。”
立秋过后的一天，“老虎”副官又跑到楼上来吆喝大家：快来厨房，有好吃的啦。只见大饭厅的地下放着个半大砂锅，“老虎”弯腰把锅盖打开，一阵肉香扑鼻而来，“老虎”又去厨房端出几个馒头，叫我们就着吃，不然会辣得流泪。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又说又笑，后来还是卢瑾拉着“老虎”问：是什么这么好吃？“老虎”指着她的鼻头说，这是给你们治摆子病哩，这是炖小狗。丁洪是上海姑娘，从来没有吃过狗肉，马上大叫起来，说她恶心要吐。几个人跑过来劝她说，人家不告诉你是什么，你也不吐，怎么一听说就想吐呢？完全属于心理作用。这样嘻嘻哈哈一锅狗肉吃了个精光。
从这个冬天以后，这帮男女青年再也没有打过摆子，而且真真正正断了根。
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工作
1940年初，张颖就被调到曾家岩50号，在南方局文委工作。曾家岩50号是一栋三层小楼，是国民党“配给”恩来同志的住宅，所以当时也被称作周公馆。邻居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
这座三层小楼还不是全给我们使用，二层楼住着国民党的所谓“政工队”，二层楼连到天井处，有一个小晒台，从那里往上可以看到我们三楼的办公室，往下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会客厅，实际是国民党特务监视我们的好地方。更有甚者，那个政工队还有不少女青年，穿着背心短裤，在晒台上嘻哈玩耍，有意勾引我们的男青年。有些从农村刚参军不久就调到重庆的青年，还没有见过这些哩，终于有一天一个警卫战士被她们勾引跑了。
那时我和龚澎、刘昂、陈舜瑶4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我们都是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刘昂机要、龚澎外事、舜瑶宣传、我是文化。
我和龚澎虽然都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进行对外活动，却身在险境。我们一般早出晚归，有时为了避开特务盯梢，要在黄昏以后才出门。如果有哪一天，谁回来晚了，另一个人就会为她担心。那时重庆不仅有特务盯梢，还有流氓欺负女性哩。所以，不管多么晚，我们都要等对方回来了，才一起睡下。
当年的曾家岩是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许多小杂货铺、小饭馆、烟摊都被国民党特务把守着，只要是从50号出来的人，一走到胡同口，他们就会盯梢、尾随。
时间长了，互相都认得了。有时我们当面骂他们：你们是狗吗？老跟着我们干什么？他们挺不要脸的，还冲着点头，真把人给气死了。因此我们出门得想方设法，把这些狗尾巴甩掉，不然把尾巴带到和朋友约会的地点，会对朋友很不利。我们常常先到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会见第一个朋友，然后再从营业部到别的地方去。
记得我到文委工作后不到半年，恩来同志有一天和我谈话：问我在重庆文艺界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我说一个也不认识，只是我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陈荒煤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叶以群。这封信一直还保存在我手中，因为在红岩村时，我是不能外出的。
恩来同志顿时笑了，说你也太老实了，应该向小鹏汇报呀，怎么能把一封信压了一年呢。随即他把叶以群的电话告诉我，让我亲自把信送去，并告诉我说，你既然调到文委来工作，就应该尽可能认识文化界的朋友。
当时叶以群住在重庆张家花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帮助老舍办协会的刊物《抗战文艺》，他也是南方局文委与老舍的联系人。正是在叶的引荐下，张颖慢慢认识了老舍、臧克家、梅林、史东山、郑君里、巴金、冰心等作家，为她今后在重庆文化界开展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哪里都有抗日工作
有一次，恩来同志为我介绍认识一个青年朋友周峰，他是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刚刚去西北拍完电影《塞上风云》，曾去过延安，深深被延安青年人那种激昂奋进的抗日热情所感动和吸引。回到重庆后，周峰就拿着阳翰笙的一封信，找到恩来同志，他说在重庆工作没有劲儿，死气沉沉的，希望能让他去延安参加工作。恩来同志看信后笑笑说，在哪里都有抗日工作嘛，我给你介绍一个刚从延安到重庆来工作的年青人吧！这样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周峰认识了。
我和周峰见面后，他就滔滔不绝说明必须去延安的理由，还说了许多意气风发和理想前途的话，使我深受鼓舞，也引起了我的同情。
没过几天，恩来同志问我和周峰谈得如何？我回答说：应该同意周峰去延安，我很同意他的想法。眼看恩来同志有点生气，还是忍着没对我发出来。他说：你当初就不想来重庆工作，现在还想回延安对吧？我很不好意思地望着他摇摇头。他接着说：你应该认识到重庆是很重要的阵地，我们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要加强这里的工作。都要跑到延安去，这里工作谁来做？周峰留在重庆工作的条件很好，他有固定的职业，热情上进，能团结人，你应该说服他留下来，明白吗？我这才清醒过来，心里很懊恼，我怎么会这样幼稚呢？难怪恩来同志生气。我当即回答，我错了，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我一定会说服周峰留下来的。
用话剧突破“死城”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重庆国民党特务横行，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都列入了特务捕杀的黑名单，红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和《新华日报》等公开机关都有随时被查封的可能。延安党中央多次来电报，催促周恩来返回延安。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认为南方局不能撤，他本人更必须坚守在重庆，以挽救时局的危机。何况那时有很多进步人士，民主党派人士，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在重庆也面临危险；如果他走了，一定引起恐慌，也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品德。周恩来就留在重庆，亲自安排许多进步人士疏散到延安、香港等地。
夏天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稍有收敛。恩来同志在一次文化组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办法予以冲破。恩来、徐冰与阳翰笙、陈白尘等同志几经商议，认为戏剧界留在重庆的进步人士多，在戏剧方面有冲破的可能。
剧团是国民党掌握控制了，但导演、演员不少是进步朋友，可以调动。于是由阳翰笙、陈白尘、辛汉文等同志筹备组织了一个民办的专业话剧团，这就是“中华剧艺社”。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极为困难。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出面来筹办，政治色彩浓的人不行，还得有办事能力，有各种社会关系，热心公务，还要懂得艺术。最后选定请应云卫先生来组社，辛汉文、沈硕甫协助事务，而实际上是阳翰笙和陈白尘、辛汉文等同志在其中起支柱作用。
他们真是白手起家，开始时固定演员只有刘郁民、郭寿定、张立德等人，还有部分舞台工作者。这些人都是义务劳动，没有固定收人。他们住在一间破房子里，睡着双层床，拥挤不堪。排演的第一个戏是陈白尘写的《大地回春》，由应云卫导演，女演员秦怡是借来的。他们非常穷，我们也不能大力资助，怕国民党发觉了办不成，只是有时由我给他们送一口袋大米、白面、少许菜金和零用钱，否则他们就连大锅饭也开不出来。演出用的剧场是“国泰大戏院”，老板夏云瑚算是帮助文艺事业，答应演出以后有收入再还场租。
《大地回春》这个戏是写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精神的，没有多少激进思想。“中华剧艺社”只求能够通过审查，能够演出，打开“一线生路”。参加排练和舞台工作的同志，都是勒着肚子为以后的生存而奋斗的。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首场演出时，恩来同志让我去看望，并带了一筐点心、包子等食品，他们都是没有吃晚饭就上台的。
《大地回春》的演出虽不算很成功，但却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在沉寂中看到了一点生机，而中华剧艺社诞生了，被社会承认了，以后的工作就有了希望。
随后，郭沫若将他在20年代初写的一个剧本《棠棣之花》扩充改写。他当时任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住在七行港。该剧于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之际，由留渝剧人在抗建堂上演，引起很大轰动，连演十场客满，而且观众夜里排队买票，在重庆可是前所未有。沉寂了一年的山城又活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走上了自己要走的路。
周恩来请客，亲自做“狮子头”
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有一天午饭的时候，恩来同志对我说，他想请文艺戏剧界的朋友们到曾家岩50号来玩一次，吃顿晚饭，问我有多少人可以来参加？他见我犹疑的样子，又补充说，只要不是坏人，谁来都欢迎。我望着他一脸高兴的样子，想着是恩来同志要慰问鼓励一下朋友们吧，便谨慎地回答说，经常和我们来往的进步朋友至少有数十人，我想他们都会高兴来的。没想到消息传出，不胫而走，已经被请的、间接请的、还没有请的，都纷纷表示很高兴到周先生的“公馆”来做客，粗略算计一下超过百人。住在曾家岩50号的所有同志一齐动手做菜、洗盘子，恩来同志还特别提出，自己下厨房做他的家乡菜“狮子头”。
天刚黑下来，我已记不清都有谁了，阳翰老、陈白尘、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江村、孙坚白、周峰⋯⋯这些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还有与我们不太熟的张骏祥、贺孟斧、史东山等同志也都光临了。曾家岩50号那所房子，楼下总共四间小屋，加个小天井，大家挤在一起，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吃饭的时候，碗筷、板凳都不够，恩来同志、徐冰同志分别给同志们敬酒挟菜。大家听说“狮子头”是恩来同志亲自做的，所有筷子下去，一扫而光。长期以来大家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晚尽欢，人人振奋。我想这正是几年来我们工作的成效，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啊！
写不出剧评挨了周恩来的骂
1941年冬，中华剧艺社演出夏衍的《愁城记》，这是描写上海沦陷后一群小知识分子的平凡生活的，剧本写的比较平淡，演出上座率不高。恩来同志让我写一篇评介文章，我动了两三次笔都没写出来，便放弃了。
岂料过了三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严肃地问我，你的文章写了吗？我一愣说没写。他问为什么不写，我说不好写，写不出来。当时他就有点不高兴地说，不好写就不写了？这是交给你的任务。我心里有点委曲，还感到恩来同志有点不讲理，说：“写不出来就不写呗。”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要跑出房间，这时忽听到恩来同志把手一拍桌子，大声说：“你给我回来，怎么这样没规矩？这是领导在给你说话呢!”我大吃一惊，从来没见恩来同志发这么大的火。他接着说，你有没有组织纪律？任务可以随便不完成吗？戏好你可以赞扬，不好可以批评，这是责任，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
我一边掉眼泪，一边慢慢退了出来。到我的办公桌旁坐下，回想刚才那一幕，才感到自己太幼稚太无知了。已经工作好几年，怎么连基本的组织观念都没有呢？我工作以来，恩来等领导同志都是手把着手教，从来没有大声呵责过。
于是我拿起写不出来的稿子，继续写。忽然我感到有人走到我身后，回头一看原来是恩来同志。我一惊，立刻站起来低下头，他见我这样，用手把我按回凳子上，亲切地说：年青人难免有错，改了就好，稿子写得怎样了？我眼泪就要掉下来，说：马上就完稿了，但写得不好。恩来同志笑笑说，过一会叫编辑部来取稿吧！
国统区里的斗智斗勇
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减少了，疏散到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又纷纷回到重庆。郭沫若创作的《屈原》是这一年雾季演出的高潮。写剧本时，郭老写一稿就给周恩来送一稿，周每稿必看，看完后，偶尔提点意见。有时候，张颖就把周恩来的意见带给郭沫若，定时地看郭那儿有什么事。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周恩来与郭沫若的讨论切磋，已成为戏剧界长远流传的一段佳话。
在南方局文化组领导下，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发展，这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加强管制，多方刁难，各种卑劣手段都用尽了。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锻炼出各种应对的本领。你要删台词吗？可以，演员到台上照讲，审查老爷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听吧？即使听了也无可奈何。什么都禁演吧，也不那样体面，于是就弄出个把御用文人，写剧本唱对台戏。大家难以忘记的是陈铨的《野玫瑰》。这个戏鼓吹国民党的“曲线救国论”，歌颂女特务、女间谍。国民党下令由“中万”剧团上演。当这个剧本交到剧团的时候，即引起导演、演员们的反对。剧团领导指定名导演、名演员来负责排练。消息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文化组为此还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对付这场对台戏。当时决定，有名望的导演不导，名演员不演。这样就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拒演。当时剧团找过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等名演员扮演那个女特务，但谁也不接这个角色。这样斗了一个来月，陈铨毫无办法，只好凑上几个人，演出影响不大，反受到进步人士的批评。从此大家更感到这种无形的组织是一股力量。那段时间，真有一股好风气，演好戏一呼百应，不争角色，不争名次，两三个名演员同台演戏是常有的事，坏戏下来，一齐罢演。可以说，当时党的领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恩来同志为我和章文晋牵线搭桥
我们从延安出来的这群男女青年，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慢慢地自然会互相倾慕、相爱。当年在红岩村、曾家岩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所在地）的同志，年年都有结婚喜庆，现在回头计算一下，像龚澎和乔冠华等，可能有一二十对呢。我和章文晋，也是在重庆时相识、相恋的。
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春季，南方局的工作人员陆续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我于1944年3月回到延安，没想到病倒在延安，一待就是一年多。
1946年春天，恩来同志回到延安，我那时候身体也比较好了。有一天，我去看他，他说，你的工作怎么样？我说，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工作。恩来同志说，那你跟我一起回去算了。第二天恩来同志就要乘专机返回重庆，当晚我匆匆收拾了简单的行装，来不及和延安的同志们告别，第二天一早就直奔机场。
从延安北门外党校总部到飞机场，走得快也须一小时，我差不多是一路小跑奔到机场，看到那架伊尔-14客机已经开始发动了，我来不及跟谁打招呼就跑上飞机，机上除了给恩来同志和副官、卫士留下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大家见我登上飞机都有点惊讶，其实在机上的大多数人都是重庆来又回重庆去的，和我都很相熟，可能是我来得突然，没有料想到吧。
这时坐在飞机舱口的一位年青人站起来给我让座，这位同志我从未见过，我向他点头微笑表示感谢，他正转身向机尾走去，我看着他突然发问：“你是恩来同志的翻译吧？我在延安听别的同志说起你。”他拘谨地点点头说：“你就是张颖？在重庆的同志也常常说起你。”
我和章文晋就这样相识了，纯属意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1944年，章文晋从昆明来到重庆。当时龚澎极力推荐他，说我们的工作就需要一个像他这样英文好、人也好的同志。后来龚澎主要负责与新闻界和外国专家的联系，章文晋就成了恩来同志在重庆时的翻译。章文晋不爱说话，和我的性格正好相反。我那时候有个男友在国外搞地下工作，可老是阴差阳错地联系不上。慢慢地，大家都知道章文晋对我好，却始终捅不破那层窗户纸。
国共谈判破裂后，南方局的同志开始陆续撤退，恩来同志也要撤走了。临行前请我和章文晋吃饭，问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恩来同志说，文晋要去解放区，你怎么样？我那时候因为办刊物的事情，所以宁愿撤去香港。我说，他到哪里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该去哪里就去哪里。后来恩来同志还批评过我，跟我讲了很多文晋的好处，他甚至说：“你把和文晋的事想通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回解放区。”
我和龚澎、乔冠华同去了香港。我还问龚澎：“恩来临行前找我谈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龚澎大笑：“这都不明白吗？肯定章文晋跟恩来谈过了嘛！”
香港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一段时间后我就想回南京。董必武马上问：你要回南京，还是要求回南京？当时我还没完全理解这个意思。他是觉得我既然要回来，就是到章文晋那儿。到达上海时，章文晋意外地出现在码头，是董必武安排他来接我。随后，我被董老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工作。1947年元旦，我和文晋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婚礼。从此相依相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
也许是患难中的感情更深厚，也许是受到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感染，当年在重庆结婚的夫妻，很多都生活得很好。今天，回首70年前在重庆的生活，张颖常常会怀念起周恩来同志。当时，国统区那么多人向往共产党，和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有很大关系。很多文化人都说，见周恩来一面，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周恩来同志的作风，一直影响着张颖她们这些年轻人。
推荐访问： 周恩来 陪都 重庆 暗战 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