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时间2011年3月11日下午14：46，这一时刻注定载入历史。这一刻，日本东北地区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了千年一遇的9级大地震，随后所引发的破坏力极强的海啸在袭击宫城县海岸时的水流速度达每秒10米以上，是一般海啸到达海岸时水流速度的两倍，超过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
而继致命的地震和海啸之后，接踵而至的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一波三折。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发生的三哩岛事故，以及1986年乌克兰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再次被人翻了出来，曾经被短暂忘却的那些不寒而栗，重新牵动起人类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
3月18日，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将福岛核电站事故从4级上调至5级，与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的严重性相同。在日本的外国人纷纷回国或逃至日本西部和南部避难，连冷静淡定的日本人也出现了空前的恐慌心理。尤其是在美国将安全线划定至80公里后，人们开始质疑日本政府坚持的30公里安全线是否合理。
直到3月19日，一度失控的福岛核电站危机局面才终于开始出现好转。3月20日深夜，日本陆上自卫队测定的福岛县第一核电站1-6号核反应堆的表面温度结果发布，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表示：“3号核反应密封容器上部温度为128度、核燃料贮藏池温度62度。其余的5座核反应堆温度则在24-58度，这些温度都在可以让人安心的范围。”
虽然，福岛核电站危机最终转危为安，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核灾难，但福岛核危机必将成为难以忘却的历史插曲，宛如一串突如其来的噪音，打乱了原本和谐美妙的核电乐章，也警醒了沉醉其中的人们。
然而，—直被誉为核电利用“最安全、最先进”的核电技术强国——日本在发展核电事业时，究竟失在何处？福岛核危机，缘自何因？日本的核政策，又将走向何方？
日本核电，失在何处？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一架B-29轰炸机携带一颗5吨重的原子弹飞临广岛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炸弹在距地面580米的空中爆炸，城市突然卷起的巨大蘑菇云，让广岛市马上沦为一片火海。在巨大冲击波的作用下，广岛市的建筑全部倒塌，全市24.5万人口中有7.815万人当日死亡。截至2010年，广岛因受原子弹伤害而死亡的人数已达26.9446万人。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危害的国家，核，是日本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主流社会永远不愿意去讨论的禁忌话题，直到今日，去广岛原爆纪念馆观看，成为日本小学生学校旅行的必去之地。但是，日本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石油和煤炭等能源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如同日本人一样，对核充满了恐惧，但也没有一个国家如同日本一样，对核充满了渴望。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日本核能研究开发的禁止和重启都与美国干系甚深。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曾全面禁止日本发展一切与核有关的事业。七年后，美国又操纵49个国家与日本签订至今影响亚洲政治的“怪胎”——《旧金山和约》，该和约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后，日本的核事业得以全面解禁。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第八届大会上发表了“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演讲，强调要尽快发展核能的和平利用，这让日本政治家们感受到了历史转机的曙光。
1954年3月，隶属日本改进党的中曾根康弘、斋藤宪三、川崎秀和稻叶修等国会议员，根据“铀235”这一元素名，向日本国会提交2.35亿日元的核能研究开发预算案，而1945年投掷到日本广岛的也正是杜邦公司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日本在历史的反讽中开启了战后核电事业的起点。
这一核电预算案的突然抛出，在当时震动了日本学术委员会的众多学者。但是学者们的陈情均遭到国会议员们的拒绝，中曾根康弘更是轻蔑地说道：“这些书呆子们，除非用大把的钞票砸在他们脸上，他们才会清醒过来。”
原东京大学校长、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后来回忆说：“当时围绕核电的具体技术模式和安全性问题尚存争议，日本政府出于日美是战略同盟关系的考虑，开始接受美国以核能技术援助为名义的兜售。”但核电发展方向上的“美国模式”，让核电站选址及核废料处理面临重重困境。
自日本重启核战略以来，政府强力推行核电发展，在野党和社会团体等强烈反核，这样的两极对抗格局从来都未曾消弭。福岛核危机发生后第三天，日本在野各党和“广岛原爆受难者团体”、“原子力情报资料室”等反核组织开始痛批政府的核战略，并主张应“重新审视核政策”，呼吁日本应该“脱原发”，即脱离对核电的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