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1日，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CAHP)召开了主题为“跨学科卫生与经济管理”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卫生部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医学部主任、CAHP主任韩启德院士介绍了CAHP的前期工作及其进展，并向会议致辞。
本次会议主要就卫生宏观政策(区域卫生规划、中国卫生保健投资模式的选择)和医院微观管理(医院领导体制、药事管理、信息管理、文化对医疗的影响)以及农村卫生保健(乡镇工业企业职工的医疗保健现状、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模式、农村医疗保健模式的选择)等问题为中心展开了专题研讨。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听取了报告，并对报告进行了讨论和质疑。
在卫生政策的宏观管理领域，来自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周雁翎博士研究生作了《公平、效率与经济增长：转型期中国卫生保健投资模式选择》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效率优先导致的价值取向使中国的卫生保健领域存在十大问题：1.受人注目的中国卫生保险模式的瓦解；2.中国离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尚有一段距离；3.基尼系数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水平，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降低；4.目前中国只有25%的人群享有卫生保健；5.财政补贴出现马太效应，政府的缺位与越位并存；6.信用危机，医患关系紧张；7.人口老龄化，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给医学带来新的难题；8.卫生政策的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轮功的传播，影响社会安全；9.卫生总费用上升而同期的政府财政补偿比率相对下降，卫生费用转嫁到了居民的头上；10.在经济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的同时，卫生保健的发展明显滞后。
针对这十大问题，周博士提出两个解决办法：1.把卫生保健配置分成高、中、低端市场，低端负责基本卫生保健，不实行市场化，高端实行市场化，中端的市场化程度介于两者之间。在分清各自职责的基础上来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2.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注意人力资本的存量状况。把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相结合。
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李曼春教授作了关于《区域卫生规划中病床和医生配置的探讨》主题发言：李教授简要介绍了区域卫生配置测算的方法，根据我国卫生服务需求量约为50%的情况，指出社区中每2000人需要一名全科医生，每4000人需要一名专职的全科医生，每10000人需要一名预防保健医生。李曼春教授对比了目前全科医生和全科病床的数量以后，指出要达到测算的标准需要从四个方面努力：1.扩大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选择，真正达到60%—80%的健康问题首先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处理；2.各项服务功能在大型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合理分布；3.完善双向转诊制度；4.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卫生服务技术队伍。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生和病床在还没有达到测算水平的前提下，大部分社区医疗机构已经出现了空床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再按照测算的情况配置社区卫生资源?对此李教授指出造成空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目前我国的全科医生实力还很弱，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如果将来全科医生的素质提高了，这个问题有望解决。此外，也有专家提出对于医疗服务而言，其供给是不能以量来计算的，测算的结果是否有效、实用?同时还有专家提出能否用市场机制来管理社区医疗问题。
在医院微观管理领域，主要探讨了医院领导体制、医院药事管理、医院信息管理、文化对医疗的影响等问题。
在医院领导体制方面，北大公卫学院周子君副教授作了《我国国有医院管理体制的沿革、存在弊端和改革方向》的报告。回顾了我国国有医院所有权和领导体制的历史沿革，指出我国国有医院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以下弊端：一，国有医院与所有权、产权相联系的权责界定不清，影响到医院的管理体制和管理行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现行政策中只强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未充分认识到产权，特别是法人产权在医院经营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一方面导致强调所有权对医院的直接约束，使医院经营权的独立性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导致医院管理者侵蚀所有者权益而可以不负财产责任。(2)医政不分导致三个后果：政府直接干预医院的运作，使医院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政医职能错位，造成医院低效率运转；医政不分使政府难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医院运行中缺乏合理的机制，主要是对医院管理者和职工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三，院长负责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医院院长身兼多重角色，做决策时往往会偏向于与自己有利的决定，(2)由于我国缺少职业化的医院管理者，院长多由临床医生担任，而且任期较短，导致院长的短期行为，(3)院长经营管理行为不规范，且缺乏有效监督。四，政府财政补偿面大量减少，已经明显低于合理补偿的界限，导致医院不得不发展赢利性强、见效快的服务项目而放弃没有经济效益或赢利能力差的项目。
针对医院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周副教授提出了改革的设想：一，在公平、效益与质量这相互博弈的三方之间寻找一个“次优”的平衡点，对医疗机构实行分类管理，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主要体现公平性，负责穷人、传染病、精神病和国家尖端医学发展，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大约占医院总数的10%左右，非营利性医院现在还没有法律制度规范，它将是我国医院的主体，占医院总数的70%—80%，剩下的10%—20%为营利性医院。二，政府对医院的监管作用主要表现在医疗机构、人员和设备的准入审核、医疗服务质量监管、建立患者投诉制度、建立医师、医疗机构信息查询系统、规范医疗机构财务报告制度和医疗机构工作报告制度。三，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形式要分割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资产管理的职能。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重点应为制定政策、法规，建立制度，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等宏观控制方面，资产管理方面应该由各级政府统一设置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进行经营和管理，充分发挥专业资产公司和市场的作用，达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四，建立现代医院制度，大中型医院建立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医院制度，实行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
会上有专家提出目前的院长负责制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法人治理结构能否解决院长负责制解决不了的问题?法人治理结构与院长负责制区别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周副教授指出法人治理结构只是一种制度设计，制度不是万能的，最多能起到一个规范的作用。法人治理结构相对而言比较规范，有《公司法》保障。
与会专家也提出周副教授的改革模式实质上是在外环境已经给定的情况下怎样提高医院效率的问题，那么它的医疗费用如何控制？同时专家还指出目前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有体制上的因素，那就是卫生部定价而由社会保险部门来监督价格，且药品与医疗器械流通领域截获的利润太多。医药费用降价的空间应该在管理环节上。与会专家提出可以借鉴新加坡或香港的模式，每年给医院一个预算，由政府规定医院的收费水平，或者采用保险制约的方式防止医生创造需求。
与会专家提出上海曾经做过HIS系统，但失败了。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权威的接口标准。确立信息系统标准应该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由上层决定而不能各自为政。
在药事管理方面，原天坛医院院长助理周生来先生作了《医院药事管理改革初探》的报告。他从天坛医院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加强药事管理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要把买方市场的优势转化为医院的利益而不是医院中某些管药的人员的利益。由此要注意清理整顿供货渠道，规范采购以及相关人员的权限，实行严格的岗位监督；2.通过市场体系改变药品供应小而全的格局，调整制剂室管理方式及经营模式；3.压缩库房，减少药品积压，实行日用消耗品(大输液)直接进病房的措施，减少了因药品过期失效引起的浪费；4.建立OTC药房，简化患者以及家属小病来医院购药的挂号、开方、划价、交费、取药的烦琐过程，也为将来医药分家积累经验；5.加强临床合理用药管理，治理药品处方回扣，制定各科基本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对每位医生用药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在文化对医疗的影响方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罗纪琼研究员以台湾地区的剖腹产为例，介绍了文化对医疗的影响。
会上关于农村卫生保健的报告共有三篇，分别论述了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职工医疗保健现状以及农村医疗保健模式选择的制度等问题。
北大公卫学院宋文质教授作了《乡镇企业职工医疗保健现状研究》的报告。宋教授首先提出了乡镇工业企业职工健康问题的紧迫性(1996年，工伤发生率8.3%，在从事有毒有害工种的职工中确诊的职业病患病率为4.36%，可疑职业病患病率为11.3%)，进而指出乡镇企业对职工的医疗保障情况不尽如人意。最后宋教授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对于这一部分介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如何解决？那些把有毒有害工业引入乡镇的国外企业应该对中国工人的健康负什么样的责任?到沿海地区打工的人群由于打工时造成的健康损害应该由谁来负责?对这一部分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如何解决?
与会专家提出乡镇企业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以后乡镇企业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单独研究乡镇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意义不大，可以把它合到农村医疗保障问题中来。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值得研究。
CAHP农村卫生改革课题组就《乡镇卫生院发展模式》汇报了前期调研结果，王健博士介绍了乡镇卫生院的基本情况，指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的流动性低和素质差、以药养医的现象普遍存在以及重复建设的问题，造成乡镇卫生院卫生服务价格高、效率低的状况。其原因从文献上来看有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药品市场混乱、乡镇卫生院人员没有畅通的退出机制以及补偿机制不合理等。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政府的补贴应该补哪些领域，是补贴医疗部分还是公共卫生部分，2.政府如何管理医疗行业的寡头，3.营利性医疗机构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市场定位问题。
吴明教授作了《中国农村医疗保健模式选择的制度分析》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90年代合作医疗的特点是：1.筹资多渠道，一般是以农民为主、集体和国家为辅；2.合作医疗在内容上吸收现代保险的理论与技术；3.合作医疗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形式。合作医疗目前还存在着“两低一高”(参合率低、覆盖面低、筹资难度高)的问题，其原因有五个：经济原因、农民的认识水平、农村医疗服务提供的程度和质量、政府的重视程度、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合作程度。吴明教授认为影响合作医疗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1.环境因素：经济体制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通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转变使合作医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村费改税政策的实施和药品体制改革都影响到了合作医疗的开展；2.经济因素：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社会具体的经济形式和发展模式，具体到农村来说就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形式对合作医疗的开展也有影响。但是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因素却不是绝对因素，其他如我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核心，实行的是一种家庭保障或家族保障。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在我国占有稳固的地位，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在一定阶段会被社会结构因素吸收和弱化；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也起到一种惯性作用，中国的家庭观念为不求外人，团体意识弱，重纵轻横的思维定势和血缘、地缘、情缘的伦理本位思想也制约了合作医疗的发展。
基于以上情况，吴教授提出农村合作医疗何去何从的问题。首先合作医疗模式的选择应该注重制度条件，目前的环境和合作医疗的模式不太相适应，而合作医疗改革偏重技术性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从合作医疗的性质上来说，合作医疗的发展需要合作经济或集体经济做支撑，目前其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
与会专家提出既然合作医疗与农村的现状不相适应，能否考虑让合作医疗淡出农村卫生保健领域而改由政府扶植供方，解决卫生人力问题或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以社区为单位为居民提供医疗福利。合作医疗遵循社区自愿的原则按照市场的方式开展。
最后，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卫生与政策管理研究中心(CAHP)常务副主任海闻教授作总结发言。海闻教授认为中国卫生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即将面对更加严峻的竞争与挑战，卫生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北京大学应发挥多学科优势，综合运用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知识与人才，真正为中国的卫生事业与改革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在北京大学卫生与政策管理研究中心已与中国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等多家机构与高等学府建立合作关系，中心还希望能广泛发挥中国卫生相关领域的知识和人才的作用，建立提供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平台，将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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