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取义精神和取义情结在我国儒家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也一直为各类文学作品所称道。在我国以悲剧著称的元杂剧里，《赵氏孤儿》中的这种取义情结颇具有代表性，更为作品蒙上一层悲剧色彩。本文以《赵氏孤儿》的取义情节为研究对象，进而深入分析和探讨当时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愤懑以及思想上的反抗。
關键词：取义；精神愤懑；思想；元杂剧
元杂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我国元代四大悲剧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评论到：“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离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其对《赵氏孤儿》的评论之高、评价之准确到现在仍为学界所认同。
目前《赵氏孤儿》存在两个版本，分别是《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明人编刊的《元曲选》、《古今名剧和选》。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全剧共有四折，只有曲词，没有科白；而在明刊本中，全剧共五折，曲词科白俱全，并且有一部分曲词与元刊本有所不同，其结局处理也截然不同。若从悲剧色彩来看，元刊本留下的悬而难解的复仇，并不能使悲剧消失或终止，反使悲剧体验在作品结束后仍然流淌，出现一系列崇高、恐惧、焦虑的体验，悲剧色彩更加浓厚。
本文着重于以《赵氏孤儿》为研究切口，探讨元代戏剧作品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精神内涵，因此选取元刊本为研究对象，而元、明两个版本的优劣不做比较分析。
一、元杂剧《赵氏孤儿》对历史原型的艺术处理
《赵氏孤儿》取材于历史上春秋时候赵氏族诛与赵武复立的故事，在《史记·赵世家》和《左传》中均有记载，细节上两者虽有不同，但程婴、公孙杵臼、韩阙存赵孤、复赵氏基本相似。《史记》里无论是程婴苦心孤诣、甘愿忍辱负重的保存赵氏孤儿，公孙杵臼为掩护赵孤和程婴慷慨赴死，还是韩阙信守承诺，复立赵氏，均极有感染力，足可称为千古佳话。对比发现，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史实基础上，有不少艺术加工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惜笔墨塑造屠岸贾的奸臣形象，赋予“存赵孤”这一传统的“重忠义”、“重恩仇”、“重然诺”的历史故事多了一层正义光辉，也赋予了韩阙、公孙杵臼、程婴等人舍身取义的正义性。在楔子里，屠岸贾就有害赵盾之心，多次行刺，原因也从原来的追究灵公之事，变成了争权夺利；后来杀尽赵氏满门后，对于公主的遗孤，也为了避免长大后前来报仇，要斩草除根；在孤儿被救走之后，为了找到赵氏孤儿，屠岸贾不惜牺牲全国的婴儿，“某已张挂榜文，限三日之内，不将孤儿出手，即将晋国内但是半岁以下，一月以上，都拘刷到我帅府中，尽行诛戮”。一个为了私利不择手段、阴险狠毒、残暴好杀的奸臣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形象塑造，将“存赵孤”等一系列的舍身取义行为从“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私恩升华成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忠义与奸佞的斗争。
二是庄姬、韩阙之死。在正史记载中，庄姬躲入宫中产下赵孤，由程婴带出宫外；韩阙在进言无效之后，闭门不出，成为十五年后存赵的关键人物。但在杂剧中，为了保存孤儿，不泄露秘密，也为了安程婴之心，二人双双选择自尽，舍身取义。
三是程婴以自己亲生儿子代替赵孤赴死。在《史记》中，程婴、公孙杵臼“谋取他人婴儿负之”以安屠岸贾之心。在杂剧中，将这一情节处理为程婴的亲生独子；并解释道“那屠岸贾为走了赵氏孤儿，普国内小的都拘刷将来，要伤害性命。老宰辅，我如今将赵氏孤儿偷藏在老宰辅根前，一者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二者要救晋国小儿之命”。这一情节的艺术处理和再创造，为程婴、公孙杵臼存赵孤的行为更添几分悲壮和悲剧色彩。
二、《赵氏孤儿》的取义情节及其悲剧色彩
与正史记载相比，元杂剧《赵氏孤儿》为了保存赵孤，庄姬、韩阙等人慷慨赴死，程婴也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献出，不仅悲剧色彩更加浓厚，而舍身取义的精神更是突出。
（一）庄姬之取义
夫妻情深的庄姬在丈夫死后，被囚禁于府上，为了保存赵氏孤儿，完成丈夫遗愿，夙兴夜寐，求救于程婴，但是因屠岸贾曾四处张贴榜文，“但有掩藏孤儿的，全家处斩，九族不留”，并且担忧救出孤儿之后，庄姬泄密。此时的庄姬一方面是要安程婴之心，另一方面也是心伤丈夫之痛，最终自缢身亡。
（二）韩阙之取义
韩阙的取义则与他人不同。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韩阙本是屠岸贾的门下客，也是屠岸贾的部下，受命把守公主府门，谋害赵氏孤儿。但韩阙与赵氏本无私人恩义，他只是心存正邪善恶之分。虽然受命搜拿孤儿，但他却十分痛恨屠岸贾的奸佞行为。在[油葫芦]里他唱到：“那一个藏孤儿的便不合将他隐，这一个杀孤儿的你可也心何忍。屠岸贾，你好狠也。有一日怒了亡苍，恼了下民，怎不怕沸腾腾万口争谈沦，天也显着个青脸儿不饶人”。这充分显示出韩阙心存正义，而又身不由己的现实与愤懑。后来在发现程婴携带赵氏孤儿后，两次放程婴离开又唤回，不仅将紧张气氛步步推进，也刻画出韩阙的复杂心理与挣扎。随后，面对程婴的怀疑，韩阙最终做下决断，表明心迹，“能可在我身儿上讨明白，怎肯向贼子行捱推问！猛拚着撞阶基图个自尽，便留不得香名万古闻，也好伴鉏麑共做忠魂”，随后自刎，可叹可敬。
（三）公孙杵臼之取义
公孙杵臼原是晋国中大夫，因年纪老迈，又见屠岸贾专权，遂急流勇退，在太平庄上隐居，但是隐居的他并没有不问世事，对屠岸贾的奸恶和灵公的昏聩多有不满，也为赵氏鸣不平。程婴走投无路之下找上门来，在得知程婴决议以自己的儿子代替，保存赵氏孤儿之后，公孙杵臼选择让程婴出首，牺牲自己和程婴之子，换得赵氏孤儿平安。身受酷刑之时，他与程婴一唱一和，为的是去掉屠岸贾的怀疑之心，保存真正的赵氏孤儿。面对程婴之子被杀，老公孙已心存死志，一边痛骂奸臣，一边嘱托程婴休要忘了报仇，随后撞阶自尽身亡。
（四）程婴之取义
庄姬、韩阙、公孙杵臼为了保存赵孤，皆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而程婴则是忍辱负重二十年，抚养赵孤，同时为了保全孤儿，将自己老来得到的独子舍弃，其中的牺牲与公孙杵臼、韩阙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剧虽未直接着重写程婴，但是从一些词句中也可以看出程婴舍身取义的壮烈之志。在屠岸贾杀程婴之子时，借公孙杵臼表明了程婴的悲痛，“见程婴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没来由割舍的亲生骨肉吃三刀”。与其他人的慷慨赴义相比，程婴也是抱有取义之心，而他做出的牺牲和忍辱负重更是可歌可泣。
无论是庄姬、韩阙、公孙杵臼的慷慨赴死，还是程婴的忍辱负重，都充分阐释了孟子“舍身取义”的思想观念。《赵氏孤儿》之所以能成为大悲剧，不仅在于它敷演了一个冤冤相报的悲剧性的历史故事，还在于通过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故事歌颂了英雄人物为正义而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构成全剧悲壮的基调，使其悲剧色彩更添了几分壮烈。
三、元杂剧的取义情结及其历史背景
（一）取义情结的精神内涵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量悲剧文学作品的涌现成为元杂剧的一大特色，也有特殊的文学价值。牺牲自我，捍卫正义和正道的精神历来为儒家思想所推崇。无论是孟子的“舍身而取义”的道德选择，还是屈原自沉汨罗江，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面对挑战，对抗邪恶，无惧无悔、不屈不挠，不惜以自身的消逝、肉体的毁灭捍卫道义的壮举，形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者是“士子”政治理想上的精神自觉。《赵氏孤儿》就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此外，《比干剖腹》、《豫让吞炭》、《介子推》等杂剧中都有为了道义不惧权贵和风险，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守正义的情节。舍身取义的文化精神从春秋战国时期就被广泛接受和推崇，但在戏剧文学作品中，集体性取义则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也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二）取义情结反映出的精神愤懑与思想反抗
我国的古典悲剧往往是通过戏剧反映社会矛盾，揭示现实黑暗。分析元杂剧的悲剧精神及其作品中的取义情结，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
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里，元朝统治常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颇为黑暗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尖锐对立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在统一全国后，并没有像后来的清朝那样积极融入汉文化，而是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将人民分为四等，实现严酷的民族压迫。二是元朝的政治统治十分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平民生活困苦。元朝统治者实行包税制，由色目人对底层平民剥削和压榨，徭役、税负十分沉重，导致底层人民反抗十分激烈。三是废除科举，对汉民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实行极端的压迫和歧视政策。汉人进身之路也随着科举制的废停而被堵死，儒人文士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这就是让人倍感屈辱、憋闷的元代现实。
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条件下，人们怎可能不怀念故国往昔、不怀念那些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壮烈殉国的英雄们、不痛恨那些陷害忠良、贻误国家的奸臣贼子，心中满是抑郁愤懑之情。不平则鸣，于是历史上的忠臣良将为正义为国家献身的悲壮故事就成为了创作素材。他们顺应时代要求，结合宋元易代的现实，以最为群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杂剧为形式，创作出既不会因直露而招祸又能蕴含丰富的历史现实内容、表达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较大的社会价值的悲剧作品来，于是就有了英雄悲剧的诞生。知识分子藉由文学作品对不畏强权、舍身取义的英雄人物进行讴歌，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统治的不满，也体现出元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愤懑。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元杂剧就是通过忠臣义士的自我牺牲，来激发人们心底的不满，又给人壮怀激烈之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如王国维所说，《赵氏孤儿》“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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