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和考订

计划：丛刊“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两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此皆拟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将更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他还说：“这将是古往今来的一部最大的我国传统戏曲作品的结集”。（见吴晓铃《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序》）

郑振铎是文学史家和版本学家，深知研究者搜集资料的不易，也深知抢救不断流失的戏曲古本的迫切，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曾经以个人之力，谋求印制元、明、清戏曲的珍本，期望这样的本子能够“化身千百”（《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成为研究者唾手可得的研究资料。可惜的是，在仅凭个人财力自费、举贷影印了《西谛影印元明本散曲》、《新编南九宫词》、《清人杂剧初集》、《清人杂剧二集》、《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之后，已经是难以为继。

新中国的建立，给郑振铎先生带来了希望，觉得可以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功德无量的事业。所以从一九五二年起，开始着意寻找志同道合的戏曲行家和版本学家，着手成立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编委会成员有杜颖陶、傅惜华、吴晓铃、赵万里。郑振铎自己挂帅，选择了影印古籍首屈一指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付印《古本戏曲丛刊》第一集，半年后，限量发行的六百二十部影印本就问世了。这批书每一部都有编号，社科院文学所现存的一部编号是“545”。

由于郑振铎本人是一身二任（文化部副部长和文学研究所所长），成立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自然可以选择顶尖的戏曲版本专家，人员不限于文学研究所一家（杜颖陶、傅惜华、赵万里都不是文研所的人）。这个编委会在当时就成了一个“跨单位”的、似乎又是文化部和文研所双重辖下的一个很特别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另有所属单位，只是在做《古本戏曲丛刊》时在一起合作。

这个班子效率极高，第二、三、四集分别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刊出——以这样的速度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主要是因为早有准备的郑振铎先生是在诚心诚意地做这件事，同时也得力于其本人担任的职务，“现管”着这一块，而当时图书馆还没有不得了的控制权。当然，那时候学者们对待这类“保存古籍”的文化事业也还极为严肃认真。

《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原本计划收入清人作品，元杂剧并不在丛刊收集范围之内，但是在编辑过程中，大家发现元杂剧版本也很复杂，值得做一集，恰恰又赶上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关汉卿列为该年度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为了配合纪念活动，第四集就改印了元杂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一去不返，他行前为《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写下了序言，却未及亲见第四集出版。其后若干情形，吴晓铃先生有如下记述：

西谛先生逝后，何其芳兄（1912-1977）继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建言把《古本戏曲丛刊》的编印工作继续下去并且列为所的规划项目，由于西谛先生和杜颖陶先生已经故世，我们重新组织了编辑委员会，在傅惜华、赵斐云两先生和我以外，又增聘了阿英（钱杏邨）、赵景深（旭初）和周贻白（夷白）三位先生，共六位委员。中央文化部的齐振勋（燕铭）学长（1907-1978）曾经给予我们无量的关怀和无畏的支持……一九六一年计划把原定在四集出版的清初传奇纳入五集的时候，文学艺术界正在由于几个新编历史剧的出现，展开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激烈论争，振勋学长也参与了讨论，他建议把计划放在九集出版的清代内廷编演的历史大戏提前印行，为论争和创作供给文献和素材。于是我们又复改易初衷，匆促重定选目，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交由中华书局印行，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版了包括从敷衍商、周易代的《封神天榜》到宋代水泊英雄聚义的《忠义璇图》等十种历史传说的剧本一百二十四册。（见第九集序言）

这种在当时各个行业都遵循的积极配合政治运动的态度，到了“文革”之中，却让第九集的执行编委吴晓铃吃尽苦头，对于“厚古薄今”的《古本戏曲丛刊》，吴先生除了“低头认罪”、誓言“永不再犯”之外别无他法……这样，在“文革”前夕出版了第一、二、三、四和九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古本戏曲丛刊》都不再有人提起。

说这些，是为了说明原计划编入第四集的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传奇，何以变成了第五集，而且延宕至二十八年后的一九八六年方才出版的原因。

二

“文革”后的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又有继续《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计划，不过，最初编委会的五位成员，以及何其芳时代重组编委会新增的三位成员，先后有七位已经故去，吴晓铃先生成了原来编委会的“硕果仅存”；而此时文学所也已经进入许觉民（所长）和邓绍基（副所长）的时代，文学所便重新搭建了五个人（吴晓铃、邓绍基、刘世德、吕薇芬和我）的临时组合。除了吴晓铃先生之外，似乎其他人都没有正式的“名分”。

在这之前，邓绍基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丛刊编辑工作。当时我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留在文学所工作，没有挑选的理由，也知道这是戏曲古籍整理的大项目，参加了可以增长见识，让我参加也是看得上我。而且，合作者吕薇芬应该不错，于是就点头同意了。

吕薇芬是北大中文系五五级（60届）的毕业生（我是68届），我从一九八一年进入文学所开始，就和她以师兄弟相序了，因为我丈夫洪子诚是北大五六级的，这似乎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和她之间直呼其名。记得邓先生还让我叫她“吕老师”，吕薇芬说“我们早就已经‘哥们’了”。虽说她只是早我七年毕业，可当我进入文学所的时候，她已在所里耕耘了二十个年头。当时，她刚从民间室贾芝手下调到古代室研究元杂剧，我俩这就成了同行。她头脑清楚，记忆力不错，沉得住气，有涵养，会说话却从不抢话说……在我的心里，她是当得起我的老师。

参加之后，我慢慢知道了：李一氓和文学所对这个项目很重视。李一氓说要向全国的图书馆打招呼，凡是《古本戏曲丛刊》编辑用书要给予方便，一概不收钱——这显示了这个项目的独特和重要。过了不久我也明白了，虽说《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编辑工作的参加者是有五个人的“临时组合”，可吴晓铃、邓绍基、刘世德三位先生都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干活的也就是吕薇芬和我。就像前四集一样，干活的是北京的陈恩惠先生、郑云迥女士、周妙中女士、伊见思先生和上海的丁英桂先生。吴晓铃说他们是“寞寞地辛勤着，不求闻达，未为人知，然而永远也不会被我们忘记”（《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序》）。

《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首次编辑，是吴晓铃在周妙中大量访书的基础上完成的。吴晓铃将选定的一百余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传奇刊本和抄本汇齐之后，连同编目一起交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审阅之后全书退回要求返工：重新查书、比较版本、选择书品、配补缺页和漫漶不清的印页，同时要为这些刊本、抄本的作者、出版者、出版年代进行考订……在目录上要有标注。

当时，在影印古籍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全国首屈一指，他们的编辑中很有一些版本方面的内行（责编府宪展先生就是一个）。最初的本子距离他们的要求显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文学所二话没说就找了吕薇芬去干返工的活儿，吕薇芬觉得一个人势单力薄，就提出让我也参加。其实，我俩原本都是研究元杂剧的，两人都需要迅速“恶补”之后进入清初传奇的版本研究。吕薇芬身上的担子比我重，她得事先弄清楚我们要做的编辑、考订都包括些什么内容。而且，吴先生和邓、刘二位先生之间不怎么和谐，她得负责两面沟通；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情，都要请示、汇报两方面的领导……相比之下我就轻松多了——虽然我上面有四个领导，可是，直接面对的只有吕薇芬一个，她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社科院七楼的文学所分给我们一间屋子（759号）作工作室，除了每人一张桌子（抽屉里面放着工作用书、纸笔、资料、调查表）之外，屋里还放着四五只“战备箱”和一个木制书柜，用以保管原丛刊编委会存放在文学所的《古本戏曲丛刊》已刊各集样书若干套。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到全国各大图书馆去调查版本情况，填写吴晓铃先生制定的《〈古本戏曲丛刊〉作品调查表》。调查项目非常详细：书名、撰人、时代、藏家、书号、刻家、版面描写（书的长、宽几何，每页多少行，每行多少字，有无双行）、种数、卷数、出数、叶数（平装书的正反两页是线装书的一叶）、函册、序跋与批注情况、残缺与污损情况等等，都需要一一填写明白。最后两项“鉴定意见”和“备注”，就是吴晓铃先生的事了。

这一百余种书的每一种都可能有好几种刊本和抄本，分散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善本室，这些都要查到。因为丛刊的体例是“求全求备”（见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查书的工作量就很大。为此，我读研究生时的同学王永宽被借调过来参加查书工作，当时他已经从中宣部调回河南老家，在省社科院文学所任职。

我和吕薇芬是一个小组，负责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山东省各大图书馆善本室的查书工作。去外地图书馆出差我俩总是一起去。翻出当年的一沓子笔记，里面记录着我们去过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查阅过该馆的《笠翁传奇十种》、《墨憨斋新曲十种》、《念八翻传奇》、《芝龛记》、《旗亭记》等。去过广州的中山图书馆，查阅了《笠翁传奇十种》、《玉燕堂四种曲》、《西堂乐府》、《芝龛记》、《六如亭》……

在南京图书馆善本室，管理员很惊讶地问我们：“你们从哪里知道我们有这本书？”在上海图书馆善本室，我们查阅过上图所藏的孔传鋕“三软”中的《软羊脂》和《软邮筒》。吴先生著录的上图藏本是“抄本”，可是，我们在上图却看到了这两种传奇的稿本，当时的高兴之情真是难以言表！

“三软”之中的第三种《软锟铻》藏在济南山东省图书馆善本室，所以我们从上海坐火车去了山东。进入山东的第一站是曲阜，先到曲阜师院找到做宋代研究的刘乃昌先生，他帮我们安排好招待所，然后带我们去了学校图书馆善本室。下一站就是济南的山东省图书馆，查找并且商借孔传鋕的《软锟铻》。我们在善本室的卡片中找到了这个“民国抄本”，上面写着“吴晓铃先生断为海内孤本”。我们借出这本书，边看边讨论，此本虽然抄于民国时期，是否据孔传鋕稿本过录已不可考，但既经吴先生断为海内孤本，也就十分珍贵了。况且它的卷首与稿本《软羊脂》一样有“西峰樵人”题诗，署名“也是园叟”编词，也与稿本《软邮筒》所署相同，因此，这个民国抄本或许是从稿本系统而来亦未可知。孔传鋕的“三软”没有刊本传世，能够找到两种稿本和一种“海内孤本”的民国抄本，也算是幸事。

正在高兴的时候，山东省图书馆善本室告知：因为是“海内孤本”，要想复印此书，收费须加倍……李一氓要求图书馆“一概不收钱”的话，离开北京就不灵光了。济南是那次出差的最后一站，我俩已经囊中羞涩，原本计算够用的钱，一旦复印加倍收费就不够了。吕薇芬打扫了所有的公私款项，还差一点，最后她把我们从山东大学招待所租用的食堂碗筷换回了押金，才凑齐了复印这部民国抄本的费用。我们把复印到手的海内孤本小心翼翼地锁进箱子，就坐在大明湖边一个卖烤白薯摊子的小板凳上面，一边吃烤白薯充当午饭（已经没钱吃饭了），一边商量怎么回北京……

最后，我去找了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的吉常宏先生。吉先生原在北大中文系教古汉语，由于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能解决，不久前刚调回济南。我向他借了钱，可是火车票买不到，只好买了两张飞机票，坐上仅有三十几个座位的小飞机，一杯热茶都没有喝完就到了北京。两个星期后，同一时间、同一航班的小飞机居然在北京机场折断，听到这个消息，我俩相视无言，沉默了好一阵。

三

回到北京，我们开始坐下来撰写第五集的目录。目录内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所属朝代、作者姓名、刊刻年代、版本及册数，一百多种书的目录我俩整整写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我们做的是真正的考据和研究，比如：关于“书名”，各种书目会有不同的著录；关于“作者”，各种书目经常也是说法歧异；“作者所属朝代”当然也会有不同的说法；作者姓名、作品的写作和刊刻的年代都会说法不一……这些都需要一一排除辨证。

版本问题最麻烦，如果是刊本，是哪一朝何处的刊本？家刻还是坊刻？如果是抄本的话，是谁的抄本？是稿本？家抄本？旧抄本？传抄本？……都要尽力弄清楚。

为此，文本本身的印章、批点、序文、末识、题诗、题字、所署室名别号、书品、讳字等等，都有可能是依据和线索，而最棘手的是草书序文和印章。碰到难题，去请教所里以博学著称的曹道衡、沈玉成、陈毓罴诸位先生，他们有时也会一筹莫展。

选择版本的标准是“刊刻（或者抄写）早”、“书品好”。记忆中在选择版本的时候，碰到过的最有意思的情况是：一个传奇作品的两个半叶都是断版的拼接，读起来上下两块的文意总是连接不上，读来读去不得其解，最后吕薇芬突然发现——原来是两叶的断版上下段相互错接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即使在古籍整理的专著上都找不到的奇怪错误啊！找到了这个“答案”的当时，我们俩真是高兴至极，我们的处理是注明“断开重接”——这“断开重接”四个字看起来并不起眼，可是这四个字背后的甘苦只有我俩知道。

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一个传奇作品据北图藏本的序言可以断定一个刊刻时间，可是同一个作品的上图藏本竟然多出了一个序言，根据这个序言，刊刻时间可以被提前一个年号。

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一百多种传奇的版本考订过程中，这类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不少，可是因为当时出版社催得紧，我们也没有想到过要将填写的《<古本戏曲丛刊>作品调查表》和有关记录备份保存，所以手头并没有多少当年留下的资料。事到如今，即使是两人凑到一起，能够这样回忆清楚来龙去脉的也就寥寥无几了。此次翻检旧物，偶然发现有李渔的“传奇八种”中的《双锤记》、《偷甲记》调查表抄录，真是意外。想来是因为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完成之后，我们合写了《关于（通玄记>和<传奇八种>》的文章（刊于《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所以才会抄下调查表的内容，这样的不经意的残留品是抄写在调查表的背面，而今居然让我可以复原当初调查表的面目：

为了后来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传奇八种”，我们查阅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传奇十一种》、《传奇八种》，北大图书馆善本室藏《李笠翁十种曲》、《传奇八种》、《笠翁新乐府》（内封有“笠翁新三种传奇”字样）、《笠翁传奇五种》（函套标题为“范式五种传奇”），一共填写过四十五张调查表。

从康熙、雍正时代起直至近人王国维止，各家对于“传奇八种”作者的著录都不相同，相继出现了“李渔作”、“范希哲作”、“四愿居士作”、“龚司寇门客作”和“无名氏作”五种。对这个情况我们做了考订。我们认为，根据清初高奕的《新传奇品》、雍正初成书的《传奇汇考标目》记载的差异可以知道，在康、雍之际，传奇八种的作者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出现异说。我们根据清初以来成书的《新传奇品》、《传奇汇考》、《乐府考略》、《传奇汇考标目》、《笠阁批评旧戏目》、《重订曲海总目》、《曲海目》、《曲目新编》以及《曲海总目提要》、《今乐考证》、《曲录》等等曲目的著录的不同，觉得“李渔作”说、“范希哲作”说和“四愿居士作”说的支持证据都很薄弱，而倾向于“龚司寇门客作”说；但是我们的这个判断也缺少直接的证据。所以，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传奇八种》仍然署“佚名作”，留待后人研究考订。

后来影印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中的第十一函和第十二函中所收，就是我们选定的“佚名作”“传奇八种”。内封（扉叶的正面）上写着：“湖上李笠翁先生阅定 绣刻传奇八种 富贵仙 满床笏小江东 中庸解雁翎甲 小莱子合欢锤 双错锦”。印在书根上的戏目分别是：万全记、十醋记、补天记、双瑞记、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每一种在扉叶反面的书牌子上都有“据北京大学藏清康熙刊本影印”字样。

那两个月，我们都是早出晚归，整天待在文学所图书馆和七五九号的工作室里，面对着几百张《〈古本戏曲丛刊〉作品调查表》和两个人的查书笔记……两个月下来，我们整理了一份新的第五集目录，一百多种本子的书名、卷数、作者所属朝代、作者姓名、刊刻时代、版本、册数、品相等等都一一标注清楚。与当初被上海古籍出版社退回来的、吴先生所拟的目录相比，这份目录已经是面目全非。三位领导看过之后，都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之后是我们乘火车押书到了上海。责任编辑府宪展（这个学者型的编辑现在已是敦煌学专家）把我们从火车站接到古籍出版社。这一次我们选择的本子和编写的目录在出版社也顺利通过。

因为《古本戏曲丛刊》每一集都是以一万叶左右为限，所以，第五集最后只收入了顺、康、雍传奇八十五种，我们已经考订完毕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未收之目录》还有五十三种之多，这些未收入的目录，现在应该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那里。

《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于一九八六年出版，十二函一百二十册，线装，宣纸印制，蓝色的封套，很古雅。第一函第一册的书牌子上写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后来，文学所准备启动第六集的编辑工作。因为不怎么愉快的种种原因，吕薇芬和我都决心不再参加。我们交出了七五九号那间工作室，交出了属于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的《古本戏曲丛刊》一、二、三、四、九集样书和所有的工作用书、表格、资料、文具、钥匙，还有作为样本寄存在文学所的一大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初刻初刷本……

第六集编辑工作很长时间没有实质性进展，听说现在又要开始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