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第一本民族史——《羌族史》一书的撰写起因及背景，在《羌族史》成书的背后，既有胡鉴民、冯汉骥、葛维汉等中外专家杰出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又有徐中舒先生的支持和期盼，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羌学研究者的忧患责任意识。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建立催生了四川大禹学会，大禹学会成立十余年，对全球大禹文化资源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收集和研究，提出了禹羌文化的研究课题。而汶川大地震后，羌族地区灾后重建所激发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和发展机遇，极大地扩展了羌学研究的领域，有待学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羌族史》；羌学；灾后重建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2-0046-04
作者简介：冉光荣，男，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四川 成都610064
一、《羌族史》的撰写起因及背景
羌族史编写发端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人是当时四川民族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叫李峰铭。此人系川大中文系毕业，我们比较熟悉。某一天他把李绍明、周锡银跟我找在一起，在喝茶的过程中他就谈到这一构思。他提出这个问题，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云南，彝族史、傣族史都是名家在撰写而且行将出版，那么在四川，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有所表现。二是羌族为分布西南地区的羌语支民族之首，要研究这些民族，务必首先对羌族进行研究，从学术责任感来讲，我们也应该承担。对这个提议，作为《羌族简史》主要执笔人的李绍明先生最先响应，作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的周锡银表示了应有的慎重。至于我呢？想到的是，资料怎么办？文献资料，老实说，魏晋以前相对多一点，隋唐以后那就比较少了，能不能架构成篇；二，考古资料极其匮乏。西北的诸多考古遗址跟羌族的关系
也不是那么明朗；第三，现状资料调查也待充实。20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民族调查研究，以便确定这样一些民族的实际身份，以此在人大代表中安排相应名额。这次调查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今后也难有这么大的调查活动。那个时候我调查的凉山彝族。就羌族来讲，当时人口仅近十万，可以说是个古老而又比较弱势的民族，对它的关注是有限的。大概只有三、五个同志对其进行调查，最后形成的那份资料也显得有些单薄。怎么办呢？能不能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决定出外拜访求教。
我回到川大，向我当年读副博士研究生（即后来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徐中舒先生请教。刚刚一提出，这位老先生就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他是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他说，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羌在当时来讲已经是重要的方国。如北羌、马羌，而且这样一些方国，跟中央王朝殷商长期对垒，大量羌人被俘，甚至被残酷的作为祭祀的人牲。这个羌，应该是汉代的羌，魏晋的羌。至于岷江上游的羌，也是汉代羌的一个部分。所以从甲骨文之羌到现今的羌，它的那种内在联系是不可能否定的，这本身就是奇迹。所以他就积极鼓动要进行研究。
与此同时，徐先生还特别提到了，对于羌族研究，四川大学有一种传统的热情，或者叫做努力。他特别指出了胡鉴民先生。胡鉴民先生1922年到法国留学，攻读社会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到比利时、英国继续深造。回国以后，1931年到中央大学任教，1936年到川大教育系任教授。1937年到现在的茂县、理县进行考察。他因为是受到了在当时来讲是最高水准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系统培训，所以他在那里调查写出的羌民族信仰与行为论文，可以说是羌族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且这样一篇论文为羌族研究走向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的科学调查手段，更重要的是他的调查态度，保证他最终得到了那些极其隐秘的资料。简单的说，就是用人类是生理关系，来影响自然和动植物的生理关系。你要农作物获得生长，你人类自身的性活动、或者说叫繁殖活动就要充分，以此去影响、推进动植物的繁殖、增长。对于自然、上天亦复如此，所以求雨的前一夜，那夫妻的性生活就不可少。像这些东西呀，以及他们唱的歌，跳的舞，他都调查得很清楚，这让徐老非常敬佩。与此同时，他又提到了冯汉骥先生。冯汉骥先生1931年到哈佛大学学习，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37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四川来讲，他是现代考古的发端者，标志就是王建墓。他到羌族的萝卜寨虽然只进行了有限的工作，但带来的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考古技术。徐先生也提到闻宥先生的语言研究，及他的杰出贡献。所以，这就衬托出了岷江上游的民族研究，它的起点就非常高，是世界研究水平的一种体现。此外，徐先生表示要关注大批外国学者的介入。他们也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有些不能为人接受的观点，但是他们的介入本身就让这样一个学科在岷江上游能够得到存在和传播。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葛维汉，此人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他是学者，更是一个组织者。对于岷江上游的民族调查，实在是功不可没。这样一些调查研究，不仅带动了当时全川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产生与成长，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先生的谈话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就自己的心态而言，之所以敢介入羌族史的研究，不能不是这些直接授业老师的积极感召，内心里有一种应该把他们的这些业绩表现出来的愿望。
后来，我们又相继到北京、西北考察，得到的是三句话，几乎是一样的：第一，这本书的编写很有价值；第二，四川的学者责无旁贷；第三还是不大好搞，所以你们要去努力。经过多次讨论以后，我们觉得要尽快行动，还有一个当时那样的时代环境的考虑。你们想想1980年是个什么概念，改革开放才两年时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影响仍强，那阶级斗争又哪一天来临呢？所以必须抢在这个时候进行研究，还不是说要出什么成果，而是对这个机会要充分珍惜。何况我们的老师辈，还有同行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去搞这本书。当时也没得啥子课题，也没啥条件，反正出版社给你出版就属幸运了。何况周锡银是所长，他有经费能应付必要支出。四川民族研究所对四川民族研究的贡献非常大，可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四川民族研究的领军的就是四川民族研究所。
当然，这本书的写作，也有那个时候诸多的局限。比如说厚今薄古，就是近代要加重，古代要略。民族关系的处理，如汉羌民族关系、羌藏民族关系，还有羌府和羌语支的民族关系，尽量说得委婉一些，因为民族关系惹不起啊！还有羌族反抗斗争要加强，外国学者的见解基本上不予录用，因为实在是不便解释。所以，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原来的好多分量也把它勾掉了。
为撰写此书，周锡银和我在洛带供销社旅社、我还在汶川县武装部招待所度过一段时光。经过一番劳作，初稿出笼后，李峰铭大力张罗，印出征求意见稿。待基本成型后，取名《羌族史稿》，因为我们的老师、史学家吴天墀先生正在撰写的大作名《西夏史稿》，我辈必须学习。后出版社去掉“稿”字，徐先生写了序言，后又在人民日报撰一短文，勉励有加。
现在看来，《羌族史》篇幅有限，分量也不重。只不过这本书是全国民族史的第一本，美国国会图书馆马上就把它收藏陈列。我要说的意思是，《羌族史》这本书获得的一点荣誉，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能耐，只不过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需求罢了。李绍明还在世的时候，出版社也讲，你们重新再写，精力不够啦，还是就留待后人吧，好在后来羌族研究成果丰硕，新的《羌族通史》也问世了，令人非常欣慰。
二、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建立，以及禹羌文化的提出、大禹学会的活动。
汶川、理县、茂县三县在1958年的时候成立茂汶羌族自治县，1987年又取消了，合并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北川那个地方，很早就提出他们羌族的存在，并给四川民委写了报告，民委就派民研所组织人去考察。我们主要到的是现在北川的青片乡，就是靠近茂县的那个地方，驻扎尚武寨那里。这个民族识别问题很复杂，老实说，学术上也许不是太大问题，但在民族情感上不一定通得过。我们在北川调查，除了解语言、习俗外，主要问从哪里来的。他们绝大部分从茂县来的，跟那边还保持了亲属关系。粗步统计，大概28%。继之青片以外的很多乡，自称我们也是羌族，甚至平武有人提出我们亦是羌族。后来资料证明，并非是虚言。但正式材料报上去的时候，国务院相关部门表示不再审批自治县了，但北川县的领导、四川省的领导不断地往北京补充材料，陈述民望，最后于2003年7月同意成立自治县，而且声明是最后一个自治县。所以最后一个自治县是北川羌族自治县，这在羌族历史上应该是留下了重要一笔，也给羌族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由于在汶理茂都存在着不少关于大禹的遗迹、传说，北川也有很多。根据“禹生西羌”的历史记录，当地学者认为羌和大禹是一族的。对于羌，你的祖先是谁，那就是大禹。有了这么一种民族感情，他们再三提出对大禹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当时四川省委的老领导，像杨超、聂荣贵、韩邦彦等，他们本身是知识修养比较高的学者，更基于他们理论水准和政治敏锐，便提出对大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精神该怎么看待。为什么诸子百家对大禹都表示了特殊的尊重。孔子就说对禹“无间言” ，即对禹我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老实说，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像大禹这样获得人心，或者说人缘这么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当然，大禹也是历史箭垛式的人物，他是文明始祖，广大民众的追求、期望、理想都投射在他的身上，以致诸多的历史进步，都通过大禹的表现来完成。其中尤其赞颂他的治水壮举，这就是中国农业的重大发展。因为治水是原始农业的一个进步，通过沟渠灌溉来提高农产量。所以，这样一个大禹，这个历史人物最终成为了中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理想社会的生动象征，激励各族民众不断奋进的神圣榜样。他就是中华民族之魂。学习大禹精神、研究大禹精神、彰扬大禹精神，在现实和未来都是极为必要的。经过长期筹划，1991年11月在北川成立了四川大禹学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研究大禹的学会，时至今日，还在积极运作。
大禹学会活动到一段时间后，本土的学者又提出了一个禹羌文化的概念。禹，就是大禹，羌，就是羌族。这些学者有这样一个理论勇气，是应当充分赞誉的，所以大禹学会又大力倡导禹羌文化的研究。从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建立，到大禹学会的产生，以及禹羌文化的提出，这是羌族研究一种广度、深度的展现。
大禹学会存在至今，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一是对于全球大禹的资源、尤其是其子孙作了一个广泛的动员。对全国姒姓、夏姓、禹姓等邀请参加活动。与此同时，也对韩国、东南亚及台湾地区等地的大禹后裔做了不少工作，力图把大禹的子孙作为今后宣扬大禹精神的一个最稳定、最基干的力量。二是把全国存在大禹遗迹的地区和研究单位串联起来，河南的、山西的、浙江的、安徽的等，这些地方对研究大禹的积极性非常高，紧密组合起来，目的就是一个：怎么样弘扬大禹精神。这对于解决当前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复杂矛盾，可能会起到一个良好的教化作用。这是羌族研究一个新方面的开拓。
三、羌族地区灾后重建问题
羌族地区灾后重建问题是羌族研究的一个更新鲜的、更有价值的课题，它带来是羌族研究范畴的一个更加关阔的拓展，多学科进一步的交汇，尤其是一些富有理论性、实用性的新思考。例如灾后重建中，在四川大学宗教所和西南大学宗教所共同组织的调研中发现，灾民对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情感有所上升。因为人生在世，最纠结的就是生死问题，人死后到哪里去了，佛教作出了回答，提出轮回之说，就是通过轮回又获得新的人生。在灾区，人心中最悲痛的是什么？是对遇难亲人的牵挂。要想安慰他们、帮助他们，怎么办？佛教说了，祭奠死者，让其能够尽快超度。这种心理状态必须加以认真的看待。老实说，饥饿的时候，一包方便面就解决了，然而心理的痛楚怎么办？这就导致了我们对宗教要持更客观的看法。
根据最新的自然科学研究，信仰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一定的环境中未必不能突破和物质之间的界限。例如当你感到疼痛而你又虔诚地信仰上帝、信仰天神的时候，体内分泌出某种东西，叫做内啡肽，能够产生缓减疼痛的作用。这说明两者之间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认可这一点的话，那么信仰的力量在某种条件下是无可替代的。
灾后重建的很多问题，我觉得还研究不够。例如，灾后重建带来的不仅是羌族灾区更迅速的恢复，获得跨越式的发展，还带来了参与建设者自身认识的提高，就是参与建设的这些单位，他们把自然工程、技术工程看成一种社会工程，就是要关注房子的物质建设，更要关注房子主人的具体情况，表现充分的人文关怀。这样一种感悟，当是企业文化的一个大幅上升。
最后，灾后重建对口支援带来的一系列新思考。比如，城镇化怎么建设，新农村怎么建设。进一步说，通过对口援建，如何促进中国东西部间关系的协调，如何让这样一种东部对西部的短期单方面援助，变化为一种市场经济支配的持续的双赢交流。西部地区的开发，如果在东部没有一个市场范畴的话，将永远无法向纵深发展。现实的对口支援已经打开了研究的大门。换句话说，灾后重建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课题，更广的研究领域，而且责任感更艰巨，时代性也更强。比之我们当年写羌族史，现在的机遇在层次上高了很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积极的投入，并祝你们获得成功。
收稿日期：2015-01-28 责任编辑：许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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