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党与社会关系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与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不断深刻认识和调整党与社会关系的90年。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正确处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与社会；党的领导；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5—0014—07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它深刻地影响着政党的生存发展，决定着政党活动的成败。9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党，发展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党。从打碎一个旧世界到建设一个新世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加快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寻求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实现形式，提高对社会领导的科学化水平。
一、政党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指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这种定义侧重于政党的政治意义。毛泽东曾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1］(P335)这里就揭示了政党的政治社会意义。政党本质上是来源于社会并试图掌握和控制国家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政党与社会密不可分、相互依存。
（一）政党对社会的回应
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心环节起作用，是由它的基本功能决定的。而这些功能往往是其他经济社会组织所无法替代的。这些基本功能的定位，实际上是政党来源于社会而又引导社会发展的衍生过程所决定的，是政党对社会的回应。
一般来说，政党具有四个基本功能：一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利益表达是指政党把其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表达、反映出来的过程。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政党必须与它所代表的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保证对民众愿望变化的敏感性，并始终体现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利益综合就是指政党把它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策主张。利用这种主张对政府运作施加影响，或在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在政府运作过程中贯彻这种主张，是政党政治的典型特点。二是社会整合功能。整合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个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集合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2］(P175)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共同体，要想保持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政治体系源源不断地获取政治资源和始终保证有效地控制冲突的程度和范围，都离不开发挥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三是政治录用功能。政党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把社会上的精英按照他们的能力和价值观念吸收到党内，储存起来，以便执政时把他们安排到政府中，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与此同时，政党把能够体现本政党意图的积极分子推荐给民众，由民众通过投票或协商的方式把他们放到权力机关中去。四是政治社会化功能。政党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社会整合等功能的发挥，是政党与民众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尽管有自己的利益，但民众并不能意识到这种利益，或者不懂得怎么样去维护这种利益。政党就有责任通过教育机构、舆论宣传阵地，有目的地灌输政治价值观，通过政治议题的设计训练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水平。
政党对社会的回应，就是充分发挥这些功能。如果政党无法发挥这些功能，或者有意无意地丧失这些功能，社会和民众就会转而寻求其他政治力量或社会组织来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政党就会脱离社会而成为一个凌驾在社会之上的政治组织，这个政治组织就会丧失长期存在的生命力。大量案例表明，政党的兴衰存亡，与其功能丧失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有着74年长期执政经历的前苏联共产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就是因为他们把政党的这些功能仅停留在空洞的理论说教上，而没有落实到政党的执政具体过程中。
（二）社会对政党的认同
政党是否实现其功能，是政党赢得社会认同的逻辑前提。社会的主动参与，是对政党高度认同的表现形式。社会和民众越愿意听从政党的召唤，说明社会和民众对政党认同程度越高，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就越和谐。
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社会对政党的认同，表现为社会和民众主动参与政党设置的各种政治议题。社会主动参与政党活动的方式有：一是参与政党的决策过程。政党决策是政党履行综合和表达民众利益功能的体现。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和民众通过参加提出建议、参加听证、政治协商等方式，提出自己对政党政策的意见和态度。这种渠道越畅通，社会对政党的依赖和认同就强烈。二是响应政党的社会动员。政党的政治追求和目标的如期实现，离不开面向社会的动员。当社会和民众认为政党的政治追求和目标设定，能够满足自身的利益追求时，就会积极响应政党的社会动员，并想方设法参与到政党组织的活动中。三是接受政党的价值灌输。价值灌输是组织增强自身凝聚力所采取的手段。价值灌输的成效，既与价值灌输的内容有关，也与价值灌输的方式相联。社会是一个复杂利益的综合体，价值灌输的实效性和大众化，决定社会和民众参与的程度。四是服从政党的政治领导。政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向社会提供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一揽子方案。社会服从政党的政治领导，取决于政党的这些方案是否科学、合理。
社会主动参与政党的活动，是判断政党认同的试金石。一个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党，总会绞尽脑汁地创造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业的途径和渠道，牢牢地把社会控制在政党自己设定的政治游戏规则中，以实现政党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政党往往会高举民主的大旗，以吸引民众的积极主动参与，强化政党通向政治权力宝座和长期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政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和背叛群众。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一再表明，政党的命运最终都是掌握在社会和民众手中的。所谓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政党寻求社会认同的理想状态和价值准则。
（三）政党与社会的互动
在政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可以从革命党与执政党、在野党与执政党两种类型比较中得出带有一般性的结论。
先看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大多是以革命党的面目出现，以推翻原有政权或争取民族独立为己任。以斗争为手段的革命党，要想取得政权，必须扎根社会，回应社会关切，理顺社会关系，制定社会政策，通过政党自身言行一致的品格，以言传身教打动民众，打碎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同和民众的支持。因而，革命党在履行政党功能时会不遗余力，随时与社会“同呼吸同命运”。但是革命党一旦获得执政地位，特别是长期执政后，政党就会热衷于迷恋强大的国家机器，存在疏远社会的可能。因而，执政党最大的考验，便是能否继续履行政党功能，继续争取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执政党脱离社会的危险，往往把自己推向社会的对立面，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被迫让出权力的宝座。
再看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区别。发达国家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产生了轮流坐庄的政党体制，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都必须发挥政党的功能，以赢得社会和民众手中的选票。两者的最大差异是，在野党作为反体制政党，“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社会矛盾来制造对执政党不利的局面，以便取而代之”，［3］(P232)因而往往体现为“冲突的力量”。它们在批评执政党的政策和施政行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替选方案，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而执政党则往往更体现“整合的工具”。因为，执政党所掌握的是公共权力，属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和个人所有，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尽管如此，在野党和执政党在处理与社会关系时还是达成一个默契：无论哪个党处于执政位置，它们总是在巩固强大国家利益的前提条件下，不断完善社会政策，改进社会服务，扩大社会参与，从而形成了国家、社会、政党三者既监督制约又联动发展的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历程
90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动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党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一）党与社会的命运共同体形成时期
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社会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在审视中国社会，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决定扎根中国社会，逐步提出一套改造中国旧社会的纲领，并通过自身建设，运用政党的基本功能，探索出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办法，开始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在近代中国，谁能够领导人民，将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结束黑暗的旧的社会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戴。”［4］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承担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5］(P1316-1317)中国共产党人从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开始，通过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反复向民众说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用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长期的革命实践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而这三大法宝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凝聚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建国前的解放区土改是在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背景下进行的，除了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经济目标之外，更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为满足战争之需，共产党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借助诉苦、算账等手段，激发起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国民党的仇恨，使之成为党的强大支持力量；又须借助土地再分配所换来的政治合法性，从乡村社会汲取大量经济资源（公粮、田赋等）和人力资源（征兵、战勤等），为争取战争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6］中国共产党通过权力再分配的手段，将传统精英的土地、财产无偿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只有帮助共产党打赢战争，才能长期拥有刚刚得到的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这就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土地改革是在空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以暴力斗争的方式完成的，传统精英不仅财产被剥夺，而且其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人格尊严乃至生命安全都不复存在。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被推到了无法缓解的地步。农民没有了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一旦共产党在战场上失利，农民失去的将不仅是那些分来的斗争果实，还会面临传统精英的严厉报复，想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亦不可得。这就在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成为凝聚底层社会和瓦解国民党政府上层社会的旗帜。无论是早期苏维埃政权建设，还是延安边区政府管理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向中国社会展现出一种新社会秩序和崭新气象。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引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村庄中的地主与战场上的国民党归置成一个统一体，战争的胜负决定着共产党和底层民众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战争动员这一国家意志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底层民众的意愿。用党内经常采用的说法，党和国家的各种意志转变成“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从而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
（二）党对社会的高度统合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作出的建立新社会秩序的政治承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必须通过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付诸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国家权力的要求，就很自然地转化为对党的领导的直接要求。党的领导一开始就全面直接介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进行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局面。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社会进行高度统合，党与社会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领导就处于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党的领导的强化，与巩固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的领导的强化，则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大跃进”之后中国现代化发展出现困难密切相关。“大跃进”是党领导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实践，但是由于指导思想失误，实践遇到了挫折，并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陷入困境。为了走出困境，党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为此，不断加强党对权力的集中和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领导，从而最终形成党的“一元化”领导。正是在这种“一元化”领导下，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格局最终形成。这种“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党通过自身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对国家、对社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从而把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之中。在这其中，相对独立的党的领导体系和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建立起的政、经、社一体的城市单位组织和农村的公社组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实，党对社会的高度统合，始于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不仅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领导力量，而且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组织基础。国家制度的建设与运行、国家事务的管理，都直接与党的组织、党的领导相连接、相适应；社会的改造与重构直接以党的组织力量和组织网络为资源，从而构建起以党的组织为网络的新的社会组织体系。这样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过程中，党的领导自然形成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基础。
然而，党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格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党功能的扭曲，进而产生党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一些地方党组织主要以上级指示精神和领导干部的意志作决策，决策背离地方实际和民众意愿，甚至搞腐败决策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地方延续过去的上级任免方式，造成干部任用脱离民意，民众满意信任的干部不一定走到领导岗位上，群众对不满意不信任的干部也无力罢免撤换，甚至用人风气的败坏直接导致民怨。与上述情况相联系，党在社会民众中的政治权威下降”。［7］
（三）党培育和支持社会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很快反映到社会组织发展上来。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呈现出空前增长的势头。进入90年代，中国正式认同了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改革目标。经济体制转型与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社团经历了几次清理整顿，数量增加，速度放慢，但是出现了不少的纯民间社团，服务于社区、致力于改进社会福利的社团数量稳步增加。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开始得到繁荣发展。
与党对社会组织认识的转变一样，党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堵到疏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党对社会组织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抑制或禁止其发展。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民间组织发展的新形势，1989年10月25日，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确立了中国社团进行双重管理的基本框架。1998年10月，国务院又对该条例进行了较大修改，同时还第一次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1996年7月和199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先后两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社会组织管理问题。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按照这些行政法规和文件精神，国务院颁布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逐步形成了对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主管登记，党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的“分级登记、双重管理”的体制。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党委政府还把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逐步走向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新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促使着中国社会由政社高度合一的管理模式向政社分工合作的治理模式转变，由一元化的管理模式向多元化的治理模式转变，由行政强制型管理模式向公共服务型治理模式转变。这一转变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而社会组织则是社会自我治理的重要主体，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实现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从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促进社会发展、创新社会管理和改进社会服务，不断探索党与社会的新型合作关系。
三、加强和改进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
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就是执政党有效主导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力量以及社会对这一力量的认同。以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为先导的公民社会，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社团革命”洪流。如何充分发挥政党的社会整合的功能，加强和改进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形成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就成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最终落脚点。
（一）凭借国家管理社会
社会组织的发展意味着权力主体的多元化。美国学者朱莉•费希尔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后认为，政府与民间组织通过推动、合作、交流等形式实现自上而下的分权，使权力主体出现多元化。［8］(P145)政府逐步把过去属于政府、而现在由其他非权力主体来行使更合适的权力还给民众，执政党也相应地把属于政府的权力归还给政府。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会大大加重权力被分解、被限制、被监督带来的失落感。对于曾经有过“一元化领导”经历的执政党来说，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党与国家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是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在社会组织自身日益网络化的今天，单纯依靠在社会组织建党的方式，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的领导是不够的。党对社会的领导，除了通过在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和党员发挥自身作用外，还要善于通过国家意志即公共权力对社会组织施加有效的影响力。如果执政党处理不好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超越或凌驾在国家权力之上，就很可能打乱权力运行规则，社会秩序的紊乱和政治发展的倒退即刻会引起民众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质疑。这就要求以国家权力的意志（法治）规范引导监督社会组织的发展。执政党要通过国家立法确保社会组织必须依法设立、依法运作、依法接受监督。当前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建立全国统一归口的登记管理制度与相关法律体系，确保社会组织社会准入的安全性。二是建立社会组织组织法和公益自助组织促进法，保证社会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管理体现自主性、服务性、公益性、独立性和非营利性，与企业组织进行严格的区分。三是建立统一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和统一的执法队伍，杜绝多头管理、重复管理和管理盲点。
创新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并不是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要从社会组织中整体退出来，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体现不出党的领导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社会资本得不到有效利用，又会使党的领导方式的创新失去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党的执政方式又与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密不可分。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要增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必须建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领导体制。针对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考虑形成一种“多头推进，集中管理”的体制框架。“多头推进”，即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确实需要齐抓共管，因为单纯依靠任何一个方面的力量都是不够的，应当各方协调，共同推进；“集中管理”，即将多方面“综合管理”的方式转变为由地方行政部门集中管理的方式，从而在属地管理的轨道中形成管理的“核心”。
（二）凭借社会强化国家
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在于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和强大的社会基础。社会资源和社会基础始终是共产党掌控国家的“看不见的手”。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共产党，一方面从对社会网络的引导吸取原始动力，另一方面从社会民众的支持中获得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亨廷顿认为：（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在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的，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9］(P7)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本身就是以民主化的机制加强国家制度建设，这应当成为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
社会组织的发展意味着进一步的民主化。对于社会组织与民主化的关系，达尔认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的民主制中是如此。一旦民主的过程在诸如民族国家这样大的范围内被运用，那么自主的社会组织必定会出现。而且，这种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需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10］(P1)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政党只是民众利益的代表，是受民众委托掌握权力的政治工具。计划经济条件下，统一的社会计划需要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计划执行系统，需要整个社会协调一致，从而排斥几乎所有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适应这套体制的党的领导方式，基本上是行政命令式的，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党指挥一切，包办一切。这种领导方式的突出特点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这种代替和包办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组织的民主化诉求显然不对称。正确处理党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要在履行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社会吸纳和政治教化方面下足工夫，真正做到“人民的事情人民办、办好事情为人民”。
任何民主都是建立在规则秩序和强大国家制度基础上的，党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必须善于以此强化国家能力建设，确保执政效能的优化。美国著名学者萨拉蒙认为，社会组织在现代福利国家危机、发展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主义危机中应运而生。［11］(249-251)社会组织的发展唤起私人与国家的合作意识，激发了民间力量参与国家建设的自觉性，国家与社会由此形成和谐共存、合作互补的新格局。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与执政党充分发挥政党功能形成相互呼应、协同发展。
（三）党要善于发挥功能作用
党的领导是党的执政的实现形式和具体表现。党对社会的领导，就是党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对社会进行组织、动员、整治，实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体制化的手段和运作过程。加强党对社会的领导，关键要明确党组织的功能定位。通过发挥自身功能作用，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从而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治理无效所造成的社会断裂。
根据共产党建设的基本规律，结合社会组织的特点，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功能应包含：一是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的政治方向。通过做好所在组织的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和确保在日常活动中特别是关键时刻和突发事件中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遵纪守法的轨道。二是服务或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党组织需发挥党性强、政策熟、素质高的优势，帮助所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理，善于运用政策和党组织成员的核心、骨干作用，争取资源，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及成员依法从事章程规定的活动和支持运作，促进内部的交流和整合。三是传输和反馈社情民意信息。党组织善于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组织出现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或出现隐含重大政治图谋、试图引致突发事件时，承担起监控和预警功能。四是管理和教育党员发挥模范作用。通过党员自身的职业操守、工作业绩、人格魅力影响其他成员，以赢得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社会组织中的基层党组织要真正发挥其预先设定的功能，又取决于制度安排能否保证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能否真正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能否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必须寻找适合社会组织特点的工作方式。其一，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尊重社会组织独立开展工作的权力，不能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不能把形式主义强加于人，不能凌驾于社会组织之上，更不能使社会组织机关化和行政化。一旦在社会组织照搬“一元化”领导方式，就会遭到社会组织的反感甚至抵制。否则，即使成立了党组织，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摆设。其二，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非权力性影响力来获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和尊重。这些非权力影响力主要包括：党组织和党员的廉洁自律、公道正派、不谋私利；良好的公共道德水平和基本的社会良知；健康的行为心理和完整的人格魅力。［12］其三，必须采用加强协调、注重疏导等方式整合群众利益，从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民主协商手段等多种方式转变，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注释：①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系由台湾学者陈永发提出，他指出，共产党发动贫苦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一方面满足自己对战争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施恩泽于贫苦农民，造成贫苦农民和地主富农的势不两立，而不得不和中共结成“命运共同体”。参见其著《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大陆杂志》，1996年1-3期油印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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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海波］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ety
YIN Deci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zhouCommittee of CPC,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70)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and society is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in party politics. That relationship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missions of the party. The 90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90 years of continuous comprehens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three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rty’s long-term governance,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Party society relationship and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society is a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tyle of leadership.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and society; the Party’s leadership; histo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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