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六大理论支柱

[摘 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出已经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改革理论。其中包括六大理论支柱：改革目标论、改革动力论、改革主体论、改革条件论、改革保障论和改革方法论，亦称中国改革六论。中国改革六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要论述的概括和提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改革理论。

[关键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改革六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41-06

恩格斯有句名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P603回顾和总结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理论是从改革开放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指导改革开放，从而形成了中国改革理论。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改革开放实践中带有共性、规律性的问题。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和经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改革理论所包含的改革目标论、改革动力论、改革主体论、改革条件论、改革保障论、改革方法论等六大理论支柱，亦称中国改革六论，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我们要加以领会和把握，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改革目标论

中国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是有明确目标的。因为只有目标明确，才能确定奋斗的方向，才能走好前进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论述改革目标先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符合思想进程和历史进程相统一规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首先认识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然后才提出并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的改革目标。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和论述也有一个过程，起初是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束缚商品生产的经济体制和机制，一直到了党的十四大才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提上议程，党的十三大制定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此后，我们还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目标、科技体制改革目标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由两句话组成的有机整体，不能割裂开来，不能只讲其中一句，而不讲另一句。前一句话“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规定了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中国特色制度模式选择的根本方向。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正如习近平指出：“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2]P18中国是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后一句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了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内涵和这个制度模式形成的必经路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在内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意义重大，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逝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在认识上有新的进展，在实践中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实现这个总目标我们才走了前半程即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只有走完后半程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明确了改革总目标，我们就明确了什么该改、能改，什么不该改、不能改。正如习近平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標为根本尺度。”[3]P2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并且指出要在这个总目标统领下进一步明确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至此，我们党己经形成了完整的改革目标论。

二、改革动力论

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存在不存在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一度认识不清，在实践中并没有解决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否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基础上鲜明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P370邓小平还认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实际上回答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江泽民和胡锦涛对此也有重要论述。江泽民指出：改革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5]P461。胡锦涛多次论述了“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6]P62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论述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他指出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指出：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中国将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使改革动力论的内涵更加丰富。

三、改革主体论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依靠力量，要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并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路线既是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又是工作方法。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就指出：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邓小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经验后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7]P30邓小平还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的根本标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新的进军号，这次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会指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上的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会制定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遵循的6条基本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第一条基本原则。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高涨，充分显示了13亿多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当然，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在当代中国，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支人数众多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特殊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社会阶层人士，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是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

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他还指出：“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3]P18

四、改革条件论

要顺利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并取得成功需要具备特定的社会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安定团结。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8]P204因此，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既是我国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條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根本前提。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没有安定团结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是不能成功的。这是我们总结国内外改革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对此，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大量深刻的论述。他在1980年初就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他还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4]P284邓小平在总结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后说，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江泽民也指出：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胡锦涛用“十个结合”来总结和概括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基本经验，其中就有“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这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安定团结的本质就是和谐，安定团结既是增进团结、凝聚力量的重要保障，又是顺利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全面深化改革，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并举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尤为重要。”[2]P3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作为今后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经验。

因此，我们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这三者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改革条件论是中国改革的又一理论支柱。

五、改革保障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对此，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加以认识和分析。首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农业和科技基础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方兴未艾。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峻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困难中重新奋起。这时期国内外形势发展表明：中国正处在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摆在中国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是仍然按照“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办，即走老路;二是全盘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和成就，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搬到中国来，即走邪路;三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即走新路。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其次，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正确的性质和方向。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基础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改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结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做过，前人也没有干过。因此，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行。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好这场不断探索的改革开放，因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正确的性质和方向，才能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既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又要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是从改革的重要性、艰巨性和改革引起深刻变革的意义上讲的。同时，我们党还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决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习近平就是把这两句话有机结合起来论述改革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论断，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再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领导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昭示我们：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才能制定出我国改革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成果。

坚持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还可以从党风和党的执政能力上来认识。从党风上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对党、国家和民族尤其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从党的执政能力上看，干部队伍素质从总体上是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的。但是，与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相比，领导干部的本领还有不适应的一面。特别是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如果不抓紧增强本领，久而久之，就难以胜任领导改革开放。党的十九大提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并且明确提出全党干部要全面增强8种执政本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根本保障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9]P34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用“九个必须”全面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习近平还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改革保障论。

六、改革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怎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理论，是人们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时采用的方式、方法。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作出了改革开放决策，具备了改革必需的社会条件等，这并不等于改革开放一定成功。因为改革方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改革方法是极为重要的。正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0]P139因此，新时代新起点要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如渐进式的改革方法、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理论和改革探索良性互动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論。这些既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科学方法。

黨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改革方法论作了精辟阐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改革方法论。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他还指出：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

习近平论述并总结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方法。他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习近平还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上肯定了改革中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复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同时，又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动，什么也不改，那样就是僵化、封闭、保守。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2]P35这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它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习近平重申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要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高度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四个重要关系即“四个坚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因此，改革方法论既是40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又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这样的名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1]P544、“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2]P11。“中国改革六论”是适应时代和国情党情变化需要，总结中国40年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重要论述的概括和提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改革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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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