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摘要：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主体一过程一制度一技术一价值”五个维度都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具有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尊重首创精神相统一、挖掘转化传统优秀治理资源与引领性创新相结合、坚持地域特色与异地推广同频共振的鲜明特征。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促进“枫桥文化”生成与发展，为域外基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枫桥经验”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DOI：10.16224/j.cnki.cn33-1343/d.2019.03.008

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要求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如何在这一大背景下将中央的顶层设计落实到基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产生并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创造出了一整套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方法和有益实践，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典型样本。基于此，充分挖掘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阐明其蕴含的时代价值，这对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的优越性，为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基层社会治理“中国模式”、分享“中国经验”、借鉴“中国智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地位

“枫桥经验”沿循着“社会管制一社会管理一社会治理”的次序迭演而步人新时代，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而逐渐转型升级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典型。作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典型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围绕“主体一过程一制度一技术一价值”五个维度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经典样本。

1.主体层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主体结构。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基于国家主义的“强国家一弱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强调作为主体的政府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的命令与控制，形成了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西方国家则奉行基于自由主义的“强社会一弱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治功能。这两种治理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但是由于其均将政府与社会作了非此即彼的理论预设而忽略了“政社合作共治”的向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治理失灵”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是在克服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弊端，防止遁人西方国家“强社会一弱国家”治理模式的陷阱，从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寻找的适应当代国情的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良方，其正确的路径是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实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种正在进行现代化努力的制度与范式必须囊括将现代化造就的各方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魄力与方法”。从治理主体增量层面分析，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既要打破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单一主体大包大揽的社会管理模式，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道路、制度、文化的优势，又要有效防止和避免简单移植、克隆西方国家“强社会一弱国家”治理模式所可能导致的颠覆性错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强社会一强国家”新的关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关系，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从主体关系结构层面分析，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了政府为主导“中心一边缘”结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不仅是治理主体的增量，还是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准确界定党委、政府、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结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确立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各级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中负责引领、组织、协调的职责，发挥其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处于协同地位，是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冲突、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是打造共建共治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其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多元主体结构，实现由政府一元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正确处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主体结构，发挥其合作共治的整体功能，治理成效明显。这些新经验包括：（1）坚持党建引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建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优势，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坚持社会组织发展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实践中，诸暨市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实施“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发展引领、服务引领”的“五大引领”工程，如实施村（社）各类组织向村党组织报告工作制度;开展“村村联盟”“村企联盟”“企企联盟”等区域化党建联盟建设，探索功能型党支部建设;强化基层治理全科网格建设，推行“1个党支部+1个网格+N个党小组”模式;探索建立村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探索党组织政治引领下的行政村（社区）“1+x”自治模式，等等。（2）政府主导治理。社会治理工作是一场浩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发挥着调控、管理和协调等主导作用。社会治理的好坏与政府的治理能力强弱关系密切。枫桥地区各级政府在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其组织动员城乡居民开展社区自治、鼓励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尝试对四类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管理制度、推行去行政化的“政社脱钩”等改革举措，在城乡社区治理、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基层综合执法、矛盾纠纷化解等领域涌现出许多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成功实践。（3）社会各方协同。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资源、整合自治资源以及组织动员共治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激发社会活力等方式推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因而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力量。近年来，枫桥地区探索公益创投项目打包给社会组织、拓展基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基层公共事务合作共治的新途径等方式，大力培育、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截止目前枫桥镇共有社会组织239家，其中镇级社会组织46家，村级社会组织193家。以志愿者组织为例，枫桥“义工”联合会、“红枫”义警协会、“一米阳光”志愿服务协会、“枫桥大妈”志愿队、“反家暴”协会等社会组织成为推进“平安枫桥”“法治枫桥”建设、组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4）公民参与治理。“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突出了公众参与。如通过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QQ群、乡镇微信公众号、村级微信交流群等多种信息化途径，推动“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从主体层面分析，“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强调“共”性，要求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主体层面通过结构性力量的整合，形成“治理共同体”，从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一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的典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