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国学教育现状与学科属性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方兴未艾，但由于存在实践先行、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所以造成国学的学科属性不明，这成为制约国学发展的瓶颈。许多高校开展的国学教育，虽然注重知识结构扩展和教育方法创新，但课程体系依然存在驳杂无中心态势。在国学的学科属性上，无需增设新的一级学科，国学属于历史视域中的研究对象，其应归属于中国历史学科。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受到更多关注，各高校应积极在中国历史学科基础上组建国学院，积极促进国学研究的开展和传播。

关键词：高校；国学；学科属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2010305

国学教育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上曾有过多次实践，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的国学教育实践稍显短暂的话，那么，当下的国学教育思潮与实践活动20多年来依然方兴未艾，并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谈到国学，喜欢怀旧的学者总是回溯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所取得的成就，怀念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并期望国学在当代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以赓续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传统。不过，当前高校开展的国学教育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身份认同。本文拟结合当下高校国学教育的实际，谈谈对国学和国学发展的看法。

一、“国学热”的出现和发展趋势

“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可被视为开风气之先的高校。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年该研究中心主编的《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以《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为题发表文章，充分肯定北京大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指出“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1]。北京大学设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其目的是为了发掘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北京大学利用学科优势研究和推广国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受到重视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北京大学不仅致力于国学的研究与大众普及工

作，还率先开办了文史哲实验班，推动了国学热和国学思潮的出现。

北京大学的文史哲实验班，创办于1994年，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但开办时间不长，2001年停办。在北京大学文史哲实验班停办之际，武汉大学则于2001年开设国学实验班。武汉大学的国学实验班由哲学学院、历史学院、文学学院、高级研究中心等联办，学生毕业颁发文学学士学位。根据该校的培养方案介绍，该班的创办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在教学模式上参酌中国古代书院和牛津、剑桥导师指导阅读及讨论的方法；在教材选用上力求直接采用原典原著；在考核方法上采用闭卷与课程论文写作相结合的形式；在师资来源上尽量扩大范围，邀请校内外、国内外名家作专题演讲。2010年3月，武汉大学又专门成立了国学院，由哲学系郭齐勇教授出任院长。

武汉大学虽然国学教育实践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并没有最早把国学作为一个院系独立出来，因此，在高校中，第一家建立国学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建立于2005年，学生最初来自学校的文、史、哲等院系，采取六年制本硕连读，根据情况毕业后可获得文学、历史、哲学中某一种学科的学位。在人才培养上，由于不存在国学的独立学科建制，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位授予上采取了灵活策略，这和武汉大学有所不同。武汉大学的国学实验班最早授予的是文学学士学位，后来改为授予文学、哲学、历史中某一种学位，而其国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则挂靠哲学学院，授予哲学学位，一校之内，学位授予并不统一，这也是由国学的学科属性不明所造成的。

由于增列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动议没有实现，所以各高校推广国学教育的步伐放缓，致使之后高校设立的国学院或研究中心倾向于是一种学术研究与普及机构，而非教学单位，或者仅仅涉及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截至目前，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国内重点大学。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基础上建立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更名于2000年，聘请文学、哲学、历史、考古等学科的教师担任导师，除了致力于国学的研究与普及外，还于2002年起招收博士生，旨在培养跨学科新型人才。2006年12月厦门大学复办国学研究院，学术研究计划注重国学的区域性研究。2007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即国学传播中心，创办了国学网，主要致力于国学的传播和交流。2008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国学研究院，该研究院是在中国古代史、汉语史、中国哲学、文献学等学科方向基础上整合而成的，由罗家祥教授出任院长，并于2012年获得国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出版有《华中国学》等专集。2009年11月，清华大学也建立了国学院，院长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出任，清华大学国学院从建立之日起，就定位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不是一个教学实体，从而避免了学位发放的难题。2012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武汉高校第三家国学院，由章开沅担任名誉院长，唐翼明出任院长。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4月

第32卷第2期李桂民：高校国学教育现状与学科属性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建立的国学院或国学研究中心，使得国学一时蔚为风潮。但由于对国学学科属性的认识不一，注定了国学发展的先天不足。虽然在国学学科属性等问题上存在广泛争议，但是，不管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力推国学专业学科化的做法，还是清华大学等高校把建立的国学院定位于研究机构而非教学单位的做法，抑或是有高校建立国学研究所或国学教育中心这样的虚体机构，承担全校性通识课和进行社会上国学培训活动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国学。尽管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办学模式没有在全国高校大规模复制，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对于国学的研究和传播，还会掀起新一轮热潮。

二、高校国学教育的现状

高校学科目录中没有国学专业，使得国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因此，当前的国学教育仍旧停留在探索阶段，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就把这种国学班分别称为国学实验班和古典实验班，举办者的谨慎态度可见一斑，而且相关高校的国学班规模较小，人数一般在30人以内，定位于精英教育。在这些国学机构中，真正涉及学位教育的并不多，涉及本科生教育的就更少，主要有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从有的高校国学专业开设的课程看，虽然声称力避课程的拼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文史哲课程驳杂无中心的状况，不过经过多年实践和对培养方案的修订，逐渐形成了脉络较为清晰的培养目标。武汉大学的国学实验班创办较早，根据该校培养方案，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国学通论、国学研究方法论、文献学及目录学、四书、老子及庄子、左传、诗经（附楚辞）、史记、《文选》选读、训诂学等，早期的课程比较驳杂，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书法等多学科课程，虽然有些课程是以专业选修课形式呈现，不必全部选修，但国学内容的驳杂可见一斑。后来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国学班制定的新培养方案对旧培养方案中过多的导读课程进行了削减，许多课程也做了调整，主干课程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国学通论、四书研读、诗经（附楚辞）研读、古代经学与经典注释学、文献研究方法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先秦哲学、宋元明清哲学、柏拉图《理想国》释义与研读、《圣经》研读、四部要籍概述、史学方法与社会理论、中国古代小说源流等，此外还有一些通识选修课程。[2]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国学通论、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左传》研读、《诗经》研读、《论语》研读、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孟子》研读、《老子》《庄子》研读、《楚辞》研读、《周易》研读、《史记》研读、《汉书》研读、《史通》研读、海外汉学研究、乐府诗研究、杜诗研究、宋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考古学通论、中国思想史研究、古代诗文写作、文献精读与论文写作、西方学术专题等等。需要提及的还有山东大学，山东大学有着注重文史哲的传统，文史哲研究院更名为儒学高等研究院，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特色，因此，山东大学的国学教育更加注重儒学，开设了尼山学堂古典实验班，学生从各院系中有志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人才中选拔，进行本硕连读培养。本科开设课程主要有中国传统文献《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四书》《说文解字》《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史通》《老子》《庄子》《墨子》《荀子》《世说新语》《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导读，希罗多德《历史》、《荷马史诗》、康德哲学三门西方原典的导读，还有文字学、 音韵学、训诂学、古希腊罗马史、当代世界儒学、前沿学术讲座等基础及前沿课程。另外，根据专家建议开设了诗词书画创作专题课。至于研究生阶段，必修课有周易研究、尚书研究、诗经研究、礼记研究、左传研究、文献学六门，外加选修课几十门，研究生根据兴趣选修2～3门课程即可毕业。[3]

从设立国学专业的高校设置的课程看，其课程主要集中于文史哲领域，同时开设了国学通论课程。课程学习注重研读式教学，在方法论上有所革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文史哲学科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狭窄的问题，但课程开设的学科意识不强，对于究竟哪些课程应该列入国学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把国学看成是一门交叉学科的学者，力图改变现行文史哲分割产生的弊端，但由于学界对国学范围的认识存在分歧，导致国学增列为一级学科的动议长期搁浅。可以看到，由于国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使国学的研究者不愿意把国学归就现有学科，开设国学专业的学校向学生颁发文学、哲学学位或根据学生发展在文史哲学科颁发相应学位，实质上是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

三、当代知识分子的国学情结与国学的学科属性

高等教育中的国学情结，不仅有着时代原因，更是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体现。当下的“国学热”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国学教育一样，都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出现的。今日谈国学，往往推崇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经的辉煌。在20世纪20～30年代建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等机构中，尤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影响最大，但存在时间仅有4年。清华大学等高校重建国学院，目的就在于通过恢复历史上的建制，重拾失落的国学传统，打造当代的国学重镇。但随着国学的发展，当下的国学也面临着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国学热”不仅表现在民间的国学传播活动上，更为重要的是国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需要引起思考的是，在现代学科制度建立以后，是增列新的学科，还是在现有学科建制内优化组合，进一步完善培养体系呢？在国学机构组建上，一般的做法是整合校内的文史哲师资，但由于受学科设置的影响，在学位授予上并无统一做法。

相关高校开设的国学专业之所以不太情愿在既有的文史哲领域选择学位，而力推国学成为一门时代感强的新兴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不满足于当前文史哲学科的既有地位。从目前国内大学的情况看，涉及学位授予的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在国学人才培养上，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培养方式兼顾传统与现代，武汉大学提出“根基经典，回归传统，面向现代”的培养思路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综合创新”的教育理念，表述上虽略有不同，但都注重文史哲交叉和经典的研读，在国学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上并无区别。在课程设置上，通过“精”“博”教育的有机结合，减少通论性质课程，加大原典研读课程比重，提高国学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般本科培养注重基础、知识结构浅层化的问题。尽管国学实践走在了理论系统建构之前，但其学科属性不容回避，在相关认识上还出现过激烈争论。

对于国学，学科属性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在于国学的内涵、外延不清。从历史上看，中国近代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建国后，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设立，该中心的学术年刊名为《国学研究》，主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也是把国学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学，近代许多著名学者都持如是观点，这也为学界所熟悉，如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所说：“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4]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5]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也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6]这些论述都把国学的范围界定得较广，是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代名词。

对于上述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广义上的国学，还应该存在狭义上的国学。近代一些学者的论述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培养模式都产生于现代学科建立之前，这种大而全的培养已不能适应现代的教育机制，问题是，强调文史哲综合的国学和近代教育中的国学区别何在？如果国学为一级学科，其包含的二级学科依然是众口难调的问题。如果存在狭义的国学，其对中国文化的取舍科学性如何，这种取舍能否获得广泛的共识？这些无疑都成为制约国学增列为一级学科的问题。事实上，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厚此薄彼，国学应是大国学，而不应该是狭义上的国学，这样一来，对应中国文化包容性强的学科，则非中国历史这个一级学科莫属。当然，国学要定位为中国历史，会有不小的分歧意见。在当下高校国学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开办国学班的高校，在国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动议搁浅以后，更倾向于把国学定位于一种交叉学科，其学生来源于学校的文科专业，实行严格的选拔机制，暂且不说培养内容和方法的变革，单说灵活的学位授予就对部分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如果把国学定位于中国历史学科，则显然失去了这种优势。由于现在的中国历史属于历史学科，历史学在市场经济下的“过气”之感，也会使得国学的研究者不愿意把国学等同于史学。

当下有种很流行的观念，认为国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不仅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社会科学，还包括医学、数学、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学，且各学科间相互贯通”[7]。也有学者认为：“国学当然包括传统学术的各方面，例如包括古代的天学、地学、农学、医学、数学与数术方技等，也包括歌舞、戏剧、书法等，但作为文科大学生或研究生的国学班，当然只能以经、史、子、集为主。国学的修习当以小学为工具，经学为核心。”[8]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国学是不是包罗万象的一门学科。笔者认为，国学是应该有其清晰边界的，其属于中国历史学科，这一学科有着巨大的包容性，但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数学等学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是不同的，历史视域中的文学、哲学、数学并不能取代或包括文学、哲学和数学等学科，国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视域中的对象。另一个问题是，国学有没有一个中心，是不是应当以经学为中心？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但显然不能把儒学等同于国学。不过，由于国学的博大精深，各高校的国学研究机构，可以根据学校学科发展实际和地域文化的特点，突出不同文化研究特色，而不应搞得千校一面。不同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师资和地域特点（如山东大学开展的儒学研究等），有选择地对国学的某些方面做深入研究，而不强求简单统一。

长期以来，由于受功利思想的影响，历史学长期被视为冷门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者强调史学的“无用之用”，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对历史学科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和社会功用重视不够，而“国学热”的兴起，恰恰促使我们反思学科的定位和培养模式的不足。可以看到，历史学科由原来的一个一级学科

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这种学科调整实际上是世界史、考古学学者多年呼号奔走的结果，也意味着中国史在历史学科中优势地位的丧失。因此，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给中国史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需要对中国历史学科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

在“求真”的精神追求中，多点服务社会的意识，多点文化担当，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根系所在，而这正是国学提倡者所注重的。因此，笔者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不是给国学一个新的名分，使之成为一个超级学科，而是对已有学科的认同，在观念上保持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和敬畏，当然，国学教育的当代实践也促使对当下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习方法进行反思。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各高校应在中国历史学科的基础上积极组建国学院，明确国学就是中国历史学。

从当前国学教育课程设置看，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强化学生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的能力，二是增加了思想史课程的比重。近年开展的国学教育，促使我们反思历史学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不赞成对现有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进行调整，而是主张在历史学院系设立国学专业，这样，无需改变现有的学科体系就能解决国学的归属问题。当然，对于这一观点，难免有不同意见，在增设新的一级学科和在现有学科内弘扬国学两者之中，我们更倾向于后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传统文史哲专业中培养出的学生的国学素养不足，这种情况甚至在北京大学开办的文史哲实验班中也存在，北京大学停办文史哲实验班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国学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其内容尽管涉及诸多学科，但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学科，国学视域下的医学、音乐、书法等决不是专门技能式的教育。在国学教育中，要警惕国学被过分放大的现象，警惕一些封建糟粕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死灰复燃，因此，不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也是教师的重要任务。

不过，在注重传统经史子集教学过程中，不能把国学仅仅等同于中国古典学，由于时代的迁移，近现代的内容也理应构成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国学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使之成为大学生身心养成的重要教育内容。[9]当然，国学的当代传播者也要自觉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文化弘扬和批判的辩证立场，去积极营造国人精神的家园。

总之，国学在当代的兴起，应当引起人们对文化的反思，这种文化思潮不仅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而且更多地是广大知识精英意欲文化报国的体现，是中国历史上经世致用思想在当代的新的体现。国学思潮的出现和实践，引发了人们对当前学科设置及各学科培养体系、方法的反思，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并不是使国学具备新的名分，而是明确其学科归属，通过对已有学科的整合、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学科地位的提升，使中国文化在国人心里扎根、发芽，这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毕全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N].人民日报，19930816（3）.

[2] 国学院宣传部. 武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实施细则[EB/OL].（20111222） [20151016].http：//guoxue.whu.edu.cn/index.php/news/show/id/182.

[3] 平方.今天的国学课程应该怎样教——专访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泽逊[N].中华读书报，20130918（5）.

[4]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J].清华周刊，1925（351）：1.

[5]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M]//《民国丛书》编委会.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11.

[6] 邓实.国学讲习记[J].国粹学报，1906（19）：4.

[7] 付以琼.国学课程群在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设置的若干设想[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4）：97.

[8] 郭齐勇.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读书，2006（4）：23.

[9] 马丽丽.通识教育理论下的国学教育[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6）：96100.

责任编辑：赵玲

On the Status Quo and Subject Attribu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I Guim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re has been a rising craze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a. However， with the backwar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subject attribu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s still not clear， which has constrained it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many universities is still confusing， though much stress has been laid on the expans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innovation of pedagogical method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is no need to de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It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a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 More school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set up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history discipline in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universitie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ubject attrib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