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孔子和儒学必将更深远地鸣响合乎历史发展和人类利益的时代强音。记得毛泽东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

1970年6月24日，解放日报曾以一个半的版面发表了我在大学时的最后一篇文章：《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大搏斗——五十年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弹指间，四十年过去了。年初，当我这个“反孔派”从报上获悉：“总高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成为天安门地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又悉：孔子像已被移走。

一

孔子和以他为重要代表的儒学，自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几经沉浮、坎坷不平。

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致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几个阶段。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以儒家为主线，它始于孔子，经过墨子、老子、孟子、庄子，由荀子总其成。师出荀子门下的法家代表李斯和韩非，帮助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并且演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局，但法家学说却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而受到批判。经过汉初黄老道家的短暂过渡，董仲舒应汉武帝之召献“天人三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此时才正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了振兴因为“党锢之祸”而走向衰落的两汉经学，魏晋的儒生们开始又一次授道入儒，可是玄学化的魏晋经学不仅没有使儒学复兴，反而为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导致南北朝隋唐时期“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出现。从晚唐到宋明，儒生们经过深入汲取佛道两家的思想营养，终于创立了高度理论化的儒家学说——“宋明理学”。从南宋末年开始到晚清，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儒学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同时也宣告了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流，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在这种情况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伦理，开展了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坚决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孔”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阵营内部大致出现了保守与激进两种倾向。保守者强烈要求维护孔子传统，以保持中国民族的特性，为恢复孔教，他们甚至甘愿与政治复辟势力联手。与之相对抗，激进者则将儒教等同封建专制，要求彻底批判，摒弃传统，推翻孔子偶像。于是，对孔子的态度，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衡量激进与保守的坐标。当然，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在当时知识界成为主导意识。历史证明，虽然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不意味着孔子等同于一切传统；孔子所代表的是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且是其展示中具有恒定性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文化的冲突、论争、变迁和衍生，无不与孔子有关，无不追溯到孔子这个源头。为什么?马克思对这种历史现象作了精辟的回答。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他说：“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接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就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一幕幕“尊孔”与“反孔”活剧的根本原因。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难免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和“轨迹”：孔子的命运贯穿和渗透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全过程，革命与复辟、激进与改良、进步与保守之间，始终充斥着“尊孔”与“反孔”的较量。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偉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如今，我们应该以一种超越的心态，透视孔子与新世纪社会思潮的复杂联系，这对于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实的纠结、正确认识孔子儒学的科学地位、作用及未来的命运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

20世纪的人类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新的严峻挑战，尤其是下列三大冲突：第一，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化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生态平衡已成为一个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加剧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人和人之间、社群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商业文明的全球化，交通、通讯的发达，使全球的人群联系越来越紧密。但是，个人、阶层、种族之间文化与利益的差异与矛盾，却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冲突进一步激化，人们普遍担心恐怖势力的猖獗、霸权主义的横行、军备竞赛的加剧，总有一天会有导致人类毁灭的战争爆发；第三，个人身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的文化领域内价值虚无主义盛行，精神的焦虑和浮躁成为一种飞速蔓延的流行病。所以，尽管20世纪文明发展，物质丰富，精神依托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身心失调成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痼疾。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这三大冲突，构成了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如果21世纪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三大冲突，人类就会出现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中和”为价值核心的文化。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焉。致中和，天地俭焉，万物齐焉。”“中和”代表了宇宙全体和谐一致的思想状态，是一种最高的价值。这种核心价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基本文化特征，而这种思想的文化价值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迎接三大冲突挑战的根本原因。何以见得?首先这种“中和”价值观具有化解身心冲突的功能。这种价值观要求人以社会性的“礼”节制可能无限扩张的欲求，以保持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和谐，恰如《中庸》中所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次，“中和”价值观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冲突，《礼记•礼运》以“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为人类的理想社会。再次，“中和”价值观对化解人和自然的矛盾与冲突有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尊重大自然、服从大自然，并且与自然形成一个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人与天之间应该处于一种“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关系。

正是由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所具有的丰富资源和潜在价值，已经被世界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们所看好，因此使孔子和儒学在新时代同样能焕发出它新的生机和活力。事实证明，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贬恶扬善的人性论、社会本位的道德理想、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尤其是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道德，以仁爱精神、济世情怀、中庸品质、气节操守为基本特征的理想人格，以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治国主张，如此等等，都积淀在民族精神的深处，持久地发挥着作用，在历代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与人生观、价值观构建中都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激励和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尊孔”有着全新的内涵和意义：

第一，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2002年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演讲中两次提及：“中华民族的祖先曾经追求这样的一种境界，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要回溯源头，继承命脉。”这次“两会”，在答记者问时，他又说：“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祖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传统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在孔子身上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结”，由此繁衍、发展，长成了可以覆盖华夏的参天大树，如春风化雨般深深透进了中华大地，涌进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心灵，化成了中华民族的血与肉、灵与魂，我们岂能切断这个命脉、数典忘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孔子，就是基本上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摧毁儒学基本上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个历史的教训必须认真记取。如今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势必不能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与“泉”。

第二，它是为了还孔子及其儒学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被看成了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完整、最普及、感染力最强、凝聚力最大的思想体系，已经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和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譬如爱国主义精神、民本主义思想、舍生取义节操、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等等，成为中华民族顽强搏击的精神动力。孔子就是思想家、道德家，是文化精神的巨人，我们要科学地评价他和他的思想体系，既不能过度地“拔高”“神化”，也不能人为地去“贬低”“丑化”，今天应该还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原来面目，科学地承认其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它是对“文革”以来“批孔”“反孔”的终结。

大凡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系其政治统治，对孔子这个“亡灵”，要么奉为圣人，顶礼膜拜；要么视为“敲门砖”“箭靶子”，打倒在地、踩在脚底。历代“造反者”和“革命分子”，也不论真假，都要“冲破牢笼”，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打倒孔家店”。从这点来说，“五四运动”的闯将们是有点偏激的。至于“文革”中“四人帮”之流，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借“反孔”来推行极“左”路线，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服务。事实上历史上的反动分子不管“尊孔”还是“反孔”，都是借孔子之名，获一己之私利而已。孔子是一把“刀”，决斗的却是各怀心思的“持刀人”。

孔子和他后代的悲喜剧，自然就折射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和社会力量的更迭。说穿了，孔子本身是一回事，“尊孔”与“反孔”又是一回事，不要因个人的情感和立场來扭曲孔子和儒家思想这个几千年的客观事实。今天，我们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都应该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天安门广场上那尊孔子铜像，也不必耿耿于怀，神经过敏，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何必作更多的政治解读，再陷入那种“尊孔”与“反孔”是阶级大搏斗的思维模式。

三

中华民族有着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史，孔子就站在它的中点上。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年，中华文明基本上是被孔子的学说主导着。孔子这个光照千秋的圣哲，从茫茫历史长河中走来，走过了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虽然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他经历了兴衰沉浮，承受了高潮跌宕，而如今，天安门广场孔子塑像的屹立，雄辩地证明，他又“长髯垂胸、衣袂飘飞、古朴雄浑、气势磅礴”地跨进了现代化的新时代。

环顾当今世界，科技发达、商业繁荣，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尚竞争、快节奏、世俗化的现代“文明”世界。现代化一方面打破了单一、封闭、愚昧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时也无法避免地丧失了传统人生活中的恬静、和谐，礼让和追求道德、富于人性和人情的文明因子。这正是刚刚步入现代化征途的现代人价值分裂、情绪焦躁、心灵迷失、人格匮乏、急功近利、行为浮躁的深层原因。这些年来，一些青年人喜欢的一些流行歌曲中流露的迷茫、无奈、痛苦、彷徨、失落……典型地说明，割断传统价值认同后，于多元世界中狂热追求，却丧失理想的自我，抛弃了精神的家园，成为文化沙漠中的漂泊者。现代人的痛苦实质在于我们必须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又绝非是完美无缺的，用哲学的话语说，现代化只有有限的世俗功利价值，而不是人安身立命的终极境界。克服现代化的缺陷，一是有待于现代化自身的发展，同时离不开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皈依。无怪乎社会上有识之士要强调弘扬国学，提出“以儒育德，以道养生、以佛修心”，主张要用传统伦理道德精神补救西方物质扩张和功利主义所导致的道德沦丧之弊，让东西文化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发展。

如果本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绵延持续的态度，超越那些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情感的心态去看待孔子，便可惊异地发现，一旦传统中僵化的“尘埃”被吹去，孔子“仁学”的道德和人文价值更加熠熠生辉，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孔子的真理再次得到历史有力的证明。“东亚价值”已公认为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跃明确说他搞的是“儒家资本主义”，具体地说：“是孔子的论语加电子计算机”；“东亚”社会经济成就的产生，主要原因不是资金、机遇和地缘，而是与儒家文化相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被现代人再次发现，并鉴定为人类社会的“黄金法则”，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共同的格言；“礼之用，和为贵”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的智慧，因为“和”就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包含，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和平佳境，天下大同”，“和”已具有普世价值。

三十多年前英国人汤恩比博士和日本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对话中就曾预言：“人类将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欲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上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美国1980版《人民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列为首，《论语》被列为全球十大名著，被翻译的语种数量占世界第二；中国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式上抬出了巨大的孔子像，击缶而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之用，和为贵”。当今世界9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320个孔子学院，美国如今40个州设立了70多个孔子学院、200多所孔子课堂。2011年1月21日胡锦涛总书记出访美国时亲赴芝加哥佩顿中学孔子学院参观。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世界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集会，会议结束后发表联名宣言，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所有这一切，都已证明：孔子是历史的，也是人类的、世界的!

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塑像庄严夺目，吸引公众驻足瞻仰，从而得到一种心灵感应，生发时代的联想和岁月的感叹。它不仅是一尊艺术的圣像，而且是一种思想的召唤；不仅是一脉历史的传承，而且是一面现实的旗帜。孔子和儒学必将更深远地鸣响合乎历史发展和人类利益的时代强音。记得毛泽东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