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创建伊始，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就将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推进学术文化交流作为自己的办社目标。1912年初，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提出四条创办宗旨，第四条即为“融和國粹欧化”。1915年初，他在《<大中华>宣言书》中又强调了书局办刊“目的有三：一日养成世界智识，二日增进国民人格，三日研究事理真相”，而“欲达第一项目的，故多论述各国大势，绍介最新之学术”。敦煌学被誉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出版工作密不可分。中华书局所出各类敦煌学图书，既体现了中华书局这家有优秀传统的出版社的文化视野和学术担当，也从出版物的角度大体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门世界性学术发展的进程。
敦煌学具有重视新材料、重视新问题、重视新方法、重视新人才培养的学科特点，而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正是提供材料、开拓视野、更新方法、培养队伍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学论著，充分体现了敦煌学材料新颖、学科交叉、学术视野广阔、研究方法多样的特色，举凡史学、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美术、科技等等方面，都有作品问世。例如张涌泉所著《汉语俗字丛考》，针对《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在俗字收录、处理上的错误，考订疑难俗字计3274个，内容包括字形楷定、读音辨正、字义梳理等方面，成为释读敦煌写本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李重申、李金梅主编的《丝绸之路体育文化论集》，主要通过对敦煌洞窟的壁画、画像砖、遗书、简牍等文献的研究来追溯、分析古代丝绸之路上盛行的蹴鞠、围棋、马球等多种古代体育活动，为中国体育史研究增添了多彩篇章。赵丰主编的《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以敦煌出土的自北魏到元代的丝织品，包括用织、染、刺绣三种基本技法制成的佛幡、经帙、残片等各种以纺织纤维为材质的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国外收藏的敦煌丝织品实物，对敦煌丝绸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也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尤为可喜的是，书局近三十多年中所推出敦煌学论著的几十位中青年作者，多数已经成长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界各学术门类的领军人物。
现代出版业与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不仅涵盖了文、史、艺术、宗教等等各方面内容，而且具备鲜明的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敦煌出版物，无论是文献整理、图像展示，还是学术论著，乃至普及读物，不仅都具有“引进来”的需求，也具备“走出去”的优势与条件。中华书局的敦煌学出版物，因其涵盖面广、内容丰富、材料新颖、学术含量高，一直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我们注意到，为学界所公认的敦煌学参考、引用书目，中华书局所出相关图书占有显著的较高比例。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敦煌学者，也以能在中华书局出版自己的著述为荣。如前面所述先后出版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所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两个版本，
“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6种重要著作的推出，都为推进中外学术交流、发展国际敦煌学添上了浓墨重彩。1911年，学术大师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断言：“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故而他身体力行，努力从事敦煌写本与简牍的整理研究，其成果收入中华书局早年印行的《流沙坠简》与《观堂集林》之中，也奠定了他成为敦煌学开创者之一的学术地位。
即便普及读物也是如此。如前面提到的《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的“敦煌学专号”，其作者就包括了季羡林、段文杰、饶宗颐、周绍良、阴法鲁、刘俯业、史苇湘等我国老一辈著名专家，还有樊锦诗、张锡厚、张鸿勋、项楚、荣新江等一批中青年学术翘楚，也有美国的梅维恒等海外名家，另外还刊有介绍日本、法国敦煌学研究的专文。中华书局的敦煌学出版物，几乎都成为海外各大图书馆的必备书，为我国出版物走进海外广大读者的视野创造了机遇，也大大提升了出版社在国外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书局的敦煌学出版物也促进了和国内其他出版社的交流、合作，书局敦煌出版物的许多作者也成为其他出版社青睐的作者。如《敦煌古籍叙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原系商务印书馆出版物，蒙该馆同意，70-80年代由书局修订印行；书局所出《敦煌学概论》，后被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推出，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收入《姜亮夫全集》并出单行本；书局“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几本论著因需求也被译者拿到西部地区的出版社印行。又如1988-1990年曾在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实习进修的赵声良博士，2005年在书局出版了《敦煌壁画风景研究》，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杂志的副主编，他所著《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后，荣获2015年度的“中国好书奖”。从计划经济时期出版社的专业分工到新时期的市场化运作，在敦煌学的出版物上并没有影响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合作、互通有无，这也是我国出版史上值得肯定之处。
文献资料整理类：影响巨大，令人瞩目
敦煌藏经洞所出写本材料是敦煌学兴起的基础，但因大多遭劫流散至英、法、俄、日等国，令国内学者兴叹。敦煌图片资料与文献整理均为学界急需，每有出版就颇令人瞩目。中华书局早在1936年就曾出版向达所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涉及敦煌石窟遗珍，很受关注，十年后又曾重印一次。1961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编《敦煌资料》第一辑，集中收入敦煌遗书中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材料。此书的问世，开启了史学界众多学者敦煌学研究的大门，影响巨大。之后，周祖谟所编《唐五代韵书集存》（全二册）印行，此书汇集了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和传世的唐五代韵书以及古音韵写本，并加以考释，为语言学界所关注。80年代影印出版的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其中即有敦煌抄本），则为日后季羡林教授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提供了重要借鉴。敦煌地区所出简牍资料非常丰富，书局于90年代先后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全二册）以及新版罗振玉、王国维编著的《流沙坠简》。2001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出版，刊布了20世纪90年代在甘肃敦煌西汉悬泉遗址出土的月令诏条简牍的6种照片、原件释文和考释，并附有关研究文章。2011年，书局又推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整理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这些文献遗存多为残片，从内容和纸墨等形态推断，当原出敦煌、吐鲁番等西域地区。以上两种图籍，为敦煌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出土资料。
敦煌文学类文献资料的整理，一直是我国敦煌学者的强项。80年代初，王重民等人辑录的《全唐诗外编》在书局出版，其中包含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既是王重民教授积多年心血的遗稿，也成为古典文學界增补《全唐诗》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工程的奠基之作。之后，书局陆续推出了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周绍良等选注的《敦煌文学作品选》，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张涌泉、黄征的《敦煌变文校注》等书，均对重要的敦煌文学写本作了许多校勘和注释，为敦煌文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另外，著名学术大家饶宗颐所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收录分藏于英、法、德、俄及中国等地图书馆、博物馆，出土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唐以前《文选》写本约30余件，对照清晰的图版进行考辨精当的叙录，堪为敦煌文学资料整理的范本。2000年，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在书局出版，是书对敦煌遗书中已知所有诗集、诗钞写本作了准确详尽的辑录和考证，且编次清晰，检索方便，又有统领全书、学术性强的“前言”，被称誉为一部合符古籍整理规范的集成之作。
随着已经刊布的敦煌写本资料的日渐丰富，出版分类合成性质的大型敦煌文献总集提上日程。为此，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批准启动了“敦煌文献合集”的项目。作为该项目的第一批成果，书局于2008年出版了张涌泉主编审订、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全十一册），体例精当，校勘详赡，堪称新时期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先后荣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浙江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荣誉。
学术论著类：引领风气，标示规范
中华书局也注重当代敦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为学界提供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当代学者研究论著涉及各个方面，不一而足。书局根据着眼前沿、质量第一的原则，择优选取有代表性的著作出版。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可以起到引领风气、标示规范的作用，如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王仲荦先生的《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均是家属整理，编辑精心编校，质量上乘。又如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主要是通过对唐代文书的探讨来推进唐史研究，收入的论文在史学界影响较大。
值得提出的是，中华书局特别注重扶植、培养敦煌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出版了一批他们的相关论著。如姜伯勤著《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根据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管辖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所施行的寺户制度的记载，考察了敦煌寺户制的历史前提、沿革情况及其具体内容，成为其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收入“华林博士文库”的王承文著《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湛如著《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赵声良著《敦煌壁画风景研究》等，均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创新之见。在敦煌文献学方面，则先后出版了伏俊琏著《敦煌文学文献丛稿》，许建平著《敦煌文献丛考》、朱大星著《敦煌本（老子>研究》、关长龙著《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以及余欣著《神道人心
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陆离著《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以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为中心》等书，虽均为敦煌学界新人之作，却都是基本功扎实，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
中华书局一向关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果，出版了不少敦煌学方面的汉学论著，在引进国外学者的治学资料、观点、视角、方法上起到很大作用。如1984年出版了池田温所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录文、研讨部分的中译本，该书利用敦煌和吐鲁番文书，对中国古代的籍帐，特别是户籍进行了研究，探讨其形成、源流和演变。为弥补该书未印图版之不足，又在2007年出版了该书的图文对照全本，收入“世界汉学论丛”。90年代，书局相继出版了列为“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6种重要著作：阿里·玛扎海里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谢和耐等著《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伯希和著《卡尔梅克史评注》、莫尼克·玛雅尔著《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路易·巴赞著《突厥历法研究》，童丕著《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这些学术专著，在法国汉学界及研究界都有较大影响，有的译介难度很大，如《卡尔梅克史评注》是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研究厄鲁特蒙古史（即卡尔梅克史）的重要著作，涉及中国西北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作者凭借其深厚的汉学修养以及通晓多种民族文字的优势，对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名物、地理等作了详尽的考释与评注。此书中译本出版后，引起了当时法国驻华大使的由衷赞叹。此外，还有在2000年推出的《法国汉学》（第五辑·敦煌专号），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敦煌·民族·语言》，池田温的《敦煌文书的世界》，荒见泰史的《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这些著述均反映了国外敦煌学家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普及读物类：普及学术，宣传文化
普及敦煌文化、宣传敦煌学也符合书局一贯的出版方针。早在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著名普及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里就有一册郭宗纾编写的《敦煌艺术》，简要地介绍了敦煌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1985年，应高校文科开设敦煌学课程的需要，书局出版了姜亮夫先生在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学举办的讲习班上的讲稿《敦煌学概论》，概要地介绍与评述了敦煌文化、艺术的内容与特色，也介绍了敦煌写卷的丰富内容及研究方法。1995年，胡戟、傅玫著《敦煌史话》列入“文史知识文库”出版，该书以史话的形式在简述敦煌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侧重介绍了敦煌千佛洞的壁画与雕塑艺术、敦煌发现的古代遗书等。2001年，褚良才编著的《敦煌学简明教程》，作为在浙江大学理工科学生中开设敦煌学选修课的试用教材在书局印行。1988年8月，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合作编辑出版了《文史知识》的“敦煌学专号”。该专号的作者队伍大多是中外敦煌学专家与敦煌研究院的专业研究人员，秉承该刊“大专家写小文章”、“宣传准确、有用的文史知识”的宗旨，全方位且简明精要地介绍了敦煌、敦煌文化与敦煌学术。该刊除当时向国内外发行近9万册外，敦煌研究院又特地增印了2万册，以满足莫高窟的参观者和举办相关展览的需求。
与普及敦煌文化相关的读物还有书局1988年底出版的高阳所著《梅丘生死摩耶梦——张大干传奇》，以传奇文学的笔法渲染了张大千的艺术生涯与敦煌的魂牵梦萦。2011年出版的金耀基所著《敦煌语丝》，则以散文游记的笔触抒发了对敦煌文化的感悟。
工具书：学界急需，入门必备
相对而言，敦煌学工具书的编辑出版难度较大，但学界又有急需。为此，书局先于1979年9月出版了著名敦煌学家、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完成于1957年的《敦煌古籍叙录》，成为敦煌学入门的基本工具书。然后，书局在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后，又于1983年修订重印了商务印书馆1962年初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书主要由王重民先生与刘铭恕先生编制，也吸取了国内外相关成果，包括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简目、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敦煌遗书散录和以上遗书内容的笔画索引，是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的重要工具书。这次重印时由中华书局的编辑对原书的部分错漏作了修订。2000年，在藏经洞发现百周年之际，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等人编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书局出版，该书在原“总目索引”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20000多件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相应说明，并按写本定名编制笔画索引以便检索，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2006年，书局又出版了许建平的《敦煌经籍叙录》，这是专就敦煌遗书中的经部文献进行著录、考订的工具书。
当前，遵循中华书局在新时期“守正出新”的宗旨，书局正处于继承传统、发扬优势、不断创新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期待，书局的敦煌学出版工作，也一定会开创新的局面，迎来新的繁荣，为提高国民人文修养、推进世界学术新潮流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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