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区域主义、学术研究和实践主义

[摘 要]本文是对著名生态批评家布兰奇教授的访谈。在采访中，布兰奇教授探讨了日渐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意识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地域主义中对“家”这个概念的理解如何区别于“住处”这个概念，同时还评论了环境研究与环境实践主义之间的关系。布兰奇教授阐明了生物地域意识和生物地域实践如何与环境研究和环境实践相结合，特别是生物地域主义原则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促进本地环境实践主义的发展。此外，布兰奇教授还深入探讨了科学作家在环境科学传播中的文化译者角色，以及这些作家如何使普通读者理解科学并参与其中，又如何避开那些技术术语去准确呈现特定科学领域的惊人成果。同时，布兰奇教授论述了他们采用何种方法吸引我们进一步认识生态领域。

[关键词]生物区域主义；学术研究；实践主义

[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1-0122-07

[作者简介]张生珍（1973—），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山东曲阜 300070）

[基金项目]山东省研究生创新计划研究项目“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与研究生独立人格的培养”（SDYC09031）阶段性成果；山东省高等学校骨干教师国际合作项目（2010）。

Title： Bioregionalism,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ichael P. Branch

Author: Zhang Shengzhe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interview with celebrated eco-critic, professor Branch. In this interview,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consciousness in our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world is discussed, as well as how bioregional conceptions of home might differ from regional understandings of pl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scholarship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s also commented on. Professor Branch also illustrates in what ways bioreg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might connect environmental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and, in particular, how the principles of bioregionalism might contribute to productive, local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a globalized world. What’s more, Professor Branch elaborates profoundly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science writer as cultural translator or interprete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ow these writers make science accessible and engaging to general readers as well as how they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dramatic insights of specific scientific disciplines without bogging down in technical jargon. At the same time, Professor Branch explains what approaches they use to entertain us into becoming more ecologically literate.

Key words: bioregionalism; scholarship; activism

张生珍（以下简称张）：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许多生态批评家都在更多地思考与本地风貌之间加强联系的重要性。您持怎样的观点，又是如何实践的呢？

布兰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文化迅速全球化的结果却是重新加强了对本土的关注。我们之前的共识是，在前工业文明时代，人们不得不分而聚之，而随着全球交流和贸易的加深，人们可以借以超越这种本土观念，但现在看来，全球化不仅无法超越，反而会促进地方化。也就是说，我们越有能力促进经济、艺术、人才的全球化交流，就越能了解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如何工作和生活，他们的信仰和乐趣是什么。这能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审美观和文化习俗。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新奇、意想不到的感受，即可以接触到不同地域的文化及风貌，这种接触使我们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认识自己的家园。

但是，我还要说的是，全球化也促进了地域之间的联系，虽然人们经常认为全球化会威胁到个体及文化的独立性。如果从圣弗朗西斯科到上海，所有的麦当劳连锁店都是一个风格，包括芝加哥、纽约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上演迪士尼的电影；那么我们不禁会担心，本土风貌的独特性以及食物、音乐、舞蹈和其他文化习俗的独特性都将会因被模式化、同质化而不复存在。我这么说并不是默许对外国文化的排斥行为，而是全球化的浪潮使我们的本土文化和自然景观变得更加珍贵、更加脆弱，从而也就更加特别。令人困惑的是，在人文学科中，对本土的持续关注既是接受全球化的体现，又是抵制全球化的方式。据说，为了积极地保护自己的家园，人们必须先热爱这片土地，要热爱就必须了解，要了解就必须亲身体验。全球化帮助我们以一种新式、丰富多彩、更有意义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用亲身体会和文学等艺术的表现方式。

这就是在步入新世纪之后，我对文学、文化和环境研究中地域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就我亲身实践而言，我认为绝对有必要把地域性研究纳入积极的工作和科研之中。从文化角度来讲，这也许意味着去了解曾经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并且关注现住居民的生活需求。从实践角度来讲，我每天都去乡下，甚至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在以我的家为中心的10英里半径范围内，我每个月至少行走100英里，这大大地丰富了我对本地的认识。但是，对本土的体验并不一定要如此这般步行或者必须成为一个农村居民。我只是想告诫大家，电子邮箱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不是世界的本身。人们需要意识到，无论住在何处，都应深深地扎根在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上。

张：的确如此。如果现代人像您一样更加注重当地的生活，事态就会大为不同。他们会对本土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努力为减轻生态危机的影响作出贡献。那么，在这个高速全球化的时代，本土意识的重要性在哪里？

布兰奇：我认为，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和其他动物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需要与土地建立一种具体的、实质性的联系。尽管我赞同在全球化进程中多进行文化交流，但我认为像世界公民这种抽象的概念必须植根于特定的自然文化环境的生活经验中。“家”在人类文明中或许是最久远、最撩人心田，也是最通用的意象。只有知道自己生于何处，我们方知自己的真正身份。所以，要完全熟知自己在整个世界之中的位置，就需要建立与某个我们从中汲取营养、真正关心的地方的联系。

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全球气候变化显然是威胁人类健康和幸福的因素之一。尽管很多细节还尚未弄清，但基本的科学证据已无可争议，潜在的后果非常严重，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关注现时情况，防御可知危险是人类的本性。如果我提醒你在过马路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汽车撞到，你下次在过马路之前肯定会先观察路两旁，然后小心通过。但如果我告诉你，你的消费行为会加剧全球变暖——这是个抽象的命题。如果你毫不看路径直前行，那你必死无疑；但如果你向大气释放过多的二氧化碳，那种影响是无形的、延时的和不确定的。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如何让他们知道其严重性，这一问题体现了对本土关注的必要性。如果你在自家花园中耕作，就会发觉气候变化对植物的影响。如果你观察鸟、昆虫或野花，就会发现动植物相互依赖共同繁衍的精确的自然系统，而这一标准化的自然机制正在遭受破坏。当你狩猎、垂钓、徒步旅行或是参与各种形式的依赖气候的季节性活动时，就会察觉到当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细小但意义重大，暗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全球化意识”让我们无法从人文、个人或情感的角度来定义气候变化之类的抽象概念。而与本土建立起的生养关系，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到全球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张：我完全赞同，人类需要建立与当地的生养关系，以此来拯救我们自己和宇宙。“家”的生物区域主义概念与“地方”的区域性概念有何不同？

布兰奇：这些概念在文化、景观以及个体方面都有差异。在这里，我可以提供一些见解，可能会有所帮助。就其核心而言，生物区域意识是我们感知的一种扩展，譬如，我们可以把家想象成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人类的邻居，还包括植物、动物、水、岩石和土壤等自然地理，甚至还包括气候和天气。当然，区域主义历来包含比人类世界更多的东西，就连最古老的区域概念都包括自然世界的诸多元素。然而，区域主义重点关注的是人类文化生产和标记：我们说话的口音，我们所吃的食物以及我们日常从事的活动。但是，在我们的演讲、我们的食物或者我们的娱乐背后一直是土地本身在影响着我们的谈话、我们栽种的植物以及我们迁移时考虑的地形和气候。我不同意那种严格的地理决定论，认为我们完全是自己地方的产物；但我的确感觉到，所谓的“地域认同感”其实是一个深受自然世界影响的文化概念。在这层意义上，生物区域主义和区域主义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对自然在塑造人类文化习俗和认同时所起的作用更加敏感。我个人认为，“家”的生物区域概念也意味着人类对道德问题和环境责任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注。地域认同感主要指的是我们来自何方，生物区域认同感也指我们对家的责任意识以及我们自愿为我们的家从事某种形式的管理服务工作。

张：谢谢您如此生动、清晰地阐明生物区域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概念。据我所知，这两个概念出现在全世界很多文学作品之中，如美国南部文学和美国西部文学。那么，美国西部文学和美国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什么呢？

布兰奇：关于区域主义的问题很值得去探讨，它在不同文化中的体现也不相同。在美国传统中，区域认同感一直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地域文学中。一方面，对地域的认同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文学中总能激起汹涌澎湃的自豪感，如同对家乡的文化、地理和气候的感情一样。我生于美国南部，那里的人们为自己是南方人而骄傲：慢吞吞拉着长调子的讲话方式、擅长的蓝调和蓝草音乐、烤肉野餐、甜茶、南方的天气和古老的山脉都是他们骄傲的资本。另一方面，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很高，因此，总有人认为区域认同是附属于国家文明的——有时甚至被视为次于国家文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区域认同有时被理解为狭隘的乡土观念，这令我感到遗憾。我从美国文学著作中选个很著名的例子——亨利·大卫·梭罗（Hey David Thoreau）写于1854年的《瓦尔登湖》（Walden），这部作品所描述的就是新英格兰本土非常具体的地方。但为何我们视其为国家财富而不是新英格兰地域性作品呢？这一部分是因为19世纪的美国文学还是由新英格兰文学占主导，新英格兰文学就是国家文学，因此，生活在新英格兰以外的作家被纯粹看做是区域作家。

你提出的关于美国西部文学和美国国家文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十分有意思！在美国文化中，“西部”一直是自由、解脱、机遇和新事物的代名词。在美国人的想象中，西部就是希望的象征，而西进运动也一直被理解为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过程。所以，首先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区域，西部总是神话般地象征着美国的未来。从这一方面来看，西部是不可或缺的。另外，西部被看做是边缘文化地带，其被定义为边疆——是机会主义者寻找希望、发掘财富的地方。西部这个辽阔开放的土地，充满了机遇和无尽的自然资源，这也造就了美国人的不良习惯，那就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这种想法可能有令人信服的神话般的文化共鸣，但从环境角度看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认为，美国人现在对西部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认识区域特性中种族的重要地位。这对研究环境人文的学者十分重要，他们需要研究文化特性和自然地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张：这很重要。人们对不同区域的态度会影响他们的环境价值观。那么，环境学和环境行动主义的关系是什么？两者之间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

布兰奇：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会引起潜在的风险，对于这些研究环境问题的老师、学者、作家或艺术家来说，要回答它很难，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首先，我们不仅有责任研究和创作，还要以身作则。作为老师，我们必须成为学生的榜样，带动他们乐意为了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再者，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信仰和价值观，不能把课堂当做说教的场所，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我想你可能会注意到老师们的观点大相径庭。有的老师就认为，既然每门课程都是一种政治宣言，那么，就可以让政治观点变为教学的一部分。而其他老师就会反驳说，教学应该完全与政治无关，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这种二元论——要么一切都属于政治范畴，要么把政治拒之门外——最终并不会令人满意或行之有效。我认为，应该找到更微妙的方法，让伦理道德成为教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说教。换句话说，应该鼓励学生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提问——如作为消费者和污染者——而不应坚持同化他们。以我的经验，用教条或争论的方式来教育学生通常效果不大。我们应让人们去关心生态问题，而不是总感到自责。

以我个人而言，环境行动主义与我的学术研究和创造性活动密切相关。我赞同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其讲座《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的观点，他主张学者的责任必须包括行动。在大众的眼中，学者应是在很狭窄的社交圈里交流晦涩的、没有现实意义的知识。虽然这种看法很偏激，且有失公允，但有时也很对。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应是行动主义者，作为一名环境行动主义者，我也不必像一名老师或学者那样，为自己的工作安排日程。由于我坚信自己的工作最终会有助于解决全球环境危机所带来的现实的、经济的、美学的或精神上的问题——尽管不是那么的周全，所以，在工作中我会爆发出所有的活力和激情。

张：太好了！学者应当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说到爱默生，我知道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建树。您能谈一下吗？

布兰奇：我研究爱默生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这对我的学术生涯非常有帮助。爱默生的作品尽管很难把握，但是富有冲击力、挑战性、振奋人心。要研究美国环境哲学、美学、伦理学和文学，无法绕开爱默生。梭罗是美国自然写作传统的鼻祖，但爱默生——梭罗的良师益友——并不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人物，这一点非常有意思。究其原因，我认为梭罗的作品发自肺腑，而爱默生的作品太过理性。梭罗的哲学观带着泥土的气息：他会向我们描述微风拂面的感觉、野果子的味道和深陷沼泽的恐惧。他把整个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而爱默生的思想太过抽象，应该将他定义为哲学家而不是自然主义者。但如果没有爱默生的思想为指导，便不会有梭罗的亲身体验。有一种说法是，1836年之后所有的美国环境作品都是对同年出版的《自然》的积极响应。

张：在中国也同样如此，有更多的人在关注梭罗，而爱默生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凸显。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生物区域主义意识和实践是如何与科学研究、行动主义建立联系呢？进一步讲，在全球化时代，生物区域主义如何能促进当地环境行动主义？

布兰奇：这个问题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刚才讨论的话题。我的感觉是，与人类有着很深情感联系的地方，是其进化发展所必须的先决条件。以“爱”打个比方，设想此时有一个你爱的人，你会感激他，因为他关心你、激励你，抑或你们有很多共同点，再或者是你享受他们的陪伴。但爱一个人所产生的情感不仅仅是包容或便利那么简单，很难用语言说明白。缺少爱的人生是贫瘠的，我们与一个地方的联系也是如此。在任何地方，我们只要能找到食物、水和避难所，就能生存下去。尽管它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我们仍渴望与某一个地方建立一种更深的联系，这是人类生存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因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可以栖身的住所，而是一个真正的家。

显然，由于文化的差异、个人的差异，构成家的要素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但人们对家的渴求是一致的。生物区域意识和实践对学术教学以及生存实践等问题起到积极作用，因为，生物区域主义能加深对“家”的印象，促进人类对住所的思考。它还让我们知道，家远远超出了人文概念，而是让人类置身于一个真实的自然环境里。它在人类与住所之间建立起道德的桥梁与交互的关系，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或许就依赖于它所支持的关怀与管理方式。我批判任何反对全球文化交流的生物区域主义思想。我赞同所有令生活充实、帮助我们保护家园的居住理念。从这一点来说，全球化不仅使学术性研究和生态实践与本土建立联系成为必要，还能激发巩固这些联系。

张：您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您的生态理念。这就是您与妻子埃琳（Eryn）、女儿汉娜·弗吉尼亚（Hannah Virginia）和卡罗琳·埃默生（Caroline Emerson）居住在“皮埃蒙特” （Piedmont）——您自己设计的被动式太阳能供热的家里的原因吧？那可是距离内华达州里诺市6000英尺的沙漠，也就是大盆地沙漠与内华达山脉的交汇处。

布兰奇：的确如此。在沙漠腹地的乡村地带，我们夫妻俩和我的父母共同设计建造了这个节能房屋，这对我们女儿的成长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地方。生活在高海拔的地方的确很具挑战性：夏天极其炎热干燥，冬天暴风雪肆虐，经常突发火灾，几乎全年都有大风。通向城镇的道路泥泞不堪。但这样生活的好处也不少。虽然距里诺市只有25英里，但我们可以和野生动物生活在同一片土地，这里有叉角羚、长耳鹿、美洲狮，还有很多禽类、爬行动物以及迷人的沙漠植物。我只需要用一整天的时间就可以穿越公有土地，从家中走到加利福尼亚州，因为内华达州3／4的土地是公有土地。能与荒野毗邻，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也是我们不能忘怀的特权。

你的说法是对的。我对生物区域住所理念如此感兴趣，与住在这个特殊地方的决定是分不开的。因为，我发现当地的地质、地貌非常有意思，对人极具挑战性，所以，我就非常自然地想加强这种人与地域的联系。我试着在这片土地上行走，不论春夏秋冬，不论刮风下雨，不论黑夜白昼，不论独自一人还是结伴而行。在这片土地上探索的年份越多，就越能注意到并欣赏更微小的细节。我想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提高感知能力，甚至能提高任何一种能力，就像其他专业方面的技能一样。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小提琴手或是长跑运动员，你必须锻炼；如果你想进入自然环境并且与之建立深厚的联系，你也必须实践才行。最近我开始每个月为西部区域杂志《高乡新闻》（High Country News）写博客——文章聚焦我在那里的生活经历，这也能帮助我加深对当地的居住体验。

张：这很有效果。您的行动主义和学识能够如此紧密地与生态区域实践和居住地联系起来。您能谈一下您所教的课程吗？我知道您在教授“美国科普写作”。您觉得这与您的生态研究挂钩吗？在诠释环境科学的过程中，科普作家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布兰奇：谢谢你关注我的教学情况。我的教学涉及很多领域，包括文学、电影、人文学科和环境学科等。“美国科普写作”是我最新设计的一门课程，极富吸引力和挑战性。就像大多有趣的课程一样，它源于我对一个问题的长久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可靠的科学证据来证实环境在不断恶化，但我们的行为却很少有所改变。所知与所做之间的尴尬局面，我们又作何解释呢？如果科学真如我们宣扬的那样强大，但又为何在文化学科的辩论中、在应当产生积极的改变中法力全无呢？

在思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科学证据和人类的选择之间的差距主要由沟通失败造成。科学有其自己的话语结构，而这种语言形式对普通人来说是很陌生的。比如，一些科研结果只有科学家才能理解。因此，问题就出在科学家能进行发明创造，但无法很好地展示他们的成果；而那些能进行有效沟通的人，往往不懂科学。有些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已经成功地让普通读者和观众清晰、明了地理解科学，所以，在设计这门课程时，我有意借鉴了这方面的例子。像作家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如何让我们对进化生物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呢？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或桑德拉·斯坦格雷伯（Sandra Steingraber）是如何让我们关注环境毒理学？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是如何让我重新审查工业农学，并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认识我们吃的食物？电影人戴维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在《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中，是如何启示我们意识到全球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甚至迫使我们为之作些改变？这些问题都很有价值，并且帮助我们思考科学事实和人们作出的环境选择之间的差距。

张：那么，这些作家是怎样让普通读者接近科学的呢？他们如何不借助科学术语就能展现具体的科学理论？他们运用什么方法激发我们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呢？

布兰奇：这些问题也是我和我的学生关注的问题。我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每个作家和电影制片人都运用了一些专业的科技手段、文学风格和艺术风格，但我们能辨别出科普作家重复使用的某些有效的技术手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讲故事。人类天生就容易被故事所吸引，不论是小说、电影中的故事还是其他描写我们生活的故事。但科学信息易于表现为结果，缺乏细节性的描述。最好的科普作家知道，有叙述情节的故事更具感染力。所以像卡尔·萨根（Carl Sagan） 或切特·雷莫（Chet Raymo）的天体物理著作，强调要与读者分享科学调查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最终的数据结果。一旦读者对这些问题、理论、方法论发生兴趣，他们就想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就像在读小说一样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在增加普通公众的科学素养这一方面，叙事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通俗科学作家和电影人运用的另一个有效手段——回到之前讨论的主题——就是地方性。这些作家提供给我们他们确定有趣的、我们熟悉的地方性例子，而不是向我们展示抽象、难以琢磨的意象。在《寂静的春天》中，卡森不仅描写了有毒化学物质如何破坏水循环（的化学过程），还准确地叙述了这些有毒污染物是如何导致当地的鸣禽——如知更鸟的灭绝的过程。大多数的读者会认为水环境化学太抽象了，但知更鸟永远从我们的后院消失这一结果却极具冲击力，吸引我们阅读的兴趣和热情。

绝大多数成功的科普作家深知理论型作家在哪方面有所欠缺，那就是：读者希望得到娱乐和放松。在学术领域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写作是为了娱乐大众，那么这种写作就被视为肤浅的、微不足道的，但我并不赞同此看法。相反，最杰出的科普作家会用简单明了、直截了当、通俗有趣的方式来阐明科学发现。他们在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诗中发现了至理名言：“甜美和有用”（dulce et utile），认为写作是为了教育，也是为了令人愉悦。我们只有先身心愉悦，才能以身作则。只有先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令他们感到快乐，才能使他们学到知识。譬如说，最伟大的科普作家之一，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能用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例子——如打棒球，来解释进化生物学中最复杂的概念。他的写作风格如此轻松有趣，以至于那些本来对科学毫无兴趣的读者也禁不住要阅读他的著作。

张：如此一来，人们对科普作品就会更感兴趣，易于了解生态批评领域的知识。是不是可以说，您开设的这门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告知人们环境人文学科怎样才能解决全球环境危机？

布兰奇：是的，我认为这门课可以起到某种积极作用。回到之前讨论的学术研究与推动行动主义的关系上。这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让我的学生每人写一篇内容充实的科普文章。为此，他们要掌握与他们的问题相关的所有科学，并要想出让普通读者容易理解的有趣的方法。他们要学习如何把科学“翻译”成叙述体（故事），吸引读者去读、去思考、去评价。我的学生将来有些会进行科学研究，有些会从事人文学科，有些会从事法律、护理方面的工作，或从事公共事务决策领域的工作。所有这些领域，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理解事实，并把这些事实清楚有趣地表达出来。当他们认同、理解并运用这些技巧时，会发现自己有能力缩小科学与公众想象的距离。最后，最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门课结束时，我发现学生们在环境选择方面正发生着真正有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那些说教老师或干涩的科学文章无法做到的。他们主观上想作一些改变，这与他们接受的科学信息是分不开的。这些信息是以有趣的故事形式展现出来的。这门课程所带来的效益告诉我们，环境人文学科能够开发人们重视环保的意识，并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利用这种有创造力和批评性的手段来促进叙述文体的发展，让人们从科学之中汲取营养，鼓励人们真正地去关爱这个地球。

张：我被您的课程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深深打动，这门课不仅阐释人文学科如何解决环境危机问题，还体现了一个学者在面临生态危机时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谢谢您如此机智、有趣的回答。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