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和法案，比如1990年的“先进技术计划”、1993年的“先进制造技术计划”、1997年的“下一代制造——行动框架”、1998年的“集成制造技术路线图计划”、2004年的“鼓励制造业创新”总统行政令、《2004年制造技术竞争能力法》。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意识到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过低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口号。2008年联邦政府推出了旨在使美国经济重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2010年8月奥巴马正式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签署为法律，并推出《鼓励制造业和就业回国策略》，积极支持制造业回流，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并恢复在过去10年中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与扩大制造业出口市场相应，联邦政府又推出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巩固美国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领先地位。
美国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战略，虽然基本延续了以往加强工业部门的要求，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内涵：整个再工业化战略定位在高端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领域，实现与新兴经济体的错位竞争；切入点是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重点发展的是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科技、医疗、环保、海洋和空间技术等新兴产业。“再工业化”并不是传统工业的简单复苏和回归，而是以数字制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实质是一场产业革命。
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路径与实施效果
（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路径
其一，出台法案或计划，从国家层面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特点是所有的相关政策基本都通过法案或者国家计划的形式颁布。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采取政府制定远景规划、落实法律规范，通过市场之手实施的路径，政府并没有过于干预市场主体的微观运行。具体的政策包括四类：一是直接救市措施；二是再工业化总体战略规划；三是新能源战略政策法规；四是战略新兴产业扶持政策法规。具体分类见下表。
其二，综合采取各种措施，落实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综合采取各种措施，落实再工业化战略。首先是明确产业定位。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基于比较优势，有所侧重，把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作为再工业化的突破口，重点扶持新能源、先进材料、精密仪器、电子产品和运输工具等行业；对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采矿、钢铁、造纸等资源型行业，仅仅给予适当的贸易保护。其次是加大科研投入，鼓励科技创新。美国政府通过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等投入133亿美元，鼓励科技研发和创新。教育方面则向理工科教育倾斜，制定了专门针对产业工人的教育培训计划。第三是将中小企业视为再工业化的主要载体重点扶持，从加强贸易拓展、方便贸易融资和强化贸易规则三方面扶助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其三，积极救助制造企业，夯实再工业化战略载体。金融危机暴发后，美国政府采取短期经济刺激和贸易保护相结合的办法，积极救助制造企业：一是积极救助大型企业，通过定向财政援助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紧急救援高盛等重要金融企业，缓解市场短期流动性问题，控制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同时对身陷破产边缘的大型制造企业如通用公司等采取政府直接救助的办法，确保其生存。二是吸引海外企业回归本土，利用税收优惠和政府扶持政策，一方面取消美国公司海外业务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为回归本土的企业和高端制造业提供土地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三是成立总统出口委员会，提出“国家出口倡议”，出台 “购买美国货”、“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帮助美国企业争夺出口市场。这一系列措施，使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制造业受到保护和刺激，挽救了深陷危机的经济和就业。
（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效果
一是制造业就业数据转好。据美国劳工部报告，得益于整体经济大环境好转、“弱势美元”政策、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能源价格走低和自给率不断提高等因素，2011年美国制造业共新增23.7万个就业岗位，扭转了延续几十年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趋势，标志着美国制造业就业形势开始转好并进入上升期。
二是制造业恢复增长。2011年、2012年制造业产量增长率分别达到4.5%和4%，均超过同期GDP增长率。出口方面，2008年美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比例为9.14%，2011年回升至9.89%。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美国制造业连续30多个月向好，而中国同期的数据则微缩。在美国制造技术订单（USMTO）方面，2010、2011年美国制造技术订单总额分别为45.3亿和55.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80.5%和66.4%，2012年1月更是达到4.02亿美元，为近10年来单月最高历史纪录，这是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
三是美国企业开始回归。例如，世界500强公司Caterpillar正在将海外的挖掘机产能挪回德克萨斯州，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在诸如运输、电脑、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领域，美国有10%—30%的产品从中国进口，而到2020年这些产品全部可以在美国本土制造，使美国出口总值每年增加200亿到550亿美元。
四是再工业化没有对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近30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到2008年，该比重降低至19.05%，平均每年下降0.37个百分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的四年里，该比重以更快的速度下降，2012年已降至17.27%。与此同时，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2008年为79.45%，而到了2012年、则上升至81.2%。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的实现路径是升级制造业和发展新兴产业，这些产业自动化程度很高，其本身就业乘数不高，但对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乘数拉动效应却很强，因而产生了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但就业比重反而下降的现象。二是就业比重下降，而产值数据上升，说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在进一步提高，这也验证了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传统制造业的回归，而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新产业革命。
三、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一）再工业化战略使中美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
过去美国制造主要集中在高端产品，而中国制造集中在低端或是高端产业的低端环节。现在美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重振制造业，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工程、医疗信息、航天航空、电动汽车、纳米技术、环保等新兴产业，旨在通过发动新一轮技术革命，全面抢占未来制造业新高地。中国也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十二五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通过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国家实力。
从两国制造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和战略目标看，两国有很大的重叠性，新能源、高新技术是两国争夺的重点，目标都是为了抢占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对这一点，美国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种种手段遏制中国，比如，美国计算机及电子产业在我国的投资存量仅占其海外投资存量的6.7%，信息产业仅占2.37%，美国还一直限制对我国出口和转让高新技术，对中国投资美国能源和电子领域也重重设限。因而，未来中美两国将由过去制造业领域的互补关系逐渐转为竞争关系。
（二）美国贸易保护措施严重影响中国正常贸易
美国为了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大力鼓励制造业回流、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极力扭转贸易逆差。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大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双反”调查力度。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涉及中国企业；2011年发起14起，其中有7起针对中国大陆企业；2012年发起40起，其中13起涉及中国企业。2012年美国对中国输美太阳能光伏产品、纺织品、铜版纸、彩电、钢管、家具进行了“双反”调查，并对相关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重创我国光伏产业。二是极力扼制中国高端制造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对中兴、华为这样的高端制造企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展开多轮调查，限制企业正常业务活动；2012年9月奥巴马更是以总统身份直接出面阻止有中资背景的公司对美国4个风电场项目公司的收购。三是通过现货市场和汇率市场，提高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以铁矿石为例，从200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却没有相应的定价权，仅2004—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在6年内就上涨了7倍，为此多支付原材料成本7000亿元。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中国的损失不亚于美国海湾战争的支出。
同时，美国还在汇率方面极力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据2010年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结果，人民币短期内若升值3%，中国家电、汽车、手机等出口企业的利润将下降30%—50%，许多中小企业将因此亏损，进而引发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东盟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这种产业转移趋势已经显现。
（三）再工业化战略将进一步显现美国对中国的技术优势
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于成功对接国际需求并迅速融入全球产业体系，“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仅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条件，其核心还是“技术红利”。这种通过招商引资赢得“技术红利”的模式带来的后果是：首先，虽然中国在制造业总量上超过美国，但在增长质量上远远落后于美国。201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略低于中国0.4%，但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约1亿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38%，差距巨大。其次，美国制造除拥有众多世界品牌外，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基本控制在以欧美资本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更多集中于产业链低端或是某一细分市场中，承担的是“代工工厂”的角色。第三，中国制造所需的生产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
在这种竞争基础上，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将会进一步显现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无论是基础的钢铁、造船工业，还是技术、资本密集的飞机设计与制造、航天工业，美国各领域的技术均全面领先中国，甚至远超世界各国。再工业化战略中推广和应用的未来制造业的领军技术如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AI）、3D打印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几乎全出自美国，而且美国已经形成产、学、研良性互动机制，未来中国产业发展要想赶超美国，弥补技术鸿沟是唯一选择。
（四）再工业化战略将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技术瓶颈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幅空间，在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只能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行将耗尽，并日益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低的要素成本竞争。高端上不去、低端守不住，中国将失去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动力。更关键的是，虽然制造业对中美两国都至关重要，但中国经济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显然远大于美国。以2011年为例，中国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为86.94%，美国为74.65%，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34.65%，美国约为11.49%。因此，制造业疲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大于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纷纷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中国原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产能——高出口——高外汇储备——高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链条因此被打破，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积压，产能过剩矛盾凸现，带来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外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立刻转变，只能通过“出口转内销”策略消除库存，为此中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以刺激经济。但这种扩内需的方案仍是在传统技术水平上对传统制造业的刺激，大幅度投资刺激经济不但没有去除库存，反而扭曲了供求信息，带动钢材、水泥等行业产能增加，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并给中国带来金融危机的隐忧。同时，与新能源战略配套的全球碳排放、碳关税等技术标准的实行，将会给中国制造增加巨额的环境交易成本，从而使“中国制造”彻底失去国际竞争力。因此，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也不是权衡成本的问题，而是未来是否有发展空间的战略问题，所以更为紧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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