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红黄的湿晕，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金锁记》
这是个好的故事。曹氏家族百年的工商业经历极尽曲折，同时又与建国60周年的时代轨迹非常吻合。
曹氏先祖在上海创立基业，曹文锦先生1949年之后离开大陆在香港始建大南轮船公司(万邦航运前身)，业务相继扩展至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2000年后，重返大陆，目前大陆业务占到万邦的五分之一。曹氏久离故土，在大陆声名未著，其实与包玉刚、李嘉诚等多有交往合作，于东南亚久享盛名。像曹家这样，商业气脉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在海外得以接续乃至光大的，不在少数。全球商界中的特殊称谓——“华商”，正是被这群人塑造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回到60年前。
出走
1948年，为抑制世所罕见的通货膨胀，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老虎”，悉令在沪富商巨贾乃至平民百姓以黄金白银外汇等换取国民政府新发行之金圆券。蒋公子确有雄心壮志，为立威信也曾大开杀戒，无奈国民党内部裙带相连官商难分，牵一发动全身，不了了之。
在时年23岁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曹文锦看来，蒋氏改革实为上海民间工商业浩劫。曹文锦确有胆识，不顾禁令，将家族产业中的部分资金(美元)转往香港。此举为曹氏日后得以在海外立足之关键。
曹氏从商可追溯至曹文锦之祖父曹华章。20世纪初，为脱家庭贫困，曹华章倾全力购置一只小木船，于黄浦江上接送外轮水手。当时江边码头极少，且沿岸水浅，大型外轮无法靠岸，因此曹华章生意繁忙。曹文锦曾在其自述中写道：“浩渺的黄浦江，历来变化无常，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则风高浪急……特别是夜晚，常常是风急浪险，行船很危险。但为了生活，祖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晚都要披星戴月，或者顶着风霜雨雪，驾着那一叶扁舟，穿梭于外轮和码头之间，迎来送往。”到了夏季，燠热天气中，曹华章还要不时给小船一遍遍刷桐油，辛苦备至。
惟其辛苦，曹华章始能购置第二条第三条乃至更多木船，业务由接送水手改为接运货物，渐渐有了自己的码头、储运仓库和卡车。曹文锦之父曹隐云出生时，家道已臻小康。曹隐云因此受到良好教育，后入上海一家英人所办卜内西洋碱公司学习进出口生意，由见习生升至高级经理。1925年曹文锦出生时，“曹宝记”运输公司业务已遍及长江沿岸，其父曹隐云工作之余又在租界内开设了一家“中国劝业银行”，其母吴娱萱则于南京路开办“天宝成银楼”，员工70余人。浦东曹氏，渐成望族。
在曹文锦早年的记忆中，军阀混战、北伐、国共相争、抗日、内战无时或已。曹家生意兴隆，却也总感朝不保夕。所幸直到1945年曹文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其学业未曾中断。抗日战争之前，由于曹隐云与权贵多有结交，如唐生明(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胞弟)等，生意未受多少影响。日本侵占上海之后，曹家在租界内的银行、珠宝店得以幸存，租界外“曹宝记”则一蹶不振，卡车、船只尽数被日本人强占。及至汪伪政府成立，在上海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以原法币2元换1元，百姓财产为之减半。兼之物资奇缺，民生维艰，汪伪特务与国民党军统“锄奸队”在上海互以对方银行为目标滥杀无辜，曹家银行也惶惶不可终日。
抗战胜利前数月，大学毕业的曹文锦按父母意愿，全面学习运输、银行、进出口生意，以备将来接掌家族产业。每天一早，曹文锦到一家银行学习业务，下午则赶往瑞士人开的达昌洋行学习进出口贸易，晚上尚需与祖父运输公司的伙计们吃饭，了解航运知识。当时物价飞涨，银行成天被挤兑者充满，曹文锦一月工资仅够买几个西瓜。曹以之为做生意必经之历练，不以为苦。
胜利后，300元储备券兑回1元法币，有存款者复受其苦。1946年，国民党财政部关闭了一批民营银行，曹氏亦在其中。其时曹隐云的进出口生意颇有起色，在广州、福州、青岛、天津等地均有分公司。因为进口业务常需在香港办理进口证，曹文锦被父亲派驻香港，在中环毕打行开了分公司。
两年后，曹隐云得知儿子把母亲经营的珠宝全部换成10万美元转移到香港银行，大惊失色：“让人家知道，是要杀头的啊。”“事情是我办的，”曹文锦说，“要枪毙也是枪毙我。你们害怕，就带着弟弟妹妹去香港吧。”
权衡之后，留曹文锦与新婚妻子在大陆照顾生意，曹隐云携家赴港。蒋经国“打老虎”惊动了孔祥熙，草草收场。随后解放军进攻上海，当初300万元法币兑1元的金圆券一文不值，曹文锦暗自庆幸。但分公司的伙计担心时局变化后自己一无所有，都抓紧手中物资不放，曹这个少东家已调动不灵，在家人催促下，上海解放前，曹文锦也投奔香港。他打算暂住数月后返回上海，因为他觉得“无论哪个政权，都不能没有贸易，没有运输，共产党也不例外”。基于此，曹氏在上海的股票、地产都未撤走，以待局势稳定后重张旗鼓。“可是，”曹文锦在自述中写道，“我完全没想到，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我家在大陆的财产，全部化为乌有。”
创业
在曹文锦记忆中，大陆经济对香港冲击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49年。大陆的地主富商乃至国民党残兵败将纷纷涌至香港，原来80万的人口登时翻了一倍，衣食住行皆成困难。
曹氏因有分公司在港，且有曹文锦转出的10万美元，境况本来较好。但随着大陆的叔伯和曹的姻亲、广州、香港分公司职员及其家属前来投奔，人满为患，储物仓库腾出来住人亦不敷使用。晚上起来方便，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身上。曹氏在上海锦衣玉食非常讲究，现在每餐饭菜用大盆大桶端将上来，竟也甘之如饴。曹文锦晚年仍有速食的习惯，即为这段生活之影响，动作稍慢，盆尽桶空矣。
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曹文锦与父母商量还得做生意。香港骤集巨量人口，房地产自然是好买卖，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曹家不敢再染指。最后决定，还从进出口贸易着手。
曹文锦去信天津分公司，打听有无生意可做。对方回信说，由于经济封锁，大陆土特产运不出来，急需的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也运不进去，因此在山东石岛开放了一个小港口，如有化工产品，可运来此地。曹文锦从朋友处求得一批货，凑钱租了一条小轮船，将货运往山东。
大陆没有外汇，只能以货易货，换回猪鬃、桐油、大豆等土特产，然后在香港卖出。为寻销路，曹文锦去了一趟日本，发现由于联合国对日本经济制裁，其国内食品严重匮乏，对作主食的豆类需求极大。同时，日本战后所遗钢材。化工产品很多。曹文锦决定把从大陆换回的土特产运往日本，换取其工业产品，然后再至山东易货，如是循环。轮船从香港至山东，再到日本，最后回到香港，需时三个月，因无法通讯，曹家人与轮船伙计之家属整天提心吊胆，也只能听天由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英美等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大陆于钢铁、汽油、轮胎、医药医疗器械等物求之若渴，其价倍昂。此时曹手中刚好有从日本运来的一批货，只苦于香港也遭禁运，腾挪不得。曹氏国内各分公司均来信说政府要他们帮忙寻找货源，“只要把急需之物资运进大陆，价钱贵些没关系，又可立一大功。”
曹文锦发现，葡萄牙并未参与对中国之禁运，于是将货物运至澳门，再转入大陆。曹所得利润可观。分公司催货电报络绎不绝，曹一面到日本进货，一面用赚得利润中40港元买了一条1200吨的旧货轮。此船造于1908年，较曹之年龄尚长近20岁，但用当其时，功莫大焉。曹与其合伙人为公司起名“大南”。
大陆需求愈加旺盛，“大南”决定贷款再购进一条货轮。曹说，当时的汇丰银行有规定，香港船东贷款，必须通过外国船务公司。为贷款，曹受尽洋人之气，索性息了此念，自筹98万港元买入第二条旧货轮。“大南”以工业品从大陆换回粮食、油料，然后销往日本、东南亚。朝鲜战争成就了曹的公司。
世事无常。战争尚未结束，大陆“三反”、“五反”运动次第展开。曹在国内的各家分公司均以“发国难财牟取暴利”受到批判，除被勒令吐出利润外，又加数倍罚款。“我们真是想不通，”曹在自述中写道，“当时政府急需这些物资，要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把货物运回大陆，说什么只要把这些物资运回去，就立了大功。如今战争结束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变成了罪状。这怎么让人服气?”天津分公司的经理被绑在柱子上，“五反”干部用枪指着要他交待几年来每笔生意的盈利。交待获得通过，则须照数退款并缴纳罚款，否则“立即枪毙”。
分公司的求救电报纷至沓来，“我要死了，快汇钱来救救我”，“再不汇钱来，我们就没命了”。曹文锦欲哭无泪。为部属纾难义不容辞，然数目过大，一时难以凑齐。曹电报请示政府宽限时日，一面奋力筹款。最终，几年利润所剩无几。
大陆的生意不能再做。曹看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经济复苏，基建及地产兴起，于是改运其地急需的碎石子，赚钱不多，总算可以维持。让曹烦恼的是，因为朝鲜战争时为中国运送货物，大南轮船公司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黑名单上的航运公司的船只，一律严禁进入美国港口，不得为它们供应美国生产的石油、润滑油等船只必需品。美国公司不得与该公司做生意，该公司与他国贸易时，不得以美元结算。大南公司里外得罪，处境艰难。直到1964年，美国政府才同意曹文锦取消此种对待的申请。
1958年，有朋友向曹文锦借钱去马来西亚开办纺织厂。曹先后两次借出数十万港元，结果朋友铩羽而归，以厂抵债。曹并未责怪他。当曹申请签证去视察工厂时，马来政府出于与美国同样的理由不准他入境，并认为曹是共产党。无计可施处，曹在香港通过一位马来朋友结识了马来西亚内政部长，签证一事得以解决。在曹半个世纪的工商生涯里，危难关头总有朋友帮助，若非吉人有天相，则其为人处事自有过人处。30年后，曹氏在马来西亚拥有三家纺织印染公司，5万枚纱锭，1400台织布机。
大南轮船公司继续发展。1957年，曹文锦牵头，邀请包玉刚等10家香港船东，组建了香港船东会。60年代初，大南开始造自己的第一条新船。当时，大南已有七八条货轮，但与一众香港船东一样，皆为旧船，有一条20年船龄的船已足为人艳羡。通常，欧洲造的新船，用旧了卖给希腊船东，之后才轮得到香港船东——旧船故障频繁，维修费用极昂，大家都起意建造新船。董浩云(董建华之父)的金山轮船公司首开风气，大南第
但是大南无力支付造新船的300万美元。当时只有外资银行如汇丰开办航运贷款业务，但因前述原因，曹无意借贷。由于经常到日本修船，曹文锦与日立船厂和山下汽船公司建立了良好关系。得知曹欲造船而为资金所困，曹的朋友、日立公司的森冈又伸援手。“我很希望帮你造一艘新船。你们虽然没有钱，但人靠得住。”森冈给董事会打了报告，为曹申请分期付款。“曹先生虽然没有钱，”森冈在报告中写道，“但他很努力。若现在帮帮他，将来曹先生站起来后，将会是日立造船很好的长期客户。”
森冈的报告获得了批准，但有两个条件：曹需先付两成定金，且新船必须长期租给日本客户以保证按期还款。曹喜出望外，但两成定金仍是难题。他先请求山下汽船租用新船5年，终获同意，接着解决定金。曹与日立船厂修理部商量，允许大南5年后归还所欠修理费，以此顶入定金。日立答应了曹，但要求他除以新船做抵押外，再找一家银行提供两成的担保。
曹已无资产可抵押给银行，于是又找到自己的好友、曼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陈思忖良久，说：“我做生意是看人的，你签个字吧，抵押品我不要了，你个人担保就行。历经艰难，曹文锦造新船的梦想实现。一切妥当后，曹大病一场。当年包玉刚曾向人推荐曹的做法。包氏随后成为香港第三个造新船的船东。”
1962年，曹文锦看到油运赚钱，从瑞典买入了第一条油轮(8年船龄)。1966年，合伙人与曹分家，曹氏正式成立万邦航运。70年代初，应马来西亚政府之请，曹帮助马来起草了海事法，为之创建了马六甲海事学校、马来西亚国际航运公司，并建成了马来西亚造船厂=造船厂由政府出资50％，曹与自己请来的日本住友重工集团及另一位好友占一半股份。由于政府是太股东，决策并非全从商业考虑，且贪污受贿之风浓重，造船厂十余年亏损不止。马来政府决定售出股份，曹文锦等三家接手。如今，该厂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船厂。
1986年，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邀请，曹文锦、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邵逸夫等共同在新加坡投资建设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该项目总投资15亿美元，股权均分。因为曹文锦更熟悉新加坡，故被推举为董事长。会展中心由曹的长子曹慰祖选址并设计。曹慰祖哈佛大学建筑系毕业，曾在贝聿铭手下工作，参与设计过香山饭店等项目。历时10余年，该中心始告竣工，至今仍是新加坡地标性建筑。同在1986年，泰国政府所办国际船务公司濒临破产，多艘货轮因欠款在国外被扣。泰国财政部力请曹文锦帮忙。曹深知其中繁难，又不能拒绝，因为其次子曹慰德正在泰国做棕桐油生意，凭着自己在航运界的资历，曹文锦与诸多债权人达成缓期付账协议，并请曹慰德重组公司，最终将其收购，改名为泰国联合航运公司，1994年在曼谷上市。
曹文锦在东南亚各国之投资鲜有失败。他总结说，投资异国做生意，要稳健、审慎，放低姿态，不能喧宾夺主，这样才会得到当地官员商界朋友的尊重和帮助。同时热心公益，“出钱也出力”。
传承
1994年，曹文锦69岁，将万邦航运交给次子曹慰德管理。
曹慰德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我是从父亲手里买的，”他说，“老人要的是面子嘛。”
曹慰德1977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回香港后向父亲借钱到泰国从事棕榈油生意，从1989年开始同时介入万邦管理。1994年，他向父亲提出购买万邦的船队。“迟早是你的。”曹文锦说。曹慰德不以为然：“每个人的成功要自己来。我拿过来，兄弟姐妹怎么办?企业不能分，钱可以分，他们对经营没兴趣，正好分钱就可以了。”
曹文锦以3亿美元的价格将船队卖给了儿子，曹慰德当时的资产值也与此近似。他贷了一部分款，同时向父亲借了一部分。接手后，曹慰德将万邦改组为万邦泛亚(私人)有限公司，业务范围由传统的航运业延伸到物流、建材、矿业、房地产等多个领域。2000年后，曹慰德开始进入其父当年的伤心地中国大陆。“我没信心，但是不恐惧，”他说，“又不是全部拿过来。”起初，他只做些贸易，并不投资，以结交朋友为主。“中国每个省、市、区、街道都有不同的规矩，要慢慢熟悉。”2005年起，万邦在大连、青岛、成都等地投资码头，船厂及地产，累计金额几十亿元。与家人谈及往事，曹文锦还有些委屈和不满，曹慰德对他说：“不要这样，把小孩子都吓坏了，什么都不敢做了。”
曹慰德对商业环境的看法与众不同。“没有哪里好哪里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到什么地方玩儿什么游戏，弄懂了规则就做，弄不懂就不做。你说大陆规则总在变，他变你也可以变，大家变来变去，摸着石头过河。觉得受人欺负，是心态问题。”
万邦百分之百的股权归曹慰德所有，去年营收约20亿美元。“他是我万邦集团公司最适合、最得力的接班人。”曹文锦评价这个购买他产业的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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