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庙，作为儒学的重要栽体乃至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其自身独特的精神内核不仅影响着两千余年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传承及社会教化等，且还辐射到周边及欧美诸多国家，至今仍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备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自其产生之日，各种史料多有记载，研究者历代不绝。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文庙的维护和资源开发普遍受到重视，文庙研究队伍日渐壮大，学问体系及研究机刺初步呈现，学术研究成果累年增多，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独特的“文庙现象”和文化景观。在这风生水起之际，呼吁建构一门教育史学领域的新兴“学问”。即“文庙学”。
关键词：文庙；文庙学；学问；专学；教育史学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94-10
以庙祭祖始于夏商周三代。且将其提升至国家治理的高度倍加重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特别是商周以降的轴心时代，祭祀礼仪中的宗教意识被弱化，家国伦理及人文精神得以凸显，《礼记》中所记“祭有十伦”便是最好的佐证。故孔子作为闻名于时的儒家伦理的集大成者，卒后第二年被立家庙以祀，既承古制又合时需。尤其是自汉武帝将儒术“定于一尊”之后，使得学术层面的儒学一跃而为官方哲学，从此儒学不仅与中国政治共盛衰，又能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所尊崇，显示出超强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与尊儒相伴的必然是儒学的普及与传承，或设学以教化儒经，或立庙以主祀孔子，二者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庙学合一”现象。于是，作为轴心后时代的衍生物，即以庙祀孔子为主的礼制性建筑“文庙”便广布天下学宫。成为历代学人乃至普通民众文化守望的精神驿站，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符号而绵延至今。它如同科举和书院一样。至今仍为国内外学术界热议不休的一个教育“活化石”，故而建立一门新兴的“文庙学”迫在眉睫。
一、何谓文庙学：以文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别样“学问”
要解读“文庙学”，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核心概念即何谓“文庙”，以及与“孔庙”、“学宫”、“庙学”或“学庙”有何区别。截至目前。学术界对“文庙”的看法见智见仁，尚无定论，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基于庙宇主祀孔子这一基本客观事实，将“文庙”与“孔庙”通称，认为文庙即孔庙，孔庙亦即文庙，只是因为时代不同而名称上有所改变而已。诸如唐钺等主编的《教育大辞书》、夏征农主编的《辞海》、商务印书馆修订的《辞源》以及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等权威工具书中，虽将文庙与孔庙分别加以解读。但在表述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教育大辞书》认为孔子庙“明清统称文庙”；文庙则是在“明永乐八年，改称先师庙为文庙，清沿之”。《辞海》认为孔庙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文庙则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因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以后称为文庙”。至如近人的学术论著中，持此观点者甚是普遍。舒大刚等认为“祭祀先圣、先师、先贤是中国古代学校的功能之一，孔庙（或称文庙）与学校的合一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主要措施”：张晓文等认为，“孔庙，即至圣庙，又称文庙、夫子庙、先师庙，是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礼制性建筑群”等。
二是基于庙宇的建造意图及功能，将“文庙”视为孔庙的一个种类，又因与官学融为一体，故又称之为“学庙”或“庙学”。如孔祥林在其《世界孔子庙研究》一书中将奉祀孔子的庙宇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国立各级学校奉祀孔子的庙宇。正式名称为“文庙”；第二类是孔子故里的本庙，即“至圣庙”，亦即曲阜孔庙。因“有庙无学，不能属于文庙”；第三类是孔子行迹地或纯粹为纪念孔子而建造的庙宇，“但它并没有列入国家祀典，应该称作孔子庙”；第四类是书院建造的奉祀庙宇，“虽然书院也有教育的功能，也是设在学校内，但国家没有为它制定祭祀的礼仪，不能称作文庙”，为与其他文庙有所区别，故称之为“书院孔子庙”；第五类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孔子后裔建造的奉祀家庙。王秀萍等在其《曲阜孔庙与尼山孔庙之辨析》一文中，将孔庙分为四类，即“国庙（皇家孔庙）、家庙（祖庙）、学庙和纪念性孔庙”，并认为“学庙特指中国古代的官方学校，中央学叫辟雍，如后来的国子监。地方学叫泮宫，如地方各级府州县学”。这里所讲的学庙中的“庙”，就是文庙。
三是基于庙宇表达语境的不同。“文庙”乃相对于“武庙”而言，并非仅仅是“文宣王庙”的简称。在夏征农主编的《辞海》中，曾提及文庙是相对“武庙”而言的。庞洪则认为，从文化概念上“并不可以简单地把文庙看成是文宣王庙的省称。因为与文宣王庙相对应的是武成王庙，供奉的是姜太公；与文庙相对的应是武庙，供奉的是关羽；它们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两相比较，省去了‘宣王’两个字，少了封建意识的累赘和束缚。‘文’的内涵，反而更加丰富”。
四是“约定俗成”说，是国人用语习惯带来的称呼变化。如刘续兵认为，“文庙，今天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孔庙’……文庙中不仅祭祀孔子，而且以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称其为‘文庙’更为妥当”等。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庙”与“孔庙”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文庙”作为“文庙学”巾的—个核心学术用语，不能凭借约定俗称或与其他概念混同一体，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合理的界定。并且这一界定也只能是属于“文庙”的。对此，我们认为“文庙”应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一是与“武庙”相对的礼制性建筑，此乃基于以“文”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需求。即李世民所言“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据此，凡是奉祀文人之庙宇，均可称之为文庙，包括所有孔庙等。按礼制。文庙和武庙都是分别独立设置的，但也有例外，诸如四川丹棱县的文庙、武庙是合建在一起的，建于宋朝初年，称之为“文武庙”。福建连城县培田村有一处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文武庙”，文庙和武庙建在一处两层阁楼上，下层武庙祀关羽，上层文庙祀孔子；二是鉴于孔子乃“文道”之奠基者。因而文庙必定主祀孔子（唐之前与周公同祀）。同时兼祀历代有功于儒道者，所谓“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这一点与除家庙之外的孔庙都是一致的；三是借助学校开展教学活动。这是文庙的标志性因素，也是与孔子家庙及各地纪念性的孔庙的不同之处。即按国家所定礼制，或因庙设学，而以“庙”为主，故称之为“庙学”；或因学设庙，而以“学”为主，故称之为“学庙”或“学宫”，明清时冈强化其尊儒崇儒而将地方官学统称为“儒学”。这样，作为礼制性建筑的文庙既是官学师生祭祀重地，又是教育吏员办公之所。实乃统治者在年轻学子中实施儒学教化的重要阵地及举措，所谓“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而至如书院中奉祀孔子的庙宇，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类似以孔子为祭祀对象的书院并不多见”，甚至认为书院祭祀的一般是地方先贤或文化名人而非孔子。事实上并非如此，宋朝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明道书院、茅山书院、永嘉书院、延平书院、鳌头精舍以及丰湖书院等，都置有庙宇专门奉祀孔子，或将孔子与弟子及先贤、先儒、乡贤等一起奉祀。如建于北宋初年的应天府书院，“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依台湾学者高明士所见，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诏令全国书院学校修缮孔子庙之举。“可视为宋代全面实施‘庙学’制（含官学与书院）的开始”。至元朝，“凡天下名书院者，有祠以祠先贤，有教以教后学，国朝制也”。清朝更是“今天下郡县莫不有书院，亦莫不有崇祀之典”。足见，书院庙祀孔子的建筑应该属于地方文庙的一种特殊类型。虽然不像地方文庙那样布局规整，但它是依据书院自身的实际情况，所建规模或大或小，称呼也不尽一致，如大成殿、礼殿、先师殿、燕居堂、中和堂等。虽然没有完全纳入国家祀典。但又遵从而不违背国家祀典，所谓“书院设官，春秋命祀，并遵旧典”。或者说。书院奉祀时所例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国家祀典的“简约化”，而非游离于国家祀典之外。尤其是“有些没有修建孔庙的地区，书院几乎就成为地方祭孔的场所”。这样看来。没有理由把书院中奉祀孔子的庙宇排除在文庙之外，特别是受过帝王恩赐的、地方官员直接参与办理的、具有官学化倾向的书院，其庙祀孔子的礼仪更符合文庙的基本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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