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

摘要：现代大学的治理无不深深地嵌入和整合于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之中。清朝末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引入几乎同步启动，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始终如影随形、交织缠绕、相互形塑。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的这种复杂纠葛，决定了中国大学治理的研究必须运用包括政治學、教育学和历史学在内的多维视角，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注重思考和探究政党、国家、社会与大学治理的理论关联与实践互动。

关键词：现代国家；现代大学；大学治理；现代大学制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国家建构视域下的中国大学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4YJCZH065）；广东省教育科研重大项目“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现代大学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14JKZ01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4Y16）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2-0074-06

一切研究皆起源于问题（problems）①。这个问题可能基于理论层面的逻辑演绎，也可能基于实践领域的工作推进。当然，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是于恰当的时机在理论和实践的交汇处找到一个真实存在且意义重大的问题。现时代中国大学的治理问题，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倾心与激动的真命题。

一、大学治理研究的国家视角

伴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完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2010 年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正式颁布并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对十大领域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进行部署，其中也确定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点任务及相应的试点地区和学校。2013年8月，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23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主题即为“深化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现代大学治理这一问题已经从理论研究和学校的自发探索发展到“获得政治合法性并进入政策流程”阶段。②

但是，现阶段关于大学治理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教育学和管理学领域，鲜有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基于多学科交叉视角的分析探讨；较多热衷于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学治理经验和模式的引介，较少立足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对大学治理的系统研究；较多集中于对中国未来大学治理这一“应然”状态的规划和描绘，较少致力于对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与现状这一“实然”状态的描述与阐释。事实上，大学的改革发展绝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在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它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会自治组织。但是，伴随着中世纪末期欧洲现代国家建构的启动，大学逐渐被纳入国家权力的渗透与干预之中。③ 其后，以19世纪初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办柏林大学和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威斯康星思想”、赠地学院运动为标志，大学开始摆脱单一教学活动的局限，逐步迈入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广阔领地，同时也逐步走出“象牙塔”，从社会的边缘步入社会的中心。与这一职能扩展及作用突出紧密相伴的是，大学也越来越成为现代国家干预和规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自秦统一以来，中国总体上是一个以文化为核心特征的传统帝国，“以文教化”、“化成天下”成为统治者对内凝聚整合与对外睦邻邦交的最高境界，教育既是普通百姓通往官僚体系、获取权力资源的主要通道，更是统治者贯通基层社会、维系帝国统治的基本工具。两千多年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加上百余年来后发赶超与政治整合的双重使命，无疑都为国家权力嵌入大学治理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理由和动力。现代大学的治理无不深受现代国家的干预，无不深深地嵌入和整合于现代国家的治理框架之中。

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治理问题，一个重要的理论进路，就是以现代国家建构为背景，从国家与大学互动关联的角度去把握与追寻。这其中，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历史考察。因为，现实总是从历史中走来，没有对历史的充分关照，就不可能有对现实的深刻理解，更不可能有对未来的准确判断。

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启动

一般认为，现代国家是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国家，即传统国家（包括城邦国家、封建帝国等多种形式）而言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包括三个要素：固定的行政官员、合法地垄断暴力工具、在既定地域内维持这种垄断。④ 我国学者徐勇提出，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统一体，“民族—国家”的核心是主权原则，主要反映国家内部的整体与部分、国家外部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民主—国家”的核心是人权原则，主要反映国家内部统治者与人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⑤ 现代国家首先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形成，大致包括两个阶段：15世纪开始以绝对主义国家形式出现的现代国家基本框架构建过程；19世纪以后福利国家制度建立和公民权的扩大，国家的法治化和民主化都有了巨大的进展。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始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开始酝酿和实施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仅仅是清朝统治者的一场军事自强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形成了“防卫现代化的弥散效应”⑥，但其本身并没有更为远大的现代化理想。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主要是让国人将目光投射到“器物”层面、寄希望于通过洋务运动和培养新技术人才实现强国梦的话，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及其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则真正将国人的注意力一致转移到国家政制的变革层面，变法自强成为朝野上下的普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1898年一群体制外的边缘知识分子与备受焦虑压力的青年光绪皇帝联手实施戊戌变法，启动了旨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探索建构中国开明专制主义制度的按钮。

一直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不能高估戊戌变法运动，因为这毕竟是一场由皇帝支持的运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王朝的统治；是一场改良性质的运动，没有呈现出对旧制度的果断决裂；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其改革内容很快就被守旧派颠覆。但是，与这些观点不同，本文认为，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这场由封建皇帝亲自发动的短暂维新运动，虽然昙花一现，却是曙光乍现，因为这次维新运动呈现出与以往改革不同的鲜明特征：改革明确指向政治体制，其矛头直指政治层面，试图模仿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建构一套新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与一个传统国家完全不同的“断面”。因此，戊戌变法运动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起点。

虽然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失败，但由此开始，清王朝却实施了一系列变法图强的举措，史家统称之为清末“新政”。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满清政府进行改革。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就全面改革作整体规划，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1905年9月，派遣五位大臣出使西洋考察政治。11月，设立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咨询。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及“臣民权利义务”、“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等三个附录，规定第二年即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选举，计划以九年时间筹备宪法。11月，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去世。溥仪继位后，其父摄政王载沣遵循皇兄光绪帝的遗嘱，加快立宪的进程。1909年，各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1911年5月，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筹组新内阁。新内阁部院首长共有13名成员，其中满人8名、汉人4名、蒙古人1名，8名满人当中有6人为宗室、1人为觉罗，被当时的革命党及立宪派讽称为“皇族内阁”，立宪运动宣告失败。

总体来看，清末新政运动由慈禧为首的王朝统治者发起，并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各省全面推进。“新政”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废除科举，新办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这场运动内容之丰富、对社会生活冲击之深刻，均远远超过了当年仅在沿江沿海地区进行的洋务运动。从时间上说，自1901年始到1911年结束，长达11年，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100余天。今天来看，清末新政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谓是模仿西方君主立宪制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一次大胆尝试，难怪史学家认为“这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认真的现代化努力”⑦。

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引入

作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系列改革的重要内容，清王朝开始学习和模仿西方国家，在传统科举体制之外，探索和建立一批新型学校，改革教育制度。关于洋务运动中新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据张亚群统计，至19世纪中期，清政府在东南沿海、沿江政治中心及西北、东北边疆城市共设立各类新式学堂约30余所。⑧ 但是，就全国层面来看，這种零星的新式学堂不仅难以称为“大学”，也没有能够对旧有教育制度形成整体性冲击⑨，显然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起点。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诞生于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京师大学堂。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经过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反复斗争和光绪皇帝的大力督促，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始创建。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独京师大学堂没有废止，由孙家鼐继续筹办。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1900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学堂停办。同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先后被俄、德侵略军盘踞，房屋、图书和仪器设备等大都被毁。1902年初，清政府正式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同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京师大学堂管辖。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论者普遍视之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开端。

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各省各地陆续仿效创立高等教育机构。如北洋大学、山西大学，各地也创办有省高等学堂、农工商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政治学堂、存古学堂等。此外，还兴办有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爱国学社等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据统计，1895—1898年间，各地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专门学堂、新式书院）共约20余所。⑩ 1902—1904年间，各省省城或商务、人文荟萃之地，相继办起大学堂约20所。截止1909年，全国共有各类高等专门学堂111所，学生20668名。{11} 中国现代大学一时间蓬勃兴起，蔚为大观。

与新式学堂特别是现代大学蓬勃兴起相呼应，传统科举制度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新型学制的建立成为势所必然。由于科举阻碍新学堂的推广，加上改良派的反复推动，特别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刺激，1905年9月2日，袁世凯等封疆大吏领衔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迫于大势所趋，同日谕令自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是中国教育迈向现代化征程中的重大事件。{12} 与废除科举同步且密切相关的是现代高等教育学制的建立。1902年农历壬寅年，慈禧颁布谕旨，派工部尚书张百熙出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钦命其修订京师大学堂章程，制订全国学制。同年8月，《钦定大学章程》颁布，也即“壬寅学制”。但《钦定大学章程》颁布不久，张百熙即遭弹劾，其所拟章程也受质疑。时隔半年多，经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的努力修订，《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农历癸卯年）谕旨颁行，是为“癸卯学制”，它是我国近代公布实行的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参照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学制，对高等教育的分级分类、修业年限等作了明确规定，可谓中国现代大学学制构建的历史起点。

这一时期另一重大事件就是专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不可谓不重视教育，但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的政治架构中，始终没有一个统管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专职中央教育行政机关”{13}。1905年前，清政府相继设立了总理衙门、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学务大臣及学务处，作为兼管或专管新学堂的行政机构，但其地位不高，作用有限。1905年10月12日，山西学政宝熙奏请速设学部，裁并礼部及国子监。12月6日，清政府颁令：“著即设立学部，荣庆著调补学部尚书，学部左侍郎著熙瑛补授，翰林院编修严修著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学部右侍郎。国子监即古之成均，本系大学，所有该监事务，著即归并学部”{14}，清朝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宣告成立。学部作为主管全国学务的专职机构，位列中央11部之一。部内分设五司12科{15}，分掌本部事务及全国各项教育。此外，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各省教育{16}，没有定员，以部中人员或直辖学堂管理员教员职分相当者派充。其他编译图书、调查学制以及督理京师学务，皆设有专局，由部派员兼理。主管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事务的有学部专门司。中央直辖及各省所属的优级师范学堂，则分别由普通司师范教育科及普通科对口管理，各类高等实业学堂则由实业司管理。关晓红认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统一管理全国教育的专职中央行政部门，学部的酝酿产生“成为清末中央行政体制变革突破瓶颈的标志”，“奠定了此后中国教育行政的基本格局”。{17} 在建立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基础上，清朝陆续建立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由此形成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新式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四、国家与大学的“同生互构”

综合来看，清朝末年，封建王朝为救亡图存，陆续展开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等系列改革，中国现代国家由此酝酿和萌生。作为上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办新式学堂、建立新型学制、新设管理机关，中国现代大学从中萌芽和诞生。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在建构之初就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是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的“共同而生”。与西方现代大学的诞生往往先于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同，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在中国呈现出共同而生的鲜明特征。正是国家政治的危急情势和变革转轨启动并主导了现代大学的诞生和发展，不仅促成了大学的设立，还由此牵动了学制的更张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教育图强、教育救国又成为历次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最能引起社会支持的举措。因为“既要采取列强新的法度政治，必要有新的人才方能运用”，“必要有了新的教育，方能培养此项人才”，“又必要有了新的政治企图，方能建设此项教育”，所以，“变法”与“兴学”，“两样事情是要同时并举的”。{18} 此外，任剑涛从清末新政中的议会这一政治制度设计与新型学校之间的关系切入，就现代国家构建与现代大学之间建立了另外一种更为细致的关联。在任剑涛看来，议会的思路就是从学校中导出的。“晚清以来，在传统学校跟西式学校逐渐接轨的时候，人们大胆赋予学校以议会的功能”，这样“催生了新的议政传统，拓展出新的社会空间”。{19} 由此观之，清朝末年，“变法”与“兴学”如此紧密地勾连，“新学”与“新政”如此细腻地交织，突出反映出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在建构之初的共生互动。这既与中国政治与教育紧密相连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也与清朝末年的急切情势密切相关。

二是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的“外部嵌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建构和大学发展大多经由本国本土自然而生不同，中国无论是现代国家建构还是现代大学的萌发，主要是向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和模仿的结果，外部嵌入特征十分明显。按照民国时期教育家陈青之的概括，这一时期的新教育，“完全为模仿的，没有一点创造精神”。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学制的内容设计上，“除了极少欧、美化以外，所模仿的差不多完全是日本式的”，“光绪二十八年的《钦定学堂章程》，整个从日本学制里头抄来”，“光绪二十九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了张之洞附加了自己底几分经古教育以外，也是完全照抄的”。{20} 陈青之的判断也许显得过于苛责，但大抵符合事实，也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事实上，不仅教育制度，就整個政治制度来看，晚清的政制变革总体上也是模仿和移植的产物。

三是现代躯壳与传统内核的“缠绕交织”。欧洲现代国家建构主要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推动，并且经过了较长时间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洗礼和理论准备，因此，欧洲的现代国家建构可以说是融现代国家制度、经济与思想“一体化”的建构，既有制度层面的框架结构，又有思想层面的内核动力。但是，反观清朝末期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一个由封建地主阶级主导的国家建构历程，并且是在外部力量威胁环伺的竞争局势下的被动应对，无论是在经济形态还是在思想文化等深层次领域，都没有形成支撑现代国家制度的基础。同时，这种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追求，本质目的仍然在于维护传统封建帝国的统治基础。这种状况导致清朝末期的现代国家建构徒有一副冠冕堂皇的现代制度躯壳，而实质内容则仍然是传统思想文化与经济形态的内核。这种现代躯壳与传统内核缠绕交织的情形直接投射到现代大学的构造中。以京师大学堂为例，其模仿西方国家现代大学的初步框架已经具备，但其最初以培养官僚和士大夫为主的人才培养定位、西学现代课程与大量传统课程交叉、按照官阶品衔分等的管理模式等等，又表明它依然还是一个封建官僚的豢养场所。以致于论者普遍认为，直到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这种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浓重的场所才真正开始从内在精神气质上向现代大学转变。{21}

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征，根源在于清朝末期中国总体上处于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孱弱状态。从国家的角度看，面临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国家的挑战，清王朝屡遭惨败，人们的怀疑与反思先由器物层面再到制度层面，最后渗入思想层面。{22} 支撑帝国大厦的器物、制度与思想这种“三位一体”的全面反思与质疑合围，导致传统封建帝国既无力恢复传统秩序，更无勇气与魄力自我革命，进退维艰的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垮塌边缘。从社会的角度看，虽然自明朝中期开始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但其发展却始终缓慢。特别是自明朝洪武年间开始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无疑使本来就稚嫩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重创。一些论者将洋务运动视为中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然而，更细腻的研究发现，晚清以官办为主导的洋务运动，实际上促使官方权力吃掉了民间资本{23}，更进一步加剧了“弱社会”的局面。“弱国家”的挣扎催生现代大学制度框架的构建，同时又阻碍大学现代内核的深层改变；“弱社会”的现实无力为大学独立发展提供丰厚土壤，现代大学主要依赖于官办。{24}清末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发展之间呈现出独特的实践路径与复杂的治理生态。

五、结论与启示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指出：“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25}，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大学。站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之初这一历史起点反思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一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引入几乎同步启动，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始终如影随形、交织缠绕、相互形塑。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的这种复杂纠葛，决定了中国的大学治理既不能简单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与经验，也不能仅仅从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着眼，更不能自缚手脚地受单一学科的局限。我们应更多运用包括政治学、教育学和历史学在内的多维视角，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在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同时，更加注重思考和探究现代国家与现代大学的实践互动和理论关联。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担负起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模式的艰巨使命与任务，建构起适应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注释：

①[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页。

② 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建立大学变化中的力量平衡——从理论思考到政策行动》，《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

③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4—15世纪欧洲教会分裂以后，特别是16世纪现代国家逐步兴起以后，大学逐步丧失了中世纪时期超脱于各个邦国界限的国际性特征，转而主要局限于特定的国家疆域之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兴现代国家“教随国定”的政策限制。在一些国家，大学逐渐成为国家的公共机构，成为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参见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

⑤ 徐勇：《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⑥ 萧功秦在概括洋务运动的意义时提出了“弥散效应”这一概念，意思是说，“只要洋务派在军事自强运动的现代化方向上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不至于前功尽弃，又不由自主地要走出第三步、第四步”。更具体地说，“洋务派一开始确实只想仿效西方先进的军事器械与技艺，他们并没有更为远大的现代化目标和理想，然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客观上却由此引发了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潮流：洋务派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而要发展这些工业门类，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小农经濟社会很难积累如此庞大的资金，为了积累重工业的资金，他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去发展能在较短周期内提供流通资金的轻工业，如纺织、日用品加工等等。”如此逐步累积、渐次扩展，现代化就是这样从一个点向整个面的不断弥散过程。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57—58页。

⑦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

⑧⑩ 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82—83页。

⑨ 陈青之在其所著《中国教育史》中认为，“自同治元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到光绪二十一年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恰有三十五年的历史。在这三十五年中，虽然创立了几所新式学堂，采用了几许新的教材，究竟是零星的创造，枝节的模仿，没有系统的制度，没有完备的等级。我们如要列它们应入何等，只可说是一类不相统属的专门学校，其目的只在造就特殊人才及干部人才，于国民教育毫无关系。”参见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页。

{11}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2} 张亚群认为，“就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言，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乃是一条划时代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中国近代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的根本变革”，“它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独立地位，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创立和转型，开创留学教育新局面，促进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与课程结构的重大变革”，“这些表明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跨入新的发展阶段”。参见张亚群：《从科举到学堂：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载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3}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中国古代教育管理一般在中央纳入礼部的职能，但礼部是掌管五礼的主要机关，并不专管教育，其对教育方面所负责的只有科举考试一事。国子监虽为专管全国教育的主要机关，但在礼部隶属之下，所管只有关于国学或者乡学方面的事情，对于科举毫无过问之权。

{14}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445页。

{15} 具体包括总务司，内分机要、案牍、审定三科；专门司，内分专门政务、专门庶务二科；普通司，内分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三科；实业司，内分实业教务、实业庶务二科；会计司，内分度支、建筑二科。参见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页。

{16} 当时全国分为十二个视学区域：（1）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2）直隶、山西二省；（3）山东、河南二省；（4）陕西、四川二省；（5）湖北、湖南二省；（6）江苏、安徽、江西三省；（7）福建、浙江二省；（8）广东、广西二省；（9）贵州、云南二省；（10）甘肃、新疆二省；（11）内外蒙古；（12）青海、西藏。每区派视学官二人，按年份往各区视察，限三年以内视察一周，但在新教育尚未发展的区域如青海、西藏等处，可暂缓视察。参见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页。

{17} 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提要”第1—2页。

{18}{20}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455—456、495页。

{19}{23} 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8页。

{21} 陈媛：《中国大学教授研究——近代教授、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史（1895—1949）》，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22} 梁启超对清末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西学东渐的“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是西学东渐的“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至于从思想上感觉到不足，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了。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岳麓书社1985年版。

{24}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私立的中国公学、复旦公学，考察其出资来源，仍然具有浓重的官方背景。如中国公学创办时，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每月拨银1000两进行资助，并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复旦公学创办时，当时的两江总督周馥拨银1万两为开办费，划吴淞营地70余亩为校园，并暂借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

{25}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蒋达勇，华南师范大学现代大学战略发展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员，广东广州，510631；徐艳金，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