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幼童留美在1872年因洋务运动的时代契机、容闳的积极奔走、清政府一度支持以及美国积极协助等因素而兴起。至1881年7月由于缺乏清政府持久支持、自身社会基础薄弱、为中学与西学碰撞所困扰、管理人员间矛盾以及美国排华风潮冲击等因素而终止。尽管其持续时间短暂，却在晚清历史进程上写下了浓重一笔。该事件不仅推动了晚清教育的近代转型，为晚清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也促进了晚清外交、科技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幼童留美；留美幼童；起讫因由；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I0-03；K0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6-0150-10
19世纪60年代面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多次派人出国考察。1867年志刚、孙家毅等人从欧美考察回国后始倡出国留学之议，“留学第一人”容闳自1855年回国后也一直为官派留学积极奔走。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后容闳、丁日昌等人乘时向曾国藩提出了出洋留学建议，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随后表示同意。1871年4月容闳、陈兰彬受命初步拟定了幼童留美章程，同年8月16日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向清政府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9月9日清政府正式批准曾、李所奏幼童留美计划。1872年2月，曾、李再次上奏《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除对原拟幼童留美计划加以补充外，提议以陈兰彬、容闳为出洋肄业局正、副监督常驻美国以管理幼童留美的日常事务，清政府旋即批准了该奏折。1872年8月11日起至1875年底，四批官派留美幼童共120人全部到达美国。
在美期间，留美幼童以二三人一组的方式分住在新英格兰地区54个美国家庭中，其中康涅狄格州34家、麻州20家。“幼童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了。”[1]面对幼童群体出现的西化现象，陈兰彬、容闳时有冲突。1879年吴嘉善接任监督后先招学生到肄业局训话，1880年4月发布新《谕示》及新守则，要求幼童加强四书五经方面的学习。而此时国内部分势力对幼童留美发起了攻击，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上奏指责幼童留美，要求召回幼童。1881年3月，迫于国内压力、幼童留美现状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陈兰彬、吴嘉善联名上奏请求终止幼童留美。面对幼童留美即将终止的严峻形势，容闳等人采取了挽救措施，李鸿章采取逐渐撤还的策略。然总理衙门认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2]。6月8日该衙门上呈《奏请
收稿日期：2015-10-2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WLH07）
作者简介：李江伟（1985-），男，湖北应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元史研究。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奏折后即为清政府批准。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国。此时120名留美幼童已有2人完成大学学业，60多人正在大学或职业学校学习，其余在中学就读。同年8至9月，除留学期间因病去世、提前回国以及因故留美26人外，余下94名幼童分三批回国，幼童留美至此落幕。
一促使晚清幼童留美兴起的诸多因素
关于晚清幼童留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前人已有较多研究。目前探讨幼童留美历史情形的论著较多，重要的有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分析》、王善中《近代中国首批留美幼童的成就及其意义》、茆诗珍《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影响初析》、刘中国《清季留美幼童被撤归国始末》、高宗鲁《容闳与中国幼童留美》、黄漫远《洋务时期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贡献及启示》等。但这些研究成果从整体角度将以下三个问题放在一起进行探究的却较少，即幼童留美为什么会在1872年兴起？近10年后却戛然而止？该事件除开官派留学先河外又有何深远影响？要较好解答这三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不能仅停留于幼童留美相关史实考辨层面，还要从晚清社会形势的角度加以思考以明了晚清幼童留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故本文此节先就幼童留美在1872年得以兴起的因素略加探讨。关于该问题目前学界已有多种观点，如有学者认为幼童留美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学者强调容闳为幼童留美实现作出了显著贡献，也有人提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幼童留美实行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有人认为19世纪70年代中外关系改善是幼童留美得以实施的外交条件。无疑，这些观点都论及了幼童留美兴起的某一方面，但却忽略了另一重要因素即清政府对该计划的支持。笔者认为上述诸方面皆是晚清幼童留美兴起的重要因素，正是它们共同作用才使幼童留美最终由设想变为现实。
其一、洋务运动兴起是幼童留美实行的重要时代契机。1842年8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家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国门从此大开，外患之势日趋严重。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国内的统治地位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严峻挑战。面对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晚清士大夫阶层为摆脱困境开始寻找出路。先是魏源《海国图志》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后由奕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在沿海地区兴起。他们在学习西方先进军事、工业、科学、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兴办了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新式学校，大批雇用洋员、洋匠，引进西方科技书籍。这些举措无疑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亟需的新式人才。然而，随着洋务运动全面展开和19世纪7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变化，洋务派也日渐意识到原初采取的雇用洋人洋匠、在国内学校培养外语、科技人才的办法已难满足洋务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尤其“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军队、海关，大部分都大权旁落”[4]。而要解决此时人才紧缺所致诸问题，除已采取“引进来”之法外，另一方案即实行“走出去”之路，主动派人前往西方强国学习。因此一些洋务人物始“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5]33。而“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5]153。通过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不仅可培养出一批掌握西方先进科技的新人才，还可满足此时洋务事业发展、清政府巩固统治地位和对外交往中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幼童留美方案正适应了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正是此时代机缘影响，该方案最终获得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晚清重臣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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