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60年：巨大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巨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分成两个阶段。前30年，民族教育史上发生了几乎从无到有的一次历史性的重大飞跃。从根本上解决了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子女“不能上学”的问题。后30年，我们基本解决了少数民族儿童“都上学”的问题。

王军（以下简称“王”）：在过去的60年里，我国的民族教育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分成两个阶段来谈，也许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其历史性变化，以及这一变化的内在逻辑。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大致是30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至2009年，也大致是30年。第一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各少数民族在获得政治平等的基础上的教育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地区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奴隶主、封建贵族、部族头领等少数统治阶层的子女，而普通平民百姓的子女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翻了身，民族地区也彻底改变了过去穷人不能上学的现象。党和政府在民族地区相继建立了各级各类学校，通过采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和双语教育等措施，使每个民族的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入学优惠和实行预科教育等特殊政策，每个民族也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通过国家的大力投入和内地在教师队伍、教材编写等方面的多种援助，使少数民族地区初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如果用一句话说，前30年的民族教育发展，是民族教育史上几乎从无到有的一次历史性的重大飞跃。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子女缺少受教育的权利的问题，即“不能上学”的问题。

田增志（以下简称“田”）：民族地区建起了多层次、多种类的学校，少数民族儿童可以上学甚至成为大学生，少数民族可以通过自己的母语或汉语完成教育过程，这实在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但从能上学到人人都能上学以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应该说还有一段很艰巨的路程吧。

王：这正是下面我要说的问题，即我國民族教育第二个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是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使少数民族青少年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发生彻底的改变。从1978年开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它极大地激发了各方面的活力与创造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样也深深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面貌。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迅速增长，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也逐渐开始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几十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通过“两基”攻坚、实行“两免一补”，以及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从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此外，中央还出台了多项发展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如在内地开设西藏班（校）和新疆高中班、为少数民族学生举办的预科班、为加快培养少数民族硕士和博士实施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使少数民族教育在这30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再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第二个30年，我们基本解决了少数民族儿童“都上学”的问题。这是民族教育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重大飞跃。

田：以上您从历史的角度，通过纵向的比较，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教育的发展变化。您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同时也参与主持了多项关于民族教育的国际合作项目，请您从国际的视野，横向比较一下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

王：一直以来西方某些国家就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和人权问题指手画脚，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真实全面情况，就是别有用心。我在日本工作生活有8年多的时间，我们就以日本教育为例来作一下比较。当今，日本社会有很多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也有很多移居到日本的华人和巴西人等。仅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就已经有几十万，很多实际上都是第三代或第四代了。早期的华人和朝鲜人都为创办本民族的学校作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日本政府始终排斥这些外来民族甚至自己的土著民族阿依努人，他们创办的学校和传播的文化完全不被接受并被排斥到国民教育系列之外。从这个角度讲，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这些外来和本国的少数民族及其教育采取的都是打压和排挤的政策，当然更谈不上教育的公平了。对外来民族和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歧视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时有发生，如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在学校禁止使用朝鲜语，甚至强行实行“创氏改名”，要求朝鲜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日本姓名；在侵略和占领我国东北时要求中国人在学校不准讲汉语；在德国以及法国等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和文化歧视。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强调各民族平等和共同进步，把少数民族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所取得的成绩在世界上都少见。我认识的一位日本大学教授，几十年来致力于研究世界民族政策，我陪他到国内很多民族地区进行过中国民族教育情况的调研，前些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的专著，书中他表达的感受就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是最用心制定民族政策和优待少数民族的国家。他非常感慨，一直希望把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介绍给日本甚至欧美。当然，任何一个国家要做到让每个民族都同时达到同一个发展程度，都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几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民族教育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总的来看，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无论从经济还是教育各方面的投入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通过这些足以看出我国的政策是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无论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相比，我们都可以骄傲与自豪。

面临的挑战：从我国民族教育6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自豪。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未来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恐怕机遇与挑战并存，还有制约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

王：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发展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在语言处理方面、信息对称方面，信息获取的差异会直接牵涉到人的发展。由于少数民族的学生或儿童所能看到的资料，从普通出版物到电子出版物，获得的信息资源都很有限，尤其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其网络信息平台与出版量远远不如其他民族。这可能会影响这些民族儿童的教育，包括儿童的视野以及整个的成长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国家对民族地区相应地给予了许多特别的支持，但由于人口少和各种其他原因，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要比大民族艰难得多。国家民委多年来一直倡导和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正在积极实施的“兴边富民”政策，也主要是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但由于这些民族本身没有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他们在市场经济和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过程中，往往会处于劣势。还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由于国家的改革和开放，人口的流动也在逐渐增多，而且变得越来越快。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从民族地区到内地发达地区的流动，城市化进程正在大大加快。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走出大山和牧区的少数民族青年要尽快适应大城市的环境，而语言和民族文化习俗的不同都使他们很难在短时期内适应当地的实际要求。因此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多方面的培训就变得更为迫切。在这个过程中，好的一面是民族人口流动带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好的一面，是优秀的青年教师等人才的外流，反过来又影响了民族地区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另外，民族地区人口的加速外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历史差距，正视这一社会现实。为保证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国家还是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各项财政投入，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优惠政策。

田：这些年国家对民族地区已经给予了很大的财政支持和投入，其实际效果怎样呢？

王：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谈。一方面，由于事实上存在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增长幅度上的差距，尽管国家财政投入巨大，但还没有看到这种差距的显著缩小。因此，要切实缩小这种差距，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实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以国家发放的扫盲资金为例，今年中央财政拿出5000万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的扫盲。区区5000万，还不如一个普通大学一年的经费！无论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还是社会实践来看，即使再加上10倍的资金用于扫除青壮年文盲，都是极其必要和值得的！因为它是有助于国家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这些青壮年本身及其子女的发展都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影响。除加大整体投入外，还必须认真考虑怎样使投入合理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家财政的制度化和科学化还存在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虽然我们已经制定了脱盲的标准，但并不清楚一个人脱盲所需要的金额以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脱盲的实际成本，因而更无法推算扫盲所需的全部资金。如果连这些基本的数据都不清楚，怎能切实落实扫盲计划和最终完全扫除青壮年文盲呢？长期以来我们就有平均主义的倾向，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教育的配套资金也需要因地制宜，对于落后和发达地区应该区别对待，做到实际上的相对公平。例如义务教育和扫盲经费，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的投入比例要有所不同：沿海发达地区，要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而对于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几乎是要百分之百由中央财政投入。我国不同地区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学校冬季需要取暖，但南方很多地区冬季时间很短；而西北地区，如青海、甘肃等，一年有几乎半年是冬季，取暖费相当高。再比如学生的住宿和吃饭问题，各地区是不一样的，有些高寒山区运费比蔬菜本身的价格要多10倍，但在确定标准时这些常常是被忽略不计的。对不同地区的差距，国家在考虑教育财政投入的时候必须要有所考虑。要想实现民族教育真正的和谐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加速发展，尽快缩小差距，许多现实的问题不能简单化。也就是说，财政预算的科学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民族教育的发展，有许多不同于内地教育的特点。

田：您在日本的时候，对日本和各国的职业教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如今您也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专家。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还不尽如人意。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很多。对这些问题，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王：不久前，国家民委举办了一个由全国各省区市民委文教处长参加的培训班，我去作了一个关于职业教育的讲座，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国家在基础教育上主要强调的是统一性，尽可能实现一个无差别的基础教育；但在职业教育上却要相反，职业教育应差别化发展。最近我随一个中央工作组到西部考察了一些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在那里发现很多学校都设立了机械自动化、生物、汽车修理、电子商务等专业。这种做法我认为问题比较大，在比较落后的农牧区开设这类专业，首先不符合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就业的，如果当地就业没出路，那只能到沿海及发达地区去，这样就太得不偿失了。因为，我们国家内地并不需要少数民族地区为他们培养这种人才，相反，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为了加快民族和边境地区的发展，不断从沿海和内地派遣各种各样的技术人才，甚至动员民族地区大学生回当地工作。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它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当地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服务，如果离开了这个，职业教育办得再成功都没有多大意义。培养这类人才，内地肯定要比偏远的民族地区条件更好，在边远地区，用较差的设施、设备、师资等培养毕业生，然后往发达地区输送，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些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必须与当地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职业学校必须和当地产业部门一起研究学校的专业设置等。学校不是为自己服务的，学校是为产业、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我一直在说，我们国家长期在职业技术教育上，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上存在非常大的误区。真正培养合格的職业技术人才，至少需要3个条件：第一是必须有懂得技术的教师，教师不懂车工，怎么来培养车工？教师不懂美容，怎么培养美容师？有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就是徒有其名，把普通中学改了个校名，没有教师就让原来的文化课老师现学现卖。这种做法肯定不能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因为教师本身就不合格。再一种办法是到企业去借，到美容店、到汽车修理部去借，这样的教师尽管懂得一些技术，但他们的稳定性和知识的系统性等并不完全符合学校教育的要求，所以教师问题成了困扰学校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是搞职业技术教育必须要有教材，专业性、操作性很强的教材，一般的职业学校基本编不了，因为他们不懂技术，不懂产业流程，因此职业学校的教材只能请厂矿企业懂得技术与操作的人员来编写，帮学校来做。第三是职业技术不同于文化知识，不是在黑板上完成的，必须得动手，那么就要有设备，要有设施，要有实践的场所，几十年来在我们国家一直采用的主要办法是去企业实习，到企业去借设备。说到这里，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根本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当职业技术教育的3个要素学校自己都不能解决，都从企业去借，那为什么职业教育学校还不以企业为主来办呢？职业技术教育发达的国家，无论德国还是日本，还有其他很多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主要都是由企业来承担的，而学校主要是负责相关的文化课和基础理论课。最后，职业技术证书由产业部门来核发，文化程度才由教育部门来认定。如果不把职业教育主要交给产业部门来办，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教育部门能办得起职业学校吗？现在无论哪里的职业技术学校，到处都在喊着缺设备、缺老师、缺实习条件，要求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开办汽车修理学校为例，仅从教学设备分析，购置一台汽车少则三五万，多则几十万，哪里来那么多资金购买呢？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任何一所学校，甚至发达国家的学校都几乎无法做到这样的投入。这只有企业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企业并不需要为教学单独购买设备。职业学校要想购置自己的所有设备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我们过去办职业技术教育的思路不对，职业技术教育必须从学历教育的框架和管理模式下脱离出来，必须和当地的产业相结合，以产业部门为中心，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没法发展，发展不好。职业技术教育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的毕业生是否合格主要不应由教育部门来确定，而要经受住企业和市场的检验。换句话说，职业技术教育的好坏不是拿分数来衡量的，而是要有效地服务于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发展需求，因此必须允许它的差异化，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才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方向。

田：看来我国包括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首先要做的是转变思想，调整思路。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中，您作为这个《纲要》的民族教育调研专题组的组长，对我国今后的民族教育发展作何感想呢？

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听取了很多专家和在民族地区教育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的意见。从一个中长期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加强，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三位。我们国家要再往前快速发展，就一定要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上自主创新，向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迈进。这一宏伟目标，在客观上对我国未来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必须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各种高级人才；更为重要的是使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民素质整体提高。而我国的民族教育，在经历了“能上学”和“都上学”两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必须从目前的“有学上”逐步向“上好学”推进，这无疑是我国民族教育将要经历的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

田：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国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民族教育应该如何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王：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最近几年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即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应该说，我们倡导的文化传承并不是为了传承而传承，传承文化是为了更有利于民族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说，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保证人类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必要的文化传递过程，也是一个民族用千百年来探索和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铸造新人的过程。显而易见，我国各民族的很多优秀品质都是在传承自己古老文化的过程中铸就的，如蒙古族的勇敢与骑马摔跤，壮族姑娘的灵巧与织壮锦，傣族人的谦和与柔美的傣族舞蹈，东北人的豪放与火热的东北秧歌，江浙人的细腻与委婉动听的越剧和苏州评弹，其独特的文化与人的品质形成不无关系。同样，几千年来以礼仪之邦著称的中华民族，与绵绵不断的儒家思想和待人接物的礼教习俗密切相关，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文化断裂，让国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可见，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实际上就是在传承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血脉和灵魂。然而，在我国当今的教育当中，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却没有很好地去体现和利用。比如我们現在的课程都是采用西方的分科教学，数学就是数学，物理就是物理，美术就是美术，音乐就是音乐。但人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创造性，人和人的交往的能力，可能在综合课程中更有利于培养。如我国黎族的竹竿舞，你说它是体育吗？它是体育。你说它是一种舞蹈吗？它又是一种非常好的舞蹈。你说它是音乐吗？它又有音乐伴奏。你说它是一种游戏吗？它又是一种游戏。然而要想使它走进学校，问题就来了，在我们的课程标准下，体育就是体育，音乐就是音乐，所以像竹竿舞这样的东西很难进入学校体系。中国的文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学生通过这样一门课的学习，既熟悉了民族文化，同时又可在体育、艺术，在人和人的互相配合等多个方面都能得到培养。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要敢为人先，否则中国怎么能再次崛起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要让我们的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学习到璀璨的中华文明，我们在赶超世界的同时，必须充分保护和利用好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今天我们国家必须严肃思考和交出的一份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答卷！而少数民族要在掌握现代化所需的各种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同时，将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珍奇的文化瑰宝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不仅是少数民族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

（王军系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教育专题组组长。田增志：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