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首次选派赴日留学生和创造威宁石门坎“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奇迹的伯格理逝世，至今都刚好100年。百年来的光阴，在贵州近现代教育史上涌现了许多辉煌的篇章。那些为贵州教育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可称为中国的唯一。遗憾的是，这一切长期来竟不为多数国人所知，甚至专家著述、研究时也多有忽略。回顾这些令人骄傲的辉煌教育史迹，今天仍可感到荡胸涤怀，激情喷发。可以说，“百年树人”工程，贵州也曾经走在全国前列。
当官肯为学做主
1896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的贵阳人李端棻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以政治改革维新思想为导，首倡推广学校，促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1898年成立。该奏折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他因支持戊戌变法被充军新疆，1902年遇赦回贵阳，参与创办了贵州的第一所师范学堂和中学，并将西方的《民约论》、《三权鼎立论》、《天演论》等介绍到贵州。这位“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对中国、对贵州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
曾为李端棻举荐的严修1894年出任贵州学政，在贵州建官书局，改书院为学堂。1897年由学古书院改成的经世学堂，不但是贵州最早成立的新学校，而且比京师大学堂还早一年。这些学堂本着“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主张，引进数学、时务、格致（物理）、外语等课程，首先将近代教育思想和学制引进贵州，使贵州培养学贯中西人才之举跻身全国前列。对其后贵州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897年，严修离任前夕又向清廷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后人评说这是首开教育的维新变法，时贵州已先获益。
1904年任贵州巡抚的林绍年在任仅一年零两个月，其间为贵州教育做了三件大事：送151名学生赴日留学，为贵州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了贵州师范传习所，为发展贵州教育提供师资；创办贵阳蚕桑学堂，首开贵州职业教育之先河。
这几位清末官员为贵州教育做出的务实、高效、到位、高水平的政绩，为贵州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这些官员的亲为力行与支持，在贵州营造出创办新学的良好气候，一批热心教育的有识之士纷纷举办新学堂，参与现代教育的投资和实践，出现了一批近现代教育社会办学的先行者和杰出的教育者，如华之鸿、于德楷、唐尔镛、萧协臣、尹笃生、白铁坚、黄干夫、凌秋鹗、周恭寿等等；还有一些将会馆、祠堂用来办学的商绅、乡贤，促成了贵州近代史上教育的兴旺、辉煌。
外来和尚念好经
2000多年前，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思想，指明了普及教育的特质。500多年前，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创立“致良知”学说，提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的见解。
与王阳明同时代的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提出了“人人在上帝与《圣经》面前都是平等的”的思想，在此影响下，德国400年前创办了义务教育，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起到提速作用。王阳明的“致良知”和儒家“有教无类”理念本来就是最早的“以人为本”的普及教育理念，可惜没能起到使社会发展提速的效果。东西方不谋而合的先进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却是由一个外国人到贵州山区来实践成功的。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带着普及教育的理念，以传教的方式来到贵州最贫穷、最荒凉、最艰苦的威宁石门坎，施教的对象是农村文盲大花苗。他和他的继任者在这里行医治病，修足球场，建游泳池，推广建灶升火，改造苗族手工纺麻机，改变苗族落后婚俗，办麻风病院，办学校，创苗族文字，自编《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苗文教材，所创所举无不是当时中国的先进、中国的顶巅。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到1949年为止，石门坎培养了4000多名小学毕业生，几百名初高中生和中专生，100多名本科大学生，还有3名博士和1名硕士，学成大多数回到当地。当时，全世界凡寄往石门坎的信件，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收到。石门坎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伯格理在贵州贫困偏远的地区创造了一个世纪教育奇迹，他的乡村教育实践，比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我国乡村教育思潮早20多年。
1915年，这位不远万里来到贵州的外国人因救援伤寒病区的苗民，劳累加上感染伤寒而客死石门坎，“博士诚为上帝忠臣，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刻在他墓碑上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他在当地人心中的分量；他的继任者高志华墓碑上则镌刻着“神将赐以木铎，人竟宿于石门”12个大字，当地人将伯格理及其继任者奉为和“天之木铎”的孔子一样的圣人。
苦中苦环境培养人上人
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前身）曾于1928年颁布《历行义务教育办法》，由于经费短缺未能实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因感内地国民教育落后不能应付抗战的需要，决心推行此“办法”。贵州因为是抗战后方，成为中国最早实验义务教育的省区之一，得到了国民政府拨付的教育专款。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①，强调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在“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对学生不征兵，并将大量的大、中学校由敌占区迁到抗战后方的西北、西南地区。内迁入贵州的高等院校有9所，内迁及新建的中等学校19所（其中国立学校占84%），内迁军事院校12所，这为贵州创办大学提供了人才条件。乘此契机，1938至1941年间，在贵阳创建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3所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1939—1944年），陶行知的学生江苏人黄质夫在贵州榕江创办了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简称国师），15年中招收了包括苗、侗、布依、水、壮、土家等民族在内的的近千名学生。学校开展生产劳动技能培训，植树、种粮、种菜，食品基本自给，师生自办工场，制作纸张、粉笔、衣服、鞋袜及劳动工具等，解决了学校全年经费约59%，成为黔、湘、桂三省交汇区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这所国家级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全部服务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师范的模范。黄质夫实践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是开创中国乡村教育事业的先知先行者，也是贵州教育的施惠者。
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7年，校长竺可桢确立了浙大在第二故乡遵义、湄潭办学要有益于贵州的办学思想，全校不分文理，很多教学科研均结合贵州实际开展。如，编纂《遵义新志》；为湄潭引进先进技术培植优良茶品种，使湄潭成为贵州茶叶的重要产地；研究出贵州土产刺梨、五倍子的食品和工业使用价值；勘探发现了团溪锰矿；教师进修班、浙江大学和其附属中学为贵州培养了许多人才。在极其艰难的抗日战争条件下，这种学、研、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既循教育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办学实践，对浙江大学的发展和贵州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曾两次到贵州遵义访问浙大，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曾使贵州教育达“国家级”、“世界级”辉煌成就的，大多是舍身奉献的“黔漂”。
在清政府走向没落的年代，李端棻、严修、林绍年等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立足教育，勤政创新。
柏格理抱着要获得“一个民族的归信”的目的来石门坎。他目睹这里人民的贫困和悲哀，用爱与同情帮助和改变了这些贫穷、蒙昧、落后的苗人，创造了该地区教育的辉煌，促进了民族的进步。
抗战时期，内迁贵州的学校助推了贵州教育事业，提高了贵州教育水平。竺可桢、黄质夫等居于救亡图存、保国保家的时代要求，不惧环境的艰辛，针对贵州的具体问题创新教育理论，因人施教，成绩卓著。
如今，曾经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石门坎和创办过“中国乡村师范模范”的榕江，都属国家级贫困地区。至于伯格理、李端棻、林绍年和黄质夫等让贵州辉煌一时的响当当人物，在贵州更是长期未受重视，今天即使在宣传贵州的“多彩”时，也很少有人提起。最重要的是，大家忽视了这些值得贵州人骄傲的教育盛事揭示出的事实：在贫穷落后地区，能办好高质量的教育，能培养出为这些地区服务的高素质人才。
注①：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
按战时教育方针，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迁移学校，将一批重点大学、中学迁西南西北，并重组调整；学校国立，保障学校正常办学；建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培训流亡失学、失业青年；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由于这些措施，使国家的教育事业未因抗日战争而中辍，反而还有所发展。
另一方面强调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国民政府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核心的抗战教育政策，建立在对持久战争的形势估计基础上，坚持“抗战与建国兼顾”的原则，没有因抗战而放弃正常的教育，顾及到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这一政策维持了教育的连续性，为今后的国家建设培养、储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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