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
上午景娅来车接我去李庄。这个我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同行者还有景娅的朋友一萍,她们刚刚从日本观光回来,还不曾卸下旅途劳顿。却再次上路,为了陪我。然恰逢清明,高速公路车水马龙,拥堵不堪。待终于抵达李庄,竟已近黄昏。幸好景娅此前到过这里,凭记忆将我们径直带进了月亮田。
那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两边开败的油菜花田。向山坡的深处便慢慢葱茏起来,丛丛簇簇的绿竹烂漫伸展着。到月亮田没有正式的路。汽车前不是嬉耍的娃子,就是孤零零躺在路中央的篓筐。然后是乡村的诸多气味在山野间升腾弥漫,鸡鸭猪狗,砖楼茅舍,也一番别样的蜀南丘陵景象。
步行朝向那个久已向往的所在。却不曾听到身边接踵而至的脚步。左右环顾才发现,事实上来此拜谒的仅我们这一行人,不知道是因为天色迟暮,还是从来就屋前冷落车马稀。
某种近乡情更迫的心境。毕竟我们所要亲近的,是我们早在灵魂中亲近过的。那些美丽的故事,和美丽的人。那些浪漫,为着一个世纪而诞生的,那些你将永不忘怀的人们。
然后门楣上赫然而见“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木匾。便立刻浮想起林徽因那优雅美丽的容颜。一个将诗和建筑都做得极好的女人,或者她的诗就是用来注解她的建筑的。于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我们竟也是四月抵达了这里。尽管近日来天色晦暗,阴云低沉,但眼前的营造社,还是给了我们满心的灿烂。
文字中读遍李庄的逝水流年,但走进营造社的那一刻还是心生苍茫。迈过窄窄木门的门槛,便一片长屋,一片屋前的野草地。没有人在此修建草坪,任蓬蓬乱草恣肆妄为。也没有人因为这里曾客居过梁思成和林徽因,便对这座古屋精心呵护。一切都是自然的,甚至衰微破败的状态。而明明他们是做建筑的,却一片人去楼空的渺茫。
所有的房间都空空荡荡,空空荡荡的忧戚与仓皇。仿佛吸到了骨头缝里的那种悲凉,悲凉着,以至漫延出肌肤的疼痛。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尚且如此,遑论当年那艰苦卓绝的挣扎。
门厅里悬挂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但显然已不是1940年前后的影像。那时候尽管贫病交加,但他们依然是年轻而静美的,便是在这里,他们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写作。
最尽头的房间是孩子们的。梁再冰和梁从诫的照片悬于空落落的白墙上。另外的两个镜框装载了他们对李庄岁月的回忆,沉沉黑夜怎样点燃油灯,母亲又怎样躺在行军床上,被残酷的肺病消损着美丽和年华。
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墙上的照片就成了屋的主人。孩子房间的对面是外婆的住所,自徽因父亲过世后,母亲就一直和徽因住在一起。于是母亲的房间里就有了徽因和父亲林长民的照片。那是一张我们常见的合影,徽因和父亲形神相似。那或者是他们父女一道前往欧洲时的合影,却已经是1920年的往事了。
作为政治家的林长民和梁启超可谓志同道合,不知道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姻是不是父母之命。也或者林长民在奉系军阀的战争中不幸遇难,使梁任公生出一种父亲般的体恤与关怀,好让远在海外留学的徽因从巨大的悲伤中拔脱出来。那时的徽因只有21岁,幸好身边一直有思成这样的伴侣。不知道有着诗的情怀的林徽因怎样远离了诗一般的志摩,或者只有思成这样厚学而持重的男人,才是徽因真正可以依靠的。
后来在《梁启超家书》中读到梁任公对徽因的欣赏,他说他对她就像对自己的女儿。尤其当得知徽因的父亲意外辞世,便即刻给思成写去家书: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大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艺术界作些贡献……自此,梁启超承担了林徽因海外留学的全部费用。而当时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未曾结婚。
穿过逼仄的走廊是客厅,林徽因躺在病床上的那张照片斜挂在木墙上。不知道是有意这样垂挂,还是经久不曾有人前来打理。于是心里酸楚楚的,以为那是对徽因的轻慢。
是的,徽因就那样斜挂在木墙上,于是她的神情也是偏离的。将目光斜过去读照片上的文字,“1943年徽因在李庄上坝家中的病榻上”。但已无从考据当时的病榻摆放何处,总不会在这个黑漆漆的厅堂吧。照片中徽因尽管抱病卧床,却有光照在她的脸上身上,明暗反差极为鲜明。便是客厅前的那个大房间了,如今只留下了墙角的两个老旧的橱柜。四面白墙,凄凄冷冷,可谓家徒四壁。朝向天井的一面是木格的窗。很美的窗棂。阳光浸润过来。照在徽因身上。照亮她的苍白,和她的痛。
关于母亲,梁再冰和梁从诫都有过令人感伤的描述。再冰说,1945年,日本投降了,父亲所盼望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日子快要到了,但是他已经苍老了许多,母亲的身体也很难恢复了。这一年,他陪母亲到重庆检查了一次身体,医生悄悄告诉他,母亲将不久于人世。
从诫的回忆更为凄苦。整个李庄没有一所医院,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没有任何药品。家里唯一的一支温度计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亲竟无法测量体温。在这样的条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却得不到像样的治疗。眼看着她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容苍白,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容颜……
便这样,徽因撑持着她那最后的体力和美丽,但凡不发烧时,便协助思成准备《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如思成后来在出版“前言”中所言: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患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自然其间也频有诗篇,点缀徽因贫病而又苦涩的生活。她的那张摇摇晃晃的行军床边,总是堆满各种中外书籍。她终日躺在那里,不停地咳喘,却依旧写出了大量读书笔记。
李庄期间,徽因和思成的挚友、美国的费正清曾专程前往探望,就住在这个勉强称之为客厅的地方。费先生见到思成夫妇后感慨万千,他后来将这景象写在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他说,“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用英文写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尽管生活窘迫,日子艰辛,徽因和思成还是寄予了孩子们无限欢愉。他们从不气馁,亦绝不愁苦,而是以乐观而开朗的态度对待已经面临的一切。所谓的入乡随俗,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也在不得已中,寻出了几分学术的欢乐。
在徽因和思成的房中,挂着徽因和孩子们的照片。母亲是躺在病榻上的,床榻两边却是天真烂漫的儿女。依旧的恬静美好,哪怕在战乱和与病魔的抗争中。于是看到徽因作为母亲的一面,那风中之烛背后的慈爱。尽管消退了战前那灿烂的雍容,却还是坚守了病榻中的优雅。对不断咳喘的徽因来说,肺的折磨就如同敲骨吸髓,但她所坚守的依旧是留声机中的贝多芬和莫扎特,那些充满了艺术的美好时刻。
是的,走出这个房间就是洒满光亮的天井,太阳出来的时候定然暖洋洋的。但很多时日,徽因就是走不出她的房间,甚至离不开她那张帆布的床。她如囚徒般被病魇紧锁在晦暗和阴沉中,而那天井中的光亮就近在咫尺。阳光下鸡鸣狗叫,李庄的市声,获许还能传过来江上的号子。再向前便是那片叫做月亮田的坝子,那青绿的水田和竹林……
但徽因却只能被囚禁于她的房中。唯有思绪能将她带到床以外的地方。于是徽因在寂寞中文思泉涌,用诗行诠释她生命的况味。
她写了《一天》,李庄的十二个小时。她说,今天十二个钟头,是我十二个客人。每一个来了,又走了,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最后黄昏黯然,无言地走开。孤单地,沉默地,我投入夜的怀抱。她又写《十一月的小村》,那凄寂的想望。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我的心前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但寂寂一弯水田,这几处荒坟,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的主宰。我折一根竹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在五年李庄的光景中,徽因也曾喜怒哀乐。快者,有远远近近的朋友前来探望。最远的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而近处则是梁林最好的朋友金岳霖。金被大家称之为老金。与梁林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好友。回国后陷入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又从此总是和梁家比邻而居。老金对徽因的爱慕人所共知,为此他竟能做到终生不娶。但金也是思成最好的朋友,进而如家人一般地毕生友爱。大凡老金来探望林梁,晦暗中总会生出很多曼妙。金来访友总不忘带上他《知识论》的手稿,闲时便龟缩进思成的绘图室潜心学问。足见那一代自觉身负使命的知识分子,是何等视知识为生命。
悲哀者,是战争中那些年轻飞行员的殒逝,其中就包括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为此她悼念那些壮怀激烈的年轻生命: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我曾每日那样想过几回;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已有的年轻的一切;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要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后来徽因在写给费正清的信中说: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思成瞒着徽因前往成都料理林恒后事。思成说,徽因尽管病中,却依旧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徽因所以和这些飞行员感情笃深,不单单因为林恒,还因为他们在逃亡昆明的路途中,曾接受过这些飞行员热诚的帮助。时遇徽因高烧,思成绝望无助,而整个县城中已没有一处房间。后来他们循着不远处飘来的悠扬的小提琴声,敲开了一处住着八位空军学院学员的房门。这些年轻人立刻让出房间,让病中的徽因终于有了栖身之所。后来他们在昆明重逢,梁家就成了这些年轻人临时的家庭。孩子们经常写信,或“回家”探望,一年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思成和徽因就作为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毕业典礼上为他们致词。
然而想不到来到李庄,他们不断收到的,却是那些年轻人的遗物和阵亡通知书。不久后那位拉小提琴的飞行员也在战斗中折翅,这无疑更加撕裂着徽因的心。如今这个为国捐躯的年轻人身影,我们只能在徽因昆明时期的照片中看到了。照片中所有的人都很灿烂,小提琴飞行员也低头笑着,笑意中那些微的羞涩。最终的弦断人亡,那一定在徽因的意料之外。
还有一位飞行员来自澳门,他经常会给思成夫妇写信,哪怕是在战斗中。后来他作战负伤左肘被击穿,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熬过。医生知道他喜欢古典音乐,便建议他买留声机来镇痛。后来他恢复了手臂功能,重返战场前利用短暂的假期来李庄看望思成夫妇。行前他将留声机和唱片留给徽因,或者他前来李庄就为了这事。他说他已经用不着了。不久后留声机果然成为了徽因永久的纪念,自此她再也没有飞行员朋友了。留下的唯有那首为所有年轻飞行员而作的《哭三弟恒》。
天井里一排长长的窗棂,显然六七十年前就是如此格局。走进去就是营造学社的绘图室,破旧的桌椅依旧整齐地排列着。这是院子里最大的房间,木梁和窗格交错,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方形图案。退后去,便仿佛可以看到当年思成和他的学生们伏案绘图的景象,天井的光从窗缝里照射进来,于是《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便在这困苦与贫病中诞生了。而那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已山穷水尽,耗尽了梁思成曾经的满腔抱负。
而这里却也是徽因走不到的地方,病痛已将她煎熬得寸步难行。幸好思成的办公室就在家中,他于是可以既工作又照顾病中的徽因。他祈祷徽因的病能尽快好起来,他说救救她吧,救救她。他一定也想到是徽因怂恿他选择了留学前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建筑专业,进而成为了中国建筑界最杰出的人。他也会想到如果不是徽因罹患重病,她在建筑业中的成就或者比他还要飞扬。
思成在建筑史中产生的影响,还包括他在战争中保护的那些文物古迹。他不仅以绘图的方式保护了国中许多重要的名胜景观免遭涂炭,还为盟军提供了日本国内文物古迹的分布图。当美军轰炸日本岛时果然略去了京都和奈良,后世将思成视为日本古都的恩人。
尽管李庄的日子残荷败叶,思成对徽因的爱却从未稀薄。他们显达时相亲相爱,困苦中更是不离不弃。日本投降的那一刻尤为肝胆相照。当时思成刚刚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8月15日那天他正在重庆。当晚上八点左右山城开始沸腾,思成才得知战事终于结束。人们涌到街上奔走相告,尽情欢呼这胜利的来之不易。思成也被裹挟进如潮的人流中,释放他那压抑已久的国恨家仇。
入夜后思成落寞孤寂,他是在思念远在李庄的妻儿。为什么苦苦等了足足八年,却不能在终于等到的这一刻和徽因在一起?为什么在这个激动人心的一刻,他不在坝上的营造学社?
幸好费先生和费夫人体察了思成的心意,第二天便联系好直升飞机将思成带回徽因身边。思成曾告之费正清若坐船来李庄,上水需三天,回程下水要两天。然而美国的运输机只用了45分钟,就降落在简易的宜宾机场停机坪上。同来的费夫人和思成一道,用滑竿将徽因带到了李庄尽日的欢腾中。思成是得到胜利消息后第一个回李庄的人。这传奇般的经历,亦是思成对徽因挚爱的证明。
离开这陋屋时满心凄凉。斯人已逝的那种叹息。却知道这里装满了非凡岁月,装满了,思成所骄傲的那“我的迷人的病妻”。
羊街幽远的寂寞
羊街的石板路坑坑洼洼,却一派江边古镇的幽雅。大约是因为少有人居住,黄昏时就显得格外宁静。很多院落大门紧闭,据说白天是开放的。诸如恭请中研院史语所前来李庄的乡绅罗难陔就住在这条街上,也是他把房子拱手相让,供那些学术大师如李济、梁思永等在此落脚。于是这些房子就成为了某某名人的故居,进而需要保护的“文物”。却又未能将那些人物有效地张扬开来,于是文物便也寂寞下来,桩桩往事伴着江水随风而逝。
但是羊街依旧地好,是我尤为喜爱的那种小街。鳞次栉比的房舍依次晃入眼帘,你会在那一砖一瓦中感受到年月的幽深。于是顺着羊街一路向前,据说当年这里是富人的街道。“中央”来的“大人物”才会住在这里。想象着梁思永或李济每天穿过这条狭窄的街道,去往隔壁的张家祠堂研读他们真正的文物。
思永是思成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是今人已很少再提及他。他和徽因一样英年早逝,也和徽因一样在李庄患上了很严重的肺病。据说思永是梁启超最看重的儿子,而他在中研院的地位似乎也比思成高。从中研院史语所留下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中可以看到,思永的名字仅次于董作宾,而隔过三位之后才是思成。梁思成堪称中国建筑之父,这其中有否因妻而贵的因素?但反正他们兄弟二人均为学界翘楚,也都在1948年被国民政府选为首届院士。
梁思永1923年留学美国,思成因一场车祸迟去一年。思永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毕业后即返国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从此开始了他毕生的考古事业。他先行黑龙江昂溪遗址独自考察,又在通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尔后在殷墟的发掘中,大胆摒弃了“殷墟淹没说”,进而成功复原了殷墟遗址。
便是这激情四射的田野考古,一寸寸地剥夺了思永的健康。而他又是一个情之所至的忘我的科学家,于是慢慢地那些致命的病灶,便开始蚕食他的生命。李庄虽风景宜人,幽静清雅,但尽日不见阳光的阴冷却不宜北方客休养生息,更何谈曾奔波于田野古穴之间的思永。不久后思永卧床不起,以病弱之躯和愧疚之情,向考古组长李济陈情不得不暂时放弃的那些考古报告的书写。尽管如此,这个人称“硬人”的书生只要一息尚存,便会挣扎着靠在病榻上继续工作,为着自己不懈追求的学术的理想。
梁家人在李庄可谓受尽折磨,人们回忆起那段多舛的时光,总会用到“贫病交加”这个词汇。思永胃病、肺病并发,徽因肺结核常年卧床,思成车祸后的脊椎伤越来越重,甚至人们都怀疑他们能否活着走出李庄。傅斯年为他手下这些折损的精英痛断心肠,几次写信恳请上方救助梁氏兄弟。或者是祈祷天佑骄子,让他们的生命坚守到了抗战胜利。尽管思永、徽因最终不曾逃脱英年早逝的残酷(他们于1954、1955年先后离世),但他们毕竟活着并充满希望地走出了李庄。
关于思永,一段后事令人感动。思永生前撰写的《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因罹病而最终未能完成。此断稿随史语所运抵台湾,思永过世后由去往台湾的弟子高去寻整理编辑。如此前后历时18年,高去寻最终将思永的未完稿,铺衍成浩浩荡荡的八卷本。高先生为此付出的半生心血,似乎唯有“去寻”两字可以告慰。据统计,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已是原文的80倍之多,却仍以梁先生未完稿而署名,高去寻辑补。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后来高去寻成为第五任史语所所长。
尘埃中的满目悲凉
蜿蜒的羊街蓦地一条岔路。本来可以对这岔路忽略不计。李庄的小街林林总总,诸般味道,任凭徜徉,只是倏地看到了“李济旧居”的字样,才断然折返到下羊街上。其实当时对李济还不甚了了,只知新文化运动中有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徐志摩,却不知尚有李济一代学贯中西的学人。
李济是清华学堂送至海外留学极早的一代。他先于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即任南开大学教授,后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同执教鞭。1928年受傅斯年诚邀加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此主持各类考古事项,可谓成果卓著。
抗战爆发,为寻史语所兼及中博院之安全,李济携属下辗转西南诸省,而至最终落脚李庄。他除却代理史语所所长,还要掌管中博院诸多事务。稍逢闲隙,李济便一头扎进故纸堆,且在科学的田野调查中,培养出众多日后熠熠生辉的学子。
入李庄后,李济便租住下羊街6号,而我们看到的这处房舍已面目模糊。不知何时,原来的屋宇中竟生出不曾有的二楼,完全一派当代气象。幸好一楼的景象依旧着40年代的人世倥偬,黑漆漆的堂屋栖息着一位不出声的老者。没有人打开电灯仿佛依旧在60年前,却柜台林立,布满灰尘,显然这里已被李庄曾经云霞满天的历史开发了出来。柜台中各种旅游物品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屋前房后布满了纹路奇谲的鹅卵石,据说它们采自江底。很少的费用主人就允许我们进了李济的旧居。这是一个很小也很拥挤的房间。窗外可以看到绿色的葱茏,而木床对面陈列的,竟然是一只布满了尘垢的手风琴。房的主人说,当然这也是李济的。
徜徉于这个有着小小天井的房舍中。想不到房间里竟到处悬挂着李济的照片。他在哈佛的(波士顿)南开的(天津)清华的(北京)史语所的(南京),甚至还有英文的学位证书。就仿佛这房子干脆就是李济的,而眼下售卖的景象,其实不过是为了经营李庄已变得有些媚俗的“文化”罢了。
那位不做声的老人坐在天井的廊柱下,望着我们。以他的年纪必然是见到过那些文化巨擘的,哪怕他们只是他漫长岁月中匆匆的过客。但老人只是看着我们,沉默无语,唯有在说到堂屋正面墙壁上那些家族的照片时,他才稍稍地有了些表情。幸好老人的儿子及时赶来,如数家珍般为我们讲述他不曾见证过的往昔。
他说这所曾住过李济的房子是他外公的。他外公是李庄饶有名声的中医。而他的母亲就是相片中那位穿着洋派白色婚纱的女人,而女人身边的那个男人,就是他——此刻正靠在门框上的他的父亲。于是我们朝老人望去,他点点头些微地应和了一下。而他的母亲,那个年轻人继续侃侃而谈,就是羊街上的乡绅罗南陔的侄女。即是说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外公,就是罗南陔的兄弟。他问我们是否知道罗南陔,他说没有罗南陔就不会有李庄的这段历史。
无疑打出罗南陔的名号,对眼下这所院落意义非凡。毕竟在万千学人辗转抵达李庄时,乡绅罗南陔的作用举足轻重。罗不仅是国民党李庄的区党部书记,还对文化人有着发自骨髓的倾慕。确实是他壮怀激烈,一锤定音,才有了李庄近十年的辉煌。他不仅在此安置了同济大学的诸多师生,还主动将自己的房舍让给了病中的梁思永……
是的,照片中那位披婚纱的姑娘已乘鹤而去,剩下孤寂的老人不尽的情思。儿子说父亲是这个家庭倒插门的女婿,婚前已是老中医的得意门生。后来从学徒进步成药师,又后来就娶了师傅的女儿。
年轻人很亢奋地讲述他所听到过的诸多往事,翻出来那些尘埃遍布的褪色照片给我们看。那些和李庄丝丝缕缕的人与事。当然既是李济的故居,便自会有李济的家人前来造访。只是李济所余后代只剩下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又未曾跟随父亲去往台湾。
年轻人说了很多,却不曾提起李济在这座房子里的伤心事。而李济后来之所以搬离了下羊街,是因为他那如花似玉的17岁大女儿凤徵罹患伤寒,缺医少药,最终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不治身亡的。花一般的灿烂就这样寂灭了。而此前李家客居昆明时,他的小女儿鹤徵就已经因病而逝。短短两年,李济就先后失去了两个他最最心爱的女儿,这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此后李济的一蹶不振也势所必然。
凤徵下葬后,李济离开了这座房子,搬到张家祠堂中博院的一座偏房去了。两个女儿的先后离世也许只是偶然,但如果没有战争,没有颠沛流离,也许就不会有李济的家破人亡。
国民党败退,李济责无旁贷地登上去往台湾的船。这一次他是作为协助,将第一批故宫博物院、中博院、史语所等单位的文物典籍押送至台湾。如此转运文物对李济来说已不陌生,当初将这些稀世珍宝辗转李庄就是李济亲力而为的。只不过那时是在大陆的大地上,而这一次,却要飘摇出海,从此生死两茫茫了。
雕梁画柱应犹在
因为在李庄启用的是一个新照相机,于是生疏中丢失了黄昏中所有李庄的照片。那份沮丧可想而知,于是心怀耿耿,竟夜不成寐。何以昨天还有,今天就没了?长夜中慢慢回想着那些客居李庄的面孔,那风雨飘摇、国破家亡才是真正的苦难。
第二天景娅和一萍体恤我对李庄的苦心,便开上车再赴那清晨的月亮田。再度进入营造学社是我的福分,可以再一次体验徽因当年病床上的凄苦,也好顺便参观昨晚已关门谢客的东岳庙。这里曾经是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旧址。同济早来李庄,占得先机,将李庄所有祠堂庙宇都做了学生的课堂,却挤兑得中研院的大学子们无处安身。
想不到方圆几里,李庄竟庙堂无数。除却宗教祭祀的公共殿宇,更有气势恢宏的私家祠堂。学人涌入前,这里的庙堂凄凄冷冷,然将那些活泼泼的生命注入其中,李庄便日益地鲜活了起来。
尽管已不闻当年朗朗读书声,岳王庙还是保留了旧时景象。两侧耳屋虽然破败,却依然能透过窗棂看出当年学堂的模样。不说同济工学院在此的布局,单单庙宇本身就令人惊叹。木头与砖石完美地交结,几乎每一处独立的建筑都堪称经典。无论飞檐的房舍,还是雕镂的门楣,上百年过去,却依旧古拙着它往日的细微。伴之庭院内古树林立,鸟语花香,那葱葱郁郁通幽的小径,不知将你带至何方。总之你徜徉于此,必定流连忘返。注目着,那青砖灰瓦上淋漓的岁月印痕;倾听着,那雕梁画柱诉说的往日苍茫。
傅斯年号下张家祠堂是为着中博院。像所有的祠堂一样,张家宗祠内也有一个敞开式的大殿。而当时从江流上运来的一箱箱瑰宝,就没有拆封地存放在这个殿堂中。不曾丢失,亦不曾有丝毫的折损。直到这批文物再度跋涉,最终深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美丽的窗棂从来是李庄建筑的韵致所在。无论走到哪儿,只要驻足留心,都会立刻被眼前别致的窗棂所吸引。尤其张家祠堂木门上雕刻的那“百鹤祥云”窗精美飞扬,美轮美奂,曾深得李济、思成的倾慕。
板栗坳的风与骨
尽管昨日黄昏、今日清晨两度李庄,却最终地未能去成板栗坳。地图上的板栗坳就在营造学社的路上,应该不会太远,只要翻过那个高高的山坡。
为着未能成行的板栗坳而些微地惆怅。却给了自己一个再来李庄的理由。然后在想望中描绘板栗坳的光景:这里应该是板栗树成林,而板栗树恰是一种质地刚硬的树种。于是史语所坐落于此,亦坐落了傅斯年的家。
竹林间那些飞檐的房子总是很美,尽管年深日久,色泽晦黯。那个叫做栗峰书院的地方原本是张家宅院,史语所住进来后便真的书卷飘香了。
傅斯年1920年留学英伦。研读实验心理学,兼及物理、化学乃至数学。三年后转往柏林大学再读哲学、语言学。漫漫七年,不曾带回任何一张文凭,却被誉为留学生中最认真读书的。另一位是陈寅恪。由此可见傅斯年游学的理念,亦可见傅斯年务实而洒脱的个性。
将中研院搬来李庄,傅斯年可谓殚精竭虑。那时他除却担任中研院总干事,又是史语所的第一任所长。他奉命自昆明迁川南,用斯年的话说,其时甚为忙碌。他坐镇重庆,心系李庄。诸如租赁房舍、筹措钱粮、安置同仁、开展业务等等要务,均需一一过问。而斯年又是特别地富于责任心,以至终于病倒,让胡适等好友甚为担忧。
李庄期间,傅斯年为学术的进步可谓呕心沥血。如胡适所言,史语所实现了培根所讲的“集体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而孟真(傅斯年)在中国做到了。
傅斯年为学术披肝沥胆,亦为困病中的学者奔走呼号,尤其那封上书时任中研院院长朱家骅的信,其情深意切,读来依旧感人肺腑。
骝先(朱家骅)吾兄左右:兹有一事与兄商量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进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皆宜有所体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做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近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而稍从权。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
傅斯年如此来来回回,苦口婆心,洋洋千言其不过是能为梁氏兄弟及徽因讨得一点救命的钱。
傅斯年在学界多年,却总是遭逢动荡与战乱。他或者希望能有一片学术的净土,让学人们安下心来耕耘知识的田野。但抗战之后又是内战,让这些书生何以治学。尤其让傅斯年难以取舍的是,国民政府溃败后在去留问题上的艰难认同,而傅斯年又已先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
在那个岌岌可危、去向难定的时刻,任何学人被逼迫着作出选择,都将是异常痛苦的。因为那不是简单的去留,而是对未来整个命运的选择。
傅斯年或者并不是通达之人,不可能轻易作出去留的决定。他在最后的时刻辗转反侧,尽管他已然亲自安排了文物过海。驻留南京的日子让他难分难舍,与胡适的彻夜长谈更让他意冷心灰。台湾弹丸之地,穷乡僻壤,而要离别的却是他血肉相连的土地。于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凄惶。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的潸然。或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悲凉,曹操那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昭示。
据说最后的时刻,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天三夜。打开门后,便决定了先去台湾就职。或者这也算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愚忠”。不过他原先打算将所有家人统统带过海峡,临行前却突然退掉机票,将一些亲属留下。他并且坦言,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
然而傅斯年再没有回来。他在台湾不到两年便客死他乡。他是在接受台湾议会咨询时,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逝的。他是死在自己坚守的治学原则和教育理想上。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夫人的信中总结了他的一生: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碍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原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结合)世界稀有……
胡适笔下的傅斯年,应该就是真实的傅斯年。
而最最令人钦佩的,还是他作为一代学人的学养和风骨。
恰似长江之水
不远处的长江之水,被浓浓的雾霭笼罩着。或者四月枯水季节,是听不到长江滔滔滚滚的水声的。于是李庄静静地,在黑夜中没有一丝光亮。尤其江边一片凄寂,仿佛回到了往昔那冥茫的岁月。
结果是,几乎所有遇蹇于李庄的学人,最终都不曾获得好的命运。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他们都不曾再上演出令人炫目的长袖善舞,亦不能再汪洋恣肆地笔墨丹青。大陆者如林徽因,后来在写给梁思成的信中,所传递的那些信息,读后让人难过悲哀。
我连着看了四本书,都是小说式传记,都是英雄的真人真事。这些人和事都深深教育了我,提高了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和感性认识,不只是一种理论在我脑子里,而是形象化了的事实。这些精神养料太丰富了,现在只是它们如何结合到我生活中来的问题了。这样地熏陶下去,新意识和新意志必会在我的血液里产生出来的。我也会蜕变成为新时代里可靠的人,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地不断做好工作。也许就因为我懂得如何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工作,我会成为有价值的人。一反过去那样想做有价值的事,反而是无价值、无成绩的人。
可这是写给思成的信啊。
于是想一个曾书写过那么美丽诗行亦那么美丽的民国女子,怎么可以写出如此令人不忍卒读的“忏悔”。于是又想与其这样可怜地生存,真不如早早逝去,化做天边彩虹,哪怕曾勉力怀抱美好的希望。或者徽因就是这么想的。两年后的四月她果然潸然而去,从此飘飞在自由自在的天国四月天。
更苦的应该是活到了“文革”的梁思成。尽管他是一代伟人梁启超之子,亦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建筑之父,但他关于保护北京城墙的呼吁无人理睬,他于李庄艰难玉成的《中国建筑史》亦不曾在他生前出版。而这一切的研究成果,又被转化为“文革”中的条条罪状。最终思成在新一轮的苦难中草草死去,甚至都不曾获得徽因那样的告慰。
而李庄学人赴台湾者也命运多舛。傅斯年那么匆促地客死他乡;史语所被关闭在铁路公司的仓库里长达六年;学人们为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而四处任聘。在经历了那么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之后,却不得不面对台湾的荒芜,空怀一腔魂牵梦绕的思乡之情。许多人终其一生未能重返故乡。
李庄的知识分子们,在风雨飘摇的迷惘中坚守着风中之烛。然而尽管他们抱负宏伟,理想远大,尽管他们星光璀璨,如日中天,尽管他们不依附权势,不丧失人格,具有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脊梁,但说到底,他们终究是不幸的一代,是被残酷岁月无情淹没的一代。
但,他们治学的精神永存。似长江之水,滔滔不尽,万古流芳。
2010年4月李庄归来
责任编校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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