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与为一宋末道士郑思肖地理思想

[摘要] ]宋末元初道士郑思肖的地理思想从内容上看，是关于堪舆、地表以及记载一些地方风土人情的思想或资料，其中堪舆思想最具特色，以“真阳生意”为核心，真阳为体，生意为用，体用不相离，“真阳生意”是天地人的命蒂，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寻龙、察砂、点穴、观水、立向等问题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从特点上看，是三教合一、人体与天地相统一、信仰与爱国情操相结合的地理观。

[关键词] 郑思肖；道教地理；堪舆

[中图分类号] B958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3—0065—05

Unity of All Matters——The Geographical Thought of

Zhen Sixiao， a Taoist in Late Song DynastyLI Hailin

（Marx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610064， China）

Abstract：The Geographical thought of Zhen Sixiao， a Taoist in Late Song Dynasty， can be defined as academic scoto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the theory is about geomantic omen， the surface， and records about some of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of ideas or information， among which geomantic omen is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Geomantic omen sets “Zhen Yang Sheng Yi” as the core， “Zhen Yang”as the basis， and “Sheng Yi”as the practice method， while none of them are joint.“Zhen Yang Sheng Yi” is the heaven， the earth， the life stem， which is at the root of changes of all things， dowsing， observation of the sand， acupuncture， water and so 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hree religions， the unity of the body and the world， the blending of faith and patriotism.

Key words： Zheng Sixiao； Taoism geography； geomantic omen

道门认为，道士的修炼应法天象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许多道术，如存思、雷法、内外丹术的实施都离不开地理，这就造就了许多道士精通地理之术。宋末元初诗人兼画家的道士郑思肖便是其中一位。学界对郑思肖的地理思想研究，目前尚可称为盲点。

郑思肖（1241-1318），字思肖，号所南、忆翁，又号三外野人，福州连江人。由儒入道，兼好禅学，《三教记序》：“我年幼岁，世其儒；近中年，闯于仙；入晚年，游于禅；今老而死至，悉委之。”[1]（P277）《太极祭炼跋》：“予始儒、中于道、终于释。” [1]（P293）实际上，中年的郑思肖皈依道教，并著有《太极祭炼内法》《十方道院云堂记》（一名神仙金丹大旨）等道教著作。其中《道藏》所收录的《太极祭炼内法》属于灵宝斋法经典。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曾为之作序曰：“灵宝斋法，始徐（来勒）、葛（玄），郑（隐）三师流于世，迄汉唐宋元以来，蹊殊径异，纷纠交错，不啻千百。……世传则有丹阳、洞阳、通明、玉阳、阳晶诸派，而莫要于仙公丹阳者也。丹阳本夫南昌，而南昌乃灵宝一名也。得丹阳之要者，莫详于所南郑先生《内法议略》。” [2]（P439-440）“据此，郑所南是灵宝斋法的重要承传人。” [3]（P331-332）

郑思肖多才多艺，不仅在文学、绘画上有很高的造诣，对地理也颇有研究。《大宋地理图歌》《答吴山人问远游地理书》《火德》《黄河清》《元贼谋求日本二绝》等著作蕴含大量有关堪舆、地表、潮汐、人土风情的地理思想。一堪舆地理思想

堪舆原指天与地的总名，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堪，地突也”，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盖堪为高处，舆为下之义也。”堪舆也叫风水，“风水”一词始见于托名为晋代郭璞（276～324）所著的《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关于堪舆的原理，《葬书》认为：“葬，乘生气也。”乘生气是选择墓址的纲要，“其实就是追求自然界的生机勃勃，这导致了风水阳宅理论的以‘气’为主的宗旨”[4]（P31）。《黄帝宅经》认为：“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又说：“阴者，生化物情之母也。阳者，生化物情之父也。”因此，“风水的原理是以阴阳为根本、以生气为核心而发生、发展起来的”[5]（P462）。

郑思肖认为堪舆原理核心是“真阳生意”：“天地人万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为经，东西为纬。皆一理也。一一皆以大造化为本。大造化以何为本？以真阳生意为本。……真阳者，体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离也。不伪于伪曰真，不阴于阴曰阳，不死于死曰生，用之无尽曰意。故曰真阳生意。”[1]（P253）在他看来，真阳为体，生意为用，体用不相离，“真阳生意”是天地人的命蒂，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阴阳必须交合而后生万物，《易·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大凡阳气聚则暖，暖则生精神，生万物，阳气聚为生、为吉、为福；阴气聚则寒；寒则不生精神，不生万物、阴气聚，为杀、为凶、为祸。”[1]（P261）可能因为地为阴物，所以阳气会聚处也就是阴阳交合处，才能导致事物的发展，但他却不提阴阳交合，可见，郑思肖一方面强调“生”，一方面却不提阴阳交合，其理论核心实乃尊阳、崇阳之说。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3期李海林：相与为一宋末道士郑思肖地理思想风水学并不是一种纯思辨性理论，而是一种强调实践与理论并重的学术，寻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是实践此种方术的基本步骤，即“地理五诀”。在郑思肖的理论里，“真阳生意”是如何运用到这几个步骤里？“曷为地之文理支脉？其来龙者，地之根源所自本也。……真阳生意流行之迹也。”[1]（P256）寻龙辨脉历来为堪舆家相地立基第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郑思肖看来，来龙是“真阳生意”流行的表现。察砂，就是观察周围的山体，郑思肖认为“外密内敞”为最佳的周边环境：“其地之上，外欲密而内欲敞，……大体欲左右宛转，拥护环绕，顾恋有情，如朝王者，然后为佳。”[1]（P259）他进一步解释原因：“使其地气支脉涌沸而透为一窍，山势来龙旋折而注为一窟，两宜相入，通而为一，停涵蟠蓄，众妙氤氲，凝结而不滞，活动而不流。”[1]（P259-260）在他看来只有左环右抱，外密内敞的地势才能使得地气凝聚，从而使得真阳生意凝结而不停滞，活动而不流失。点穴，就是找到真阳生意的集中点。“穴者，地气山势，来龙支脉、真阳生意之妙，毕聚于此，凝结不滞，活动不流之窟也。”[1]（P256）点穴的两个关键是看地气和山势。“势之所驻为止，气之所会为聚，止而不聚非穴，山脉地脉不止则无穴。果能抱真阳生意之妙，止而聚，则为穴。”[1]（P260）“山势以横走而来，地气当直上而出。横者束之胜则穴深，直者汉之胜则穴浅。”[1]（P257）因此点穴的关键在于先找出地气聚集处，从而再找出山势停止处，这就也是找出真阳生意聚集处。

所谓风水，当然离不开“风”和“水”。郑思肖认为：“风击水冲，关系不小。风水有涣散之象，山风有蛊坏之象。……最忌无情之风，无情之水，无情之山，无情之地，内无含蓄，则直，则露，则无情，则不吉，以其不能聚真阳生意而为神气也。”[1]（P259）在他看来，观水、观风的直接目的就是判断是否能够聚集“真阳生意”。立向，就是找到“中和”之位。“凡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在，莫不有天地正中之位，天地正中之气，外而得地势之正，而得地脉之正，其真阳生意之机之聚，宁不在是？”[1]（P262）至于为何要找“中和”之位，他近一步解释：“中则和，不中则不和。和则真阳生意聚矣。”[1]（P262）可见，郑思肖的堪舆思想，都是围绕“真阳生意”展开的，围绕着其聚散来展开寻龙、察砂、点穴、观水、立向等问题的讨论。二天地观和地表资料

（一）天地结构

中国古代讨论天地结构有“论天六家”，即：盖天、浑天、宣夜、昕天、穹天、安天，但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盖天说认为大地是静止不动的，而日月星辰在天穹上随天旋转。[6]（P59）浑天说则把“天是一个整球”作为它的主要论点。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7.相对盖天说，浑天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道教（家）主要坚持浑天说，《云笈七签》卷二《混元混洞开辟劫运部》通过对比古今论天地十八家，赞同葛洪的浑天说，并认为其代表了道教的天地理论观：“古今之言天者一十八家，爰考否臧，互有得失。……葛稚川言浑天之状，如鸡子卵中之黄。地乘天而中居，天乘气而外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出地上，半绕地下。二十八舍半隐半见。此乃符上清之奥旨，契玄象之明验矣。” [7]（P16-17）

关于大地结构，郑思肖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并有一定的特色， “天形圆而完，其体则正，故能范围造化中大全之体，则以日至天顶为午，日入地底为子；地形方而平，其体则偏，仅能函载天运内下半之体，则以极南为午，极北为子。……地之全体，则在大海中，随春夏秋冬，四游而有准。然地之正体以下，以北为正，丙午壬子，正当其正。” [1]（P251）他认为，天是一个完整的球，大地是漂浮在大海的方形体，并随着四季有规律的游动。表面上，“天形圆而完”和“地形方而平”说明郑思肖坚持“天圆地方”的盖天说；但实际上，“最早的浑天说，认为包在外面的‘天球’（天体圆如弹丸）里面盛了水，而地球就浮在水面” [6]（P70），因此，郑思肖天地结构的基本框架偏向浑天说，只是他不认为大地是圆球而已。可见，一方面他不愿意放弃“天圆地方”说，另一方面又坚持浑天说，可以说是用浑天说的框架阐述盖天说。

在唐代僧一行以后，西方制图学传入中国以前，僧一行的“两戒说”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山河分野体系。郑思肖也赞同僧一行的观点：“唐一行依山河之象，存乎两戒。……两戒乃雍梁以东，两支山势，两支水脉，只是论唐天下十道之形势。” [1]（P250）但郑思肖进一步认为，大昆仑山、王屋山、太行山、飞狐山、上党山所连成山脉为中华大地的脊梁：“东土之山势，咸自西北大昆仑山迤逦而来，至王屋、太行、飞狐、上党诸山。为东土天下之脊。” [1]（P250）就目前中国地形来说，西藏高原（包含大昆山脉、祁连山脉）、秦岭和太行山脉所构成的山脉确实要高于东南和西北两边地区，因此，其说法大致准确。就其地理观念来源，可能跟其爱国情操有很大关系。“一行的这套山河两戒的地理观念有两个来源，一是以天上分星辩地上区域的天文学传统，另一个是辩华夷之限的社会思想传统。” [8]（P382）郑思肖在赞同僧一行“两戒说”的同时，鲜有提及天文方面，却强调“脊梁”山河的界限。可见，“华夷之限”的因素，便在这里体现出来，这跟其爱国情操是如出一辙的。（二）黄河源头及昆仑山地理位置

《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9]（P115），讲的就是夏禹治水及其治水后黄河河道的描述。关于黄河河源，元代道士朱思本已有很准确地断定，“朱思本认为河源在星宿海之上，西南百余里，其地有井（实指水池）百余。显然指的是约古宗列，和当今所说的玛曲源情况一致。”[10]

略早于朱思本的郑思肖对黄河河源也有自己的见解：“更自三危而西北，几万里方至昆仑山，始是黄河之源。汉使张骞穷河源，续博物志谓，骞至宛夏间，见河水，初示达其潜发处小昆仑山，宛夏间至大昆仑山尚极远。桑钦水经谓，昆仑山去嵩高山西北五万里，高万一千里。淮南子、博物志其高如之。司马迁、班固咸赞昆仑山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正是大昆仑山。其上即释氏阿耨达多池按：“阿耨达多池”应为“阿耨达池”，《大唐西域记》《长阿含世纪经》皆为阿耨达池。，流出四河，黄河居其一。” [1]（P250）郑思肖认为昆仑山有大昆仑山和小昆仑山之分，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他所指的昆仑山就是大昆仑山，黄河源头在大昆仑山。关于大昆仑山的地理位置，他比较赞同司马迁、班固的说法，认为在三危山西北的几万里处，也就是佛教阿耨达多池所在处，昆仑山西南几万里就是天竺国。三危山，大概在甘肃一带：“三危山有二说，一说在今甘肃渭源县鸟鼠山西南；一说即今敦煌县东三危山。”[11]（P284-285）郑思肖认为大昆仑山在三危山西北几万里出，三危山距祁连山不远，因此，他认为的大昆仑山不可能在祁连山。那么郑思肖所认为的昆仑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阿耨达多池又在那里呢？

首先，他认为“大昆仑更西南几万里”便是天竺国。“自大昆仑山更西南几万里，方是天竺国；更几万里以上，方是西海”。[1]（P250）就今天的地理位置而言，昆仑山大概在西藏高原一带。其二，“自三危而西北，几万里方至昆仑山”，昆仑山应在今天新疆一带。其三，“东土之山势，咸自西北大昆仑山迤逦而来，至王屋、太行、飞狐、上党诸山。为东土天下之脊”[1]（P250）。大昆仑山应指今天大昆仑山脉。其四，昆仑山其上就是阿耨达池。饶宗颐先生认为昆仑山在冈底斯山，阿耨达池就在冈底斯山：“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中，为最高之宝山，下有瑶池，故以比附冈底斯山及阿耨达池，最为合适。”[12]（P295）阿耨达多池大约在今天的冈底斯山脉。

综合上述几条信息，我们可以认为郑思肖所认为的昆仑山应在大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交界的一带，即今天新疆和田地区西南部的山脉。新近研究表明：“古狭义的昆仑山即今和田地区南部的昆仑山，广义的昆仑山还包括喀喇昆仑山、阿里高原。”[13]可见，郑思肖对昆仑山位置的判定还是比较准确，遗憾的是，他把昆仑山定为黄河起源并不准确，因为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源头为古宗列曲（玛曲） ：“从河源的自然特征和当地的历史渊源、人文传承，确认约古宗列曲（玛曲）是黄河的正源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 [14]三韩国和日本地理资料

赵宋王朝灭亡，郑思肖自称“大宋孤臣”，自然对元军深恶痛绝，恰逢元军兴师远征日本败北，于是他创作《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流露对赵宋的无限眷念和元军的痛恨，其中不乏有对日本以及周边地区地理位置的记载和风土人情的描述。

（一）躭罗国地理位置

“躭罗国方八百里，航倭甚近，鞑已夺据其国，运粮调兵于彼，为饷众，窥倭之地。”[1]（P95）关于躭罗国很多人认为只有《旧五代史》卷20《司马邺传》提到过，即“邺在海逾年，漂至躭罗国，一行俱溺。” [15]（P271）其地理位置说法不一，郑思肖此条记载对研究躭罗国的地理位置和五代后梁将领司马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度罗即齐明天皇七年（661年）入贡的躭罗，有人认为躭罗是今天的济州岛，也有人认为是中亚吐火罗的，因为婆理儛包含在度罗乐之中，经对保存于东大寺用于婆理儛的假面进行调查后证实，由于它酷似印度尼亚巴利岛的假面所以有人主张度罗是今天泰国西部缅甸南部的堕罗国。虽然说法不一，但西里伯斯岛的乐舞或堕罗国的说法较为有力。”[16]（P22）

事实上，司马邺漂流到的躭罗国也为耽罗国，应为济州岛，其一：济州岛，韩国最大的岛，在东海，距离日本不远，与郑思肖描述的“航倭甚近”相符。其二、躭罗国就是耽罗国，就是今天韩国的济州岛。首先，“耽”为“躭”。其次，根据《元史》卷208《耽罗传》记载：“耽罗，高丽与国也。世祖既臣服高丽，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且耽罗国王尝来朝觐，今叛贼逐其主，据其城以乱，举兵讨之，义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经略使忻都、史枢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讨耽罗贼党。六月，平之，于其地立耽罗国招讨司，屯镇边军千七百人。”[17]（P3094）耽罗国，离日本不远，是南宋和日本的“冲要”，元军曾经派兵攻占过。这两点与郑思肖所记载的“航倭甚近”和“鞑已夺据其国（笔者按：躭罗国），运粮调兵于彼”是一致的。其三，《元史》208卷《耽罗传》：“三十一年，高丽王上言，耽罗之地，自祖宗以来臣属其国；林衍逆党既平之后，尹邦宝充招讨副使，以计求径隶朝廷，乞仍旧。帝曰：‘此小事，可使还属高丽。’自是遂复隶高丽。”[17]（P3094）耽罗国本属于高丽（韩国）附属国，虽然被元朝征服，后来经高丽王的请求还是归还高丽，因此，耽罗国应为韩国的济州岛。其四，《旧五代史》卷20《司马邺传》：“时淮路不通，乘驵者迂回万里，陆行则出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杭、越。复命则备舟楫，出东海，至于登、莱。而扬州诸步多贼船，过者不敢循岸，必高帆远引海中，谓之“入阳”，以故多损败。邺在海逾年，漂至躭罗国，一行俱溺。”[15]（P271）从航行路线看，司马邺是从今天广西越南一带回航北上的，因为扬州多有贼船，才高航入海的，因此，漂流到韩国的济州岛完全有可能，而不是漂流到泰国一带。

（二）日本地理方面的记载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东，先朝尝入贡，许通商旅。……倭有五十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国图载甚详。倭人狠，不惧死，十人遇百人亦战，不胜聚死，不战死归亦为倭主所杀。倭妇甚烈，不可犯，幼岁取犀角刓小珠种额上，善水不溺。倭刀极利。地高险难入，可为战守计。” [1]（P95-96）“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区宇。地形广长数千里，风俗好佛颇富庶。土产甚夥并产马，舶来中国通商旅。徐福庙前秦月寒，倭有徐福庙。”[1]（P96）

日本在东海上，为孤立的狭长海岛链，有五十六个洲，地高险要。这与今天日本具体情况基本相符。关于日本风土人情方面，郑思肖认为日本人性格凶悍、不怕死，女人性格刚烈，宁死不屈；大人小孩善于游泳；信仰佛教；土产丰富，盛产马匹；小孩子额头上佩戴着用犀牛角割成的珠子。苏轼《赠上天竺辩才师》云：“我有长头儿，角颊峙犀玉。”[18]（P61）由此看来，宋代中国和日本都有在小孩子额头上悬挂用犀牛角做成的饰物。探讨个中缘由，可能跟犀牛角的药物功效有关，犀牛角在古代有“灵丹妙药”之称，具有强心、解热、镇惊等作用，可以治小孩多种疾病，如明代董宿《奇效良方》犀角散：“小儿疮疹，不恶寒，但烦躁，小便赤涩，多渴，或赤斑点者：犀角（镑）、甘草（炙）各半两，防风二两，黄芩半两。上为粗末”；又如清代吴世昌《奇方类编》八珍丸：“治小儿热痰、声哑、心神不宁、急惊等症。 犀角、羊角、朱砂、白茯苓、胆星（炒）以上各七钱。”四郑思肖地理思想特色

（一）三教合一的地理观

郑思肖的《答吴山人问远游观地理书》是他步入晚年之作，也是他儒释道贯通融会之时，他的地理思想特色，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特点。首先在措辞上。郑思肖阐述自己地理观时既有儒家、道教的术语，也有佛教的语言特色。“道家谓，五岳之外别有五岳；邹衍谓，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列子谓，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于天地者乎；释氏谓，南阎浮提为四大部洲之一，婆娑世界为华藏二十重世界中、第三十重诸世界之一。”[1]（P272）其次，在堪舆的问题上。郑思肖的堪舆地理思想特别强调对“阳”、“火”的推崇，这也是他理论核心“真阳生意”的前提：“地乃阴物，乃寒物，乃查渣物，而于阴寒查渣中，得阳和精华之妙，非实而何？非真阳生意而何？”[1]（P258） 郑思肖之所以强调“尊阳”和“崇火”，主要因为宋朝之“火德”，其儒家情怀可见一斑，与此同时，正“游于佛”的他，援用佛教“虚空”等概念来阐述问题，“大地来龙，天地人万物阴阳、虚空根蒂而已”[1]（P271），儒释道三教合一特色鲜明。（二）人体结构相统一的地理观

郑思肖在哲学、文学、地理方面的成就跟宋明理学之“心学”不无关系。如果他的文学著作《心史》是一部以“心”为核心的史诗，那么他的地理学是将“吾心”与大地之心，以心契心的学问。“今子挟地理学而游，且誓以大地之心为心，是知所立心矣。……子果能誓以大地为心，则子之为子亦溥亦。……直将身而为大地，剖大地心髓，涤剔而细辩之。大地虽茫芒，然尽落在吾子双眼中。”[1]（P243）大地、人皆有“心”，将大地之“心”为我“心”，将我的身体与大地身体合一，大地的一切将尽收眼底。因此，在他看来，地理学的奥妙在于从人出发、从“心”出发，以心契心、以身契身。“人，又天地中一细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机甚微，其气甚深，其体甚真，其用甚溥，可以与天地并，而参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犹吾身也，地亦犹吾身也。”[1]（P254）天地人都有相统一的结构，因此他在阐述地理问题时，常常用人体结构做比喻，“此真阳生意，实自深深地底根源而来，与人之一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远远自下丹田、任、督、维、足乔诸脉根源而来，见于骨节皮肤之上，而为穴之势颇同”。[1]（P258）（三）与爱国情操相统一的地理观

郑思肖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国情感，“其父郑起，终生从事教学，为人正直，不愿做官，但颇有爱国之气节。思肖二十二岁丧父，母楼氏对他耳提面命，希望他‘唯能学父为法’，所以他自小就深受父亲爱国思想的感染。”[19]（p20）宋亡后，隐居平江（今江苏苏州）。坐卧必向南，誓不与北人交往，因号所南。

郑思肖把“真阳生意”作为其堪舆思想的理论核心，不仅体现他对儒家思想的认可，更多的是他爱国情操的表现。五德终始论为战国时期著名阴阳家邹衍所创，郑思肖认为大宋跟两汉一样属于火德，并且大宋乃居“中正”之位，这是“地偏不正”的元朝所不能代替的，相信大宋王朝能离而复合、失而复得，“历数永无疆”。正如他在《大宋地理图歌》表达的那样：“混沌破后复混沌，知是几番开太极。四分地偏地不正，中天地中立中国。神禹倒海顺水性，太章步地穷足力。悖理汤武暂救时，谋篡莽操大生逆。离而复合合复离，卒莫始终定于一。粤自炎帝逮唐尧，两汉大宋传火德。我朝圣人仁如天，历年三百犹一日。”[1]（P94）又“真火，即真阳生意也，为三才万物立深深之寿根也。”[1]（P261）在他看来，真阳生意就是真火，因此把真阳生意作为其堪舆思想的核心，既表现了他对“火”的推崇，同时也表现了其爱国的情操。

总之，郑思肖的地理思想是一种三教合一、人体和大地相统一、信仰与爱国相结合的地理观，体现了相与合一的特点。他在论述地理相关问题，常常以道教（家）为基础，援用佛、儒两家术语加以论述，某些观点由于受到佛、儒的影响，出现了比较折衷的看法，这些都是其地理思想的特别之处。作为“大宋不忠不孝”孤臣的他，其地理思想怀有浓厚的儒家情结，比如对赵宋“火德”的认定，与其“尊阳”和“崇火”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真阳生意”作为其堪舆思想的核心，他的其他地理思想也是围绕着赵宋复兴和对元军的痛恨而展开的，可以说郑思肖的地理思想是一种以道教（家）为基础，以儒家为动机、以佛家为旁引、将身体与天地相统一、将信仰与爱国情操相结合的地理观。[参考文献]

[1]（宋）郑思肖.郑思肖集[Z].陈福康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道藏[Z].第10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3]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3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4]何晓昕.风水探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张君房.云笈七签[Z].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8]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4）：380-384.

[9]十三经[Z].吴树平校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10]董坚峰.关于黄河河源问题[J].人民黄河，1979，（3）：79-84.

[11]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A].李国豪等.中国科技史探索[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73-299.

[12]饶宗颐.梵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3]周运中.《山海经》昆仑山位置新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4）：127-133.

[14]王玲等.关于黄河源头的界定[J].人民黄河，2009，（1）：12-14.

[15]（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Z].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日）河竹繁俊.日本演剧史概论[M].郭连友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17]（明）宋濂等.元史[Z].北京：中华书局，2000.

[18]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Z].第7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9]詹石窗，释道林.所南砺志寄醉乡——论郑思肖诗歌的道教意蕴与艺术境界[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