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哈佛校长，不是女校长

2015年春天，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第二次访华，受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并在清华大学演讲。68岁的福斯特是哈佛大学379年的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校长，她时常纠正别人：“我是哈佛校长，不是女校长。”而她的不拘一格不是从当上哈佛大学校长那一天开始的，可以追溯到童年……

<<<9岁时给总统写信，呼吁种族平等

从福斯特记事起，母亲就告诫她：“这是个男人的世界，亲爱的，你越早知道这一点就会过得越好。”

福斯特出身名门，曾祖父是参议员，她的父亲、叔叔、两个哥哥以及很多男性亲戚都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家庭的淑女教育没把她培养成名门闺秀，反而让她长成了一个“叛逆女孩”。

儿时的养尊处优并没有让她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对于身边的不公平她异常敏感：白人不能和黑人握手;白人在餐厅吃饭，黑人在厨房吃饭;白人女孩大多衣着光鲜，黑人女孩往往衣衫褴褛……不只是停留在疑问阶段，9岁的她瞒着父母，写信给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如果我将脸涂成黑色，那么任何像公立学校之类的地方就不会接纳我。但实际上我的情感并未有任何变化，改变的只是肤色。”在信的最后，福斯特这样写道：“艾森豪威尔先生，求你做点什么吧，求求你了，这样所有的孩子就能一起去上学了。”

不久，福斯特收到了总统的亲笔回信。多年后，福斯特已经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一天，她想去追踪一下当年写给总统的信现在在何处，因为那是她“本能地反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习俗，并终身致力于思想变革的最初萌芽”。在堪萨斯州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里，福斯特看到那封信静静地躺在总统的文件夹里。

尽管如此，父母依然没有放弃想把她培养成淑女的教育目标。可花了巨资送她去俱乐部后，她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学缝纫、装罐头，而是和男孩子一起养牛、养羊。1965年，她放弃期中考试，去参加声援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游行。

福斯特一直向往普林斯顿大学，但是由于当时普林斯顿大学不招收女生，她只好进入女子大学布林莫尔学院学习历史。大学里，作为学生会的领导人之一，她终结了“普莱依托”。（所谓普莱依托，是校方专门针对女学生的各种不平等规定，限制外出、不可以晚归等。）福斯特以极富感染力的演讲，让女生们意识到这种不公平，一次又一次地与校方谈判，直到这些规定被取消。

<<<重要的不是性别，而是我能做什么

2001年，福斯特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研究院的前身是1999年并入哈佛大学的女子学院。她一上任就调整管理和组织机构，吸引新的捐助，裁掉了1/4的员工。因为大刀阔斧的改革，福斯特被称为“电锯德鲁”，研究院很快位列国际学术机构的前沿。

2007年10月12日，哈佛大学迎来了第一位女校长福斯特。哈佛大学以自由精神著称，但历史上它更具有男性精英色彩：直到1946年，才有了第一名女学生;1963年，女生才有了毕业证书;1972年，女生才能住校;福斯特的前任劳伦斯·萨默斯校长，因为公开发表歧视女性的言论被迫辞职。对这位女校长的到来，很多人认为这个任命是对此言论的修正，而不是因为福斯特本人的成绩。对此，福斯特不做解释，她觉得，人们可以这么说，没关系，重要的是自己能做什么，是不是称职，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有力。

福斯特的到任，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影响。她收到了来自中国、印度、法国等很多国家女性的来信。她们说：“现在我们知道没有什么能限制、阻挡我们。”福斯特还就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发表的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的言论做了一些回应，调查了哈佛大学自然科学领域女性的学术、授课情况，了解她们面临的压力，提出了女性如何进入研究领域的建议。调研之后，福斯特更加确信：女性无所不能。

处理完前任离职后的混乱局面，福斯特又不得不谨慎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校产一夜之间蒸发120亿美元。她一方面千方百计缩减预算开支，一方面聘请校产基金总管，最终力挽狂澜，将校产基金从2009年初的260亿美元升至2012年初的307亿美元，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1年度增长最迅速的校产基金”。

时至今日，她对男女平等这个命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校长8年来，我明白了自己应该欣然接受‘我是哈佛大学女校长’这个事实。我周围的人应该理解，这个领域的其他工作者可以拥有和我一样的工作和位置，可以坐上比我还要高的位置。这不是性别的问题，而是你能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

摘自《读者·校园版》2015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