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发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反映着人类对世界以及自身存在的思考。随着哲学研究中心的转移，西方文论发生了两次惊人的变革，实现了两次重点的转移。第一次是从作者的中心地位（浪漫主义和十九世纪转移到文本中心（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否定了作者意图论，把文本作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要依据；第二次则是由文本中心向读者中心的转移，即读者反映批评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德国康斯坦茨的接收理论就是读者反映批评范式中的典型代表。该理论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的现象学与阐释学位理论基础，以读者的阅读接受实践为依据的独立自足的理论体系，其主要代表人物为伊塞尔（Wolfgang Iser）和汉斯.赫伯特.尧斯（HansRobert Jauss）, 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对文本意义的阐释
接受理论认为，唯有当作品作为阅读对象时，文学才获得其本质性，才构成意义，文本的意义是阅读的产物。伊塞尔说“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隐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文本不再是客观不朽的封闭的文学艺术作品或者说是作家思想意志的物化形式，而是一个蕴含“意义空白”和“未定性”的呼吁读者阅读的召唤结构。文本的“意义空白”和“未定性”构成了文本的开放型结构，成为连接文本与读者的桥梁，它们充满着各种潜在因素，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它们激起读者相应的艺术感觉，召唤读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赋予未定性以确切含义并填补意义空白，实现具体化。文本的这种开放性使得读者的创造性得以释放，从而使文本的意义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
2．读者的中心地位
尧斯把文学史当作“读者的文学史”，并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所谓的“期待视野”，是指“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时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包括迦达默尔的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两方面的内涵”，即文化修养、心理素质、个性气质、知识水平、生活阅历、审美情趣、鉴赏水平等。读者和文本的对话即是读者期待视野和文本视野的碰撞沟通，构成“视野融合”，意义随之而生。因此，不同时代对特定文学文本的理解，总是受到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迁，会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学文本的理解、阐释和评价产生差异。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是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使作品意义现实化，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学文本的理解会因其期待视野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然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因人而异，因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所以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就应考虑到当时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趣味及接受水平。 因而，文学阅读（接受）是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文学阅读“被认为识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对象，以读者为主体，力求把握文本深厚意蕴的积极的能动的阅读和再创造活动，是读者在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属性或信息的主动选择、接纳或扬弃”。
谭恩美的作品始于她的处女作《喜福会》，随后是相继问世的《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等。几部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移民美国、传统保守的中国母亲和完全“美国化”的女儿从误解对立，又经由岁月磨砺，逐渐和解融合的故事。 她的作品面对三种读者：(1)非中国语境中的读者,在美国,他们代表白人主流文化,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陌生的；(2)在异己的(或者异质环境和异己血源的)主流文化中作为边缘或少数民族存在的华人读者,他们是生活在移民国家的中国人,包括第二代移民；(3)生活在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因而，在美国、英国、瑞典、德国等地对她的作品进行了热烈的批评和讨论，同时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由于这三种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具有的文化身份不同，生活阅历不同，审美情趣不同，鉴赏水平不一，对谭恩美作品的期待视野也不尽相同。
(1)非中国语境中的读者
他们代表白人主流文化,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陌生的；加上西方人习来以久的偏见,他们眼中的东方人是纵欲、懒散、残忍、堕落、野蛮、落后的民族将东方置于其意识结构中，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缺乏理性、撩人色欲、暴政专制、异端邪教。谭恩美的作品的基本故事情节和主题则刚好符合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这种固有的看法。
华裔女作家谭恩美身处第一世界的文化圈内,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统。面对西方他们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而面对东方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 。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民族身份和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她们依靠自己独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利用从父辈那儿继承来的文化遗产, 以白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 对中国文化、华人形象进行疏离、歪曲甚至丑化。作品中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饮食习惯、婚嫁礼仪等中国文化都带有一定的奇异、原始、神秘、落后的色彩。《喜福会》中父权制压迫下苦苦挣扎的母亲群像，弥漫着“迷信”色彩的中国文化习俗和她配以图解的，在国内图书馆都很难找到的两部儿童故事《中国的暹罗猫》和《月宫娘娘》中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官僚形象等都在某种意义上重现了西方人心目中固有的“中国文化原型”和“中国人原型”。 由于谭恩美作品的“基本故事情节和主题与西方读者的集体无意识不谋而合”，也由于“蕴含在这个原型故事中的东方主义意识迎合了西方主流读者群的窥视欲和纡尊降贵的施恩心理”。她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她的《喜福会》成为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被译成20多种文字广为发行,她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是一个具有罕见的打动人们心灵的奇妙的作家”。她讲述的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之间的故事是那样如此打动主流话语的读者以至于英国评论家佩勒克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不知道是文学上的转机,还是读者心理上的因素, 有关美国华人母女关系的故事似乎在全世界已经赢得读者专利权。”2001年3月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的女儿》面世不久,评论界就给予高度的评价。批评家基米·爱德华兹认为:“谭新近出版的小说是她几本书中最好的作品,对母女之间痛苦而复杂的感情和男女间微妙而又尴尬的关系方面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前一本小说(《喜福会》)。”出版商们在谭恩美几部小说的扉页上轉载了许多报刊杂志上的读者评论。谭恩美作品中的风水文化、封建夫权、妖魔鬼怪等无一不撞击着西方人的眼球，她将扶乩、占卜、生肖相克、阴曹地府，“龙骨”乃至书法这些在西方人眼里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华夏文化词语，招聚拢来。一番嫁接、拼合、组装，它们即如同被施过魔法的精灵，来回穿梭于字里行间，翩翩起舞，成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铺陈一方气场，成为作品的最大卖点，极大地迎合了西方人的口味，构成了“视野融合”。
(2) 在异己的(或者异质环境和异己血源的)主流文化中作为边缘或少数民族存在的华人读者
他们是生活在移民国家的中国人。他们所出生在其中的民族的文化印记难以在他们身上抹去,他们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们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而且由于在美国历史上，华裔大多数被局限在洗衣、饮食、仆佣等“女性化”的职业，因此在美国文学对华人及华裔的再现中，华裔男性一直被女性化，这种女性概念化形象一直是华裔耿耿于怀的一个主要问题。赵健秀等华裔作家对西方话语“阉割”华裔男子极为不满，对华裔男子丧失主体性表示担忧，努力想恢复自己作为华裔种族的主体性地位。他们认为谭恩美她们笔下的文化中国形象，其所包含的儒家价值伦理与外延的社会交往礼仪和风俗习惯，散发着浓重的苦涩味；她们在作品中宣扬女性主义，强化了中国妇女在封建统治下的男权社会里的失语状态；加深扩大了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同时有意无意地把华裔男人描写成了残忍低能只会欺负本族裔中女性的男子汉形象。作品中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饮食习惯、婚嫁礼仪等中国文化都带有一定的奇异、原始、神秘、落后的色彩。父母与子女，人与人之间缺少西方式的爱意。因此谭恩美的作品中都多少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感与厌恶，使人产生西方优越, 东方落后、原始的印象。有意夸大了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仰慕。
来自香港定居美国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家周蕾在《书写移散：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干预策略》一书中提醒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要以自省的态度“抵制移散的诱惑”。周蕾尖锐地指出，不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虽说看似在表现研究第三世界，却是为其在西方的学术地位和前途服務，真正的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无关痛痒。当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背对中国，向西方主流文化声称替中国人讲述中国的故事，并且得到西方主流文化欢迎并褒扬有加的时候，双方并非是出自对中国真正的关注。前者需要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ing)的话语获取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进入主流文化；而后者则鼓励前者以本土证人的身份证明东方主义的正确性，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换言之，新东方主义收编了来自东方的盟军，老式的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内纳入了听似真实的自我东方化话语。
以赵健秀为代表的华裔男性竭力声讨汤婷婷、谭恩美、任壁莲等女性作家，指责她们的文学是“假”文学。他们认为她们有意扭曲了中国历史传说；夸大了父权制度下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现象，将中国社会描写成极端的厌女社会；讨好白人主流社会，对华裔男性进行阉割，女性化、同性恋化描述，迎合了白人心目中的种族刻板形象；在华人男子备受白人蔑视的情况下，揭发、批判华人男子对妇女的态度，无异于助纣为虐，削弱了华裔抗击白人种族歧视的战斗力等。斥责她们是冒牌华裔作家，专门为谄媚白人，丑化华裔男性而写作。在他们看来，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不是华裔美国男性在反抗种族主义斗争中的同胞盟友，而是内化了种族歧视观念与种族主义者沆瀣一气的敌人，是华裔美国的叛徒。在这里，文本的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了碰撞，由此产生的文本意义与西方白人读者阅读后所产生的文本意义是不同的。
(3) 生活在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中的读者
由于他们熟知中国历史, 对中国传统文化了如指掌; 再加上他们生活在中华民族文化语境的国度里,不存在被边沿化或处于失语状态的危机, 没有亲身经历过“西方话语霸权”和“西方至上”的种族歧视。他们对于谭恩美作品的接受采取了一种更加理解与宽容的态度。他们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强调文化之间既有碰撞和冲突，也有消解和融合，提倡文化身份认同随着语境和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有的认为华裔文学对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利用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它帮助这些缺乏中国本土生活体验的华裔作家在小说叙事中构建出中国语境,在现实的层面上也是一种策略,是华裔文学从现实与心灵上自我塑造的一个页面。即借助于民族传统文化来确立自己的价值与文化权利,而避免消失在美国主流文学中。另一方面,它说明了华裔作家的民族文化天性与冲动,书写了民族绵长的记忆。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丰富意象总是带有强烈的文化属性的。 一个中国作家可能会在其小说中借用阿拉丁飞毯的故事,一个西方作家如伏尔泰也可能会借用中国《赵氏孤儿》的故事,但其中表现出来的不外乎是东方主义情调。而在华裔文学的文本中,中国性是不可能从中剥离出来的。还有更重要的方面,华裔文学对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利用展示出华裔文学对文化中国认同的一种特殊途径,即主动地在文学叙述中整合中西文化资源,整合现实与文化理想间的差异,这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书写和文化交往,不无有益的启示。
对于谭恩美作品中文化中国的众多原始的、怪异的描述,有人认为这样一种最原始的描述是返观自我的生存状态、剖析自我的存在本源的另一个折射面与对照点,它寓意着对东西方区别的打破与超越。例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邹建军教授就持肯定观点。他认为其东方神秘意象符合华人民间生活的历史真实情形,也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现象的真实写照,更是小说艺术真实的本质要求;其小说中的东方神秘意象虽然不是对完整的东方社会现实或神话传统的描绘,但它是作为一种基本线索与文化精神而成为其小说中一种整体性形态而存在的。东方神秘意象的呈现既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式审美趣味,也不是为东方主义理论提供脚注,而是作家追寻独特艺术构思与独立艺术品质的体现。对东方神秘意象的呈现,像一条线索完整地呈现于《接骨师之女》的始终,如一种精神渗透于小说艺术的整体,并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东方神秘意象在谭恩美的小说中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讲只是一种事件、一种支离破碎的现象,或者说只是一种有关东方民间文化的知识性内容。小说中的三代女性,正是在灵与鬼的面前,才充分而完整地呈现出自己的感情与整个心灵;小说的具有东方色调的艺术风韵与艺术风格,小说的深厚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在作家对东方神秘意象的建构中实现的。
程爱民与张瑞华则认为中美文化从对立走向融合是谭恩美的梦想和追求,也是包括谭恩美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华裔作家的美好愿望。于是,他们视消解中美文化之间的对立、促进两者之间的交融为己任,试图用他们的笔在太平洋上空架起一座连接中美两个国度的文化巨桥。谭恩美在《喜福会》这部作品中,站在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 将个人、家庭的经历放大阐释为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程, 既看到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 又看到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她在作品中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把东西方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过程, 通过对母女两代人之间的误解、冲突到沟通和理解的描写,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谭恩美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她在作品中对于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消解和东西方文化最终走向融合的信念,给予我们以启示。我们相信:中美文化的相互理解与交融是文化与社会、时代共同发展的趋势,人类在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景观的基础上必然能够融合。
当然,对于谭恩美作品的接受, 中国本土读者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的认为谭恩美的小说以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母女冲突、婚姻矛盾为切入点,管窥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沟通,着眼于全球视野下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同时也传达出新生一代美籍华裔对自己身份不确定的困惑之感。谭恩美的华裔身份使她以不融入主流之内的边缘视角,书写了一种既是表现“他者”又是“自我”呈现的文学景观,在“他者”与“自我”的互为纠缠中凸现了华裔话语体系里东方主义的两难境地。陈爱敏先生认为: 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民族身份和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中国文化、华人形象又有疏离、歪曲甚至丑化等现象。他们身处第一世界的文化圈内,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统,“面对西方他们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而面对东方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因此,为了摆脱他们在西方的失语与无根状态,他们依靠自己独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利用从父辈那儿继承来的文化遗产,以白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甚至“东方化”中国、中国文化和华人移民… 不难想象,在受西方饮食文化清规戒律的约束,怀有种族偏见的主流读者面前,黄玉雪、汤亭亭与谭恩美对中国饮食文化与西方饮食文化差异的“详尽”描述,不管无意还是有意,客观上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华人移民,推而广之中国人/东方人的饮食习惯原始、怪异,与美国人/西方人是格格不入的。她们的建构,与萨伊德提出的“东方主义”不谋而合,进一步强化了东方人的“他者”形象。
可以说谭恩美的作品体现了边缘的华裔话语体系在“他者”与“自我”互为指认中的两难之境。在读者接受理论视域下研究它们又无疑受到作品本身这种尴尬境地的影响，从而产生各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这样的一种矛盾在研究尚不成熟的今天是不可避免的，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美华文学的无穷魅力。接受亦或是不接受没有绝对定论，关键在于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找到看待文学的成熟心态以及达到理论研究的和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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