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地处我国东南部的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创造并大量使用那种表面上拍印有各种纹饰（包括几何形图案）的陶器、釉陶器和原始瓷器，这就是考古学上所称的印纹陶。从考古学上看，以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核心的早期古文化是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特殊而重要的一环，是中华文化统一体形成之前多元格局中相对独立的单元{1}。
关于南方地区印纹陶相关问题的讨论，学界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其中尤以1978年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成果最著，它对于南方地区几何印纹陶的特征、发生、发展、序列、分期以及与中原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社会性质、族属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探，同时，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江南地区印纹陶的诸多学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关于江南地区印纹陶的研究随着相关考古资料的发现以及新理论、新方法的使用，有关方面的研究随之进一步深化，我以为这其中又以彭适凡先生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和吴春明先生的《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两部专著为代表，其均运用考古学材料综合而系统地探讨江南地区古代文化史上的印纹陶及相关学术课题，其见解独特，成果斐然。当然这一时期，在这一学术百花园中，百花争奇斗艳，诸多具有相当学术造诣和水平的论著，亦为此专题研究增添了光彩，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本文在开展讨论之前，有必要对江南地区印纹陶的时空概念作一界定。从文化的时间层面看，南方地区印纹陶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衰退于战国至秦汉，它的发展鼎盛以至衰退，大体与商周青铜工艺的盛衰一致。从文化的空间层面看，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其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关于我国这一时期南方地区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有的学者主张划分为四区，即江、浙、皖地区、闽台地区、江西地区、广东地区{2}。亦有学者根据这一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前后的考古学文化在内涵构成与发展进程等方面出现的明显的地带性差异，划分为长江下游的平原盆地地带，这一地带包括以太湖、鄱阳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平原、盆地，是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发展的第一地带；沿海丘陵山地地带，这一地带包括以珠江闽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桂、琼及浙南沿海，地处武夷—南岭以东以南的丘陵山地，是东南地区早期古文化发展的第二地带；海岛地带，这一地带包括台湾及附近岛屿，这一地带是东南古文化发展的第三地带{3}。我们认为，划分为七个区域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七个区域是赣（江）鄱（阳湖）区、太湖区、宁镇区、湘东与湘南区、岭南区、闽台区以及粤东闽南区。对于上述各区的文化分期、特征、性质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已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本文拟就南方地区印纹陶与环中国海的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关系作一探讨。
一南方印纹陶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
台湾与祖国大陆文化的关系，可以上溯到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如果从地质、古生物史看，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还可追溯到更加遥远的时代。
1、据我国华南区地质学资料，在第三纪与第四纪之间，台湾与大陆紧相连接{4}。更新世初期，福建与台湾仍连成一片，大陆华南地区的古人类和动物群可以通过台湾海峡这一低洼陆桥进入台湾。在台湾第四纪地层中发现的剑齿虎、犀牛、古鹿、野马、古牛等哺乳动物化石，就和南方各省发现的更新世动物群一致，均同属于华南地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系统{5}。陈存洗先生在《旧石器时代闽台文化关系》一文中又明确提出了“东山陆桥”这一概念，并通过地质学和考古学的证据，论证“东山陆桥”是古人类迁徙台湾的最佳通道{6}。
更新世进入台湾的古人类，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发现的“左镇人”头骨化石，据研究，它有可能属于“北京人”的一支，与“山顶洞人”的时代相同，距今约三万年前{7}。有学者根据对华南地区诸如云南禄丰和开远、贵州桐梓、广西柳江和来宾以及广东马坝等地出土的各阶段人类化石的比较研究，又提出了“更可能是元谋猿人的后裔”的论断{8}。此外，在台东县长滨乡樟原村（土名八仙洞）发现旧石器晚期遗址，即所谓“长滨文化”，前后出土打制石器达六千多件，骨、角、牙器一百余件。出土的石器，无论其基本形制或制作技术，都与大陆华南地区很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没有多大差异，尤其和湖北大冶石龙头和广西百色上宋村出土的更为相近{9}。张森水先生通过对比认为台湾台东县潮音洞等出土石器的制法与贵州猫猫洞出土砾石打击法是一致的，均以锐棱砸击法制作为主，并以此推测两者间存在过密切的文化关系{10}。福建旧石器的发现，亦证明闽台两地在旧石器时代至少有两次较大的文化交流。第一次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樟州莲花山时期与台湾长滨文化早期的文化交流；另一次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全新世初期，即樟州文化时期与长滨文化后期的文化交流，考古学证据表明，台湾地区旧石器文化是大陆旧石器文化东传的结果{11}。“长滨文化”的发现，清楚表明台湾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渊源于祖国大陆{12}。
2、自更新世末和全新世以来，尽管由于海水上升，形成了台湾海峡，但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台湾沿岸等地有人类繁衍的良好环境，海峡两岸的原始居民，并不为海峡所阻隔，依然有密切的文化联系。
1964年，台湾考古工作者在台北八里乡大坌坑发掘了一处极重要的贝丘遗址，被考古学家命之曰“大坌坑文化”{13}。属于大坌坑文化的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有石斧、两端和腰部打出缺凹的网坠：磨制的有石锛（有的在两侧上下之间磨成一个凹槽）、长三角形中心穿孔的石镞等。石器形制一般较小。陶器多是夹粗砂红褐陶，手捏而成，胎壁粗厚，通常在0.5厘米左右，有的唇部可厚到1厘米上下。器形有瓮、罐、碗等，有的器形还附有柱状把手和根部带孔的低圈足。器表一般多在颈部以下拍印有粗、细绳纹，唇或肩部则往往饰较规整的双线刻划纹。有的在口沿或器表涂红色彩饰。这种以打、磨石器和夹粗砂绳文陶并存为特征的大坌坑文化，代表性的遗址除大坌坑下层外，尚有台北圆山贝丘下层，台南归仁乡八甲村及高雄林园乡凤鼻头贝丘遗址下层等。从文化内涵考察，打制石器以砍砸器为主，多有夹粗砂绳纹陶，以狩猎、捕鱼、采集为主的经济活动，等等，与广东潮安陈桥、海丰北沙坑以及广西东兴诸贝丘遗址都有不少相似之处。
大坌坑文化在台湾地区分布较广，内涵复杂，时代可能也有早晚之别。从大坌坑遗址下层出土有磨制的石锛，陶器种类较多甚至还有圈足器，以及拍印和刻划的纹饰较为规整等因素看，与陈桥贝丘、福建金门富国墩贝丘诸遗址的文化内涵更接近，当是一种拍印技术有着初步发展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大坌坑文化的年代，据碳十四年代测定，为公元前5480±55年{14}，树轮校正为公元前4350±450年{15}，即距今约六千至七千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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